这都只是1922年上海滩股灾的一个小插曲。从该年年初开始，股票抛售即成风潮，泡沫破碎，证券交易所也陆续倒闭，在上海滩靠炒股赚得瓢满钵满吃喝嫖赌抽的蒋介石，也一夜沦落成狗，开始考虑重回广东，再举革命义旗了。说起来，蒋介石算是因祸得福，如果股市一路莺歌燕舞，他怕也对孙中山的召唤无动于衷，就没有以后的蒋委员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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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上海北浙江路慎裕里的罗某，是个洋行买办。1922年股灾来时，他损失了8万余金，被债主追讨得紧，在一月的一个晚上，跑去城内九亩地母亲的住所，吞鸦片烟自尽，未及抢救，遗留下子女和妻妾，就撒手人寰了。罗某逝后，他的小妾即从沪宁车站附近迁入老宅，但却不能被罗某的正室所容，也选择吞食鸦片，所幸佣人发现及时，才未丢掉卿卿性命。
冰火两重天。如果将时间倒溯百日，在1921年九十月间，上海滩的股市还是那么欣欣向荣，一个月内有七八十家交易所成立。按《申报》1922年1月18日的报道，其中一家“股资最大中外合办之某某交易所，其时人心热度过高，已经筹备成立，股本收缴甚速，其中股票皆为各发起人自占多数，尽其力量吸入”。鼎盛时期，该所股票每股达到二三十元，但没过多久就跌掉了三四成。其中的一个发起人，因年关将近，资金不能周转，一日连喝了六杯白兰地酒，“意图自戕，以了残生”。只因周边人觉察有异，才阻断其醉死之想法。此人后居其小妾处，“对人神经错乱，惟有哭泣。”
设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的中国证券交易所，原也风头无限，1922年因亏损，在股东开会后，也于年关前决定解散了。筹备中的亚洲物券交易所的发起人，因发起人与当时陷入危机的合众公司风潮有牵连，导致拟议中的开幕式还没举办，就宣布关门大吉了。
每日的股票交易量陷入新低，大多经纪人都已结束运营，准备过年了。而这注定将是个难捱的壬戌狗年。
资料图：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
蒋介石在上海滩炒股那段，是跟着张静江、戴季陶混，一起做多头，低进高出。股灾来时，当时操盘多头公司的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洪善强也被逼自杀了。
洪善强，宁波人，是国货维持会会员，在香粉弄设立国货字号的店铺，专卖国产棉织品、软席等物。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他即出任第25号经纪人，专营证券一部，亲身体验市场买卖，不到一两年即声势大振。《申报》称其在1922年前开始大做多头，组织大公司一方抬价，暗中趁时售出。
“不料此次该所交割因起风潮，洪先期将某某等客户作证金之本所股数千股私行售去，计值元五十余万，托其友人某潜存外商某银行，意图他谋，不料其友与该客亦系至好，将情泄告，致前途备银赎还原股事机败露，洪无可应付，避往友人处，于前晚潜服鸦片烟膏，乘汽车回家，旋至六点二十分毒发身死。”在1922年3月2日的报道中，《申报》称洪善强实为此次股票风潮之多头公司的中坚分子，“操纵垄断，作孽不少，亦天道好还之报应也。”
和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关系甚大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除了洪善强之外，还有一人在股灾中死亡——194号经纪人黄鱼廷，此人同时在日夜市交易所任78号经纪人，与南京交易所也有关系，算是个神通广大之人，但在四月初被发现暴卒于寓所。“口中流血，外间有谓其吞金而死云。”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被该所的经纪机构恒丰、恒大两号告上了法庭，称其拒不返还35万元的保证金。租界的公共公廨6月13日要求该所理事长虞洽卿及各常务理事，将35万余元缴存公堂，听候审理结果。但虞洽卿等人并不按期照办，还带着律师请求公廨免缴具结。
庭审时，被告的律师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各理事大都是商会会员，当不至于逃避，且这笔款项已交与经纪人公会，该所也已与外国公司合并，财产做了抵押。原告律师则对此表示反对，称证券物品交易所号称有1000万股本，则此区区35万元之款，拿出来没任何难度。所谓将款交与经纪人公会，不符合该所办事章程第59条。至于与外国公司合并，恐也非事实。这35万都是原告应得之款，理应归还。
