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延安窑洞前目睹了这样的场景：毛泽东一边蹲在菜园里一边还在研究和思考工作，周恩来用铅笔在粗草纸上批阅文件，朱德正与农民比赛挑水……通过外国记者的笔触，一个个真实、立体的中共领导人形象向海内外展示。
群众视共产党人为“自己的领导人”和“意志的代言人”——
1936年6月，斯诺抵达陕北，历时四个月走访军民、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最终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关于毛泽东，斯诺在来延安之前听说过多种版本。通过近距离接触，斯诺确信：他是一个精通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博览群书，对历史和哲学有深入的研究，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让人印象深刻，对于工作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在斯诺看来，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党的领袖，“更是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至于周恩来，有着“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中共领导人及其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璀璨的红星，不仅照亮了中国的西北，也必将闪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1946年，在与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的交流中，毛泽东说出了著名的“纸老虎”一词。斯特朗感慨：“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贴切而充满诗意。”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写在一张纸条上的。1937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深入探究“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透过她的文字，透过不少进步的外国记者们的记录和报道，海内外的很多人士找到了答案。
如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的优良品格。“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在延安，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还记得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神色。我注意到他们用担架抬上他们的伤员，进行长途跋涉的情景。”对八路军来说，每个士兵都是宝贵的。不仅他的生命，而且他的主动精神都是宝贵的。“朱德总司令总是和士兵们在一起，他和他们吃同样的饭菜，住同样的窑洞，穿同样的衣服。”
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进一步描述了中共领导人关心群众生活的情景：“在延安，我看到中共领导人亲自下地劳动，帮助农民收割庄稼；他们还经常深入农村、工厂，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让群众视共产党人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和“他们意志的代言人”。
“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
“露天教室里，留着大胡子的教授激情澎湃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戴着八角帽的学员们用子弹壳改制的钢笔记录。”这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中描绘的延安大学课堂的场景。当国民党用黄金储备大肆购买美式装备之际，共产党正在窑洞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斯诺回忆：“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党中央在延安的十多年，是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重要著作，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112篇。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延安，斯特朗还同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斯特朗把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毛泽东的思想》。她说，那篇文章是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别的友好作家描述了他们的成就，而我还注意写他们的理论”。
斯诺评价，毛泽东是“党内主要理论家”，不拘泥于教条，与一些“言必称共产国际”的留苏派不同，主张“要从特别和具体的情况中进行具体的分析”，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要符合自身的实际需要。
史沫特莱介绍，当时八路军战士的背包里“装着油印小册子，从《共产党宣言》节选到田间管理技术应有尽有”。其中，朱德的皮包里装着《反杜林论》，并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战壕哲学课”，在八路军内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
曾赴延安采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延安