审理该案的中国谳员与英国副领事退入休息室商议了5分钟后，即宣布判词：原被告于7日内商议和解，如和解不成，原告恒丰、恒大各交5000元铺保，被告则需遵照6月13日的要求履行——即将35万余元缴存公堂。
结果是，原被告和解不成，而被告虞洽卿等人继续拒交相关款项于公堂。由此可见虞洽卿在上海滩的行事作风。
第二次庭审时，虞洽卿方的辩解理由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在3月份与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合并。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是1921年10月在意大利领事馆注册，股东大多数是意商，合并案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将一切财产都抵押给了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抵押与合并合同俱在。现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所占股份为60%。今年2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停止营业后，经调停，交给经纪人公会100万元。这100万元中有一部分是由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向远东银行借垫。所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财产，现在应归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执管。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既属意商，所以虞洽卿等人无权处分其财产。
虞洽卿方还称，两名原告欠其25万元，并反诉恒大、恒丰违背契约精神发起诉讼，要求赔偿400万元。
恒大、恒丰方代理律师毕士敦则称，被告今日所提证据，上次皆可提出，为何上次不提而必于今日始提？（言下之意，被告有伪造证据嫌疑）何况，虞洽卿方所欠35万元保证金，是在2月底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割时应偿还款项，即便真有合并案，也是发生在3月，在合并案前就应归还。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有限公司，按该公司章程，应有保证金存储银行。想来该所保证金尚在银行未转移，因提请公堂对其执行假扣押。另外，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虽将财产送与意商，但原告对其仍有控诉之权，所谓因此遭受400万损失以及原告欠彼之25万元，均是原告起诉五星期后发生的事，应予驳回。
公廨的法官采纳原告意见，要求虞洽卿等人必须先将35万元先缴存公堂。
虞洽卿是否将35万元先缴存公堂，以及该案的最终审理结果，暂不得而知。查当年报章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股灾过程中惹官司，绝不止这一起。那一年，虞洽卿的商业运营的确陷入困境。不过，他很快走出低谷，第二年即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继续呼风唤雨。
但很多小人物，却没有那么容易走出。比如有个叫吴振声的“跑街伙”，因投机失败，无力偿还债务，所以私收客账，营私舞弊，共计亏欠500余元。被客户发现理论，他置之不理，终被扭送法租界公堂，以“监守自盗”名目判监6个月。
在此期间，负债累累的蒋介石通过虞洽卿拜入黄金荣门下，度过危机，而后南下广州，与孙中山重建亲密关系。蒋介石实是1922年股灾获利最大之人，如果没有这次经历，他在上海滩继续吃喝嫖赌抽，不消三年，孙中山病逝，在民国革命史上哪里还有他什么位置。
股灾凶猛，尤其在一个原本动荡的年代，亏空会激发部分人革命的决心。炒股失败的蒋介石即因此机缘南下继续效忠孙中山。他到广州不及两年，即逢黄埔军校建立。军校校长原拟议为程潜，后改为蒋介石，其筹建过程艰辛备至，以至于蒋介石打了退堂鼓，折回上海。虽然上海滩仍有虞洽卿、黄金荣这些大佬，但蒋介石辈分太低，再起终归乏力。彼时也看不出孙中山能有多大作为，但到底会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彷徨犹疑的蒋介石，由此再度挤入革命的洪流，而这一次的不归路，还得从1922年股灾谈起。
就是这样，经济基础的震荡有时比意识形态的洗脑，更能影响个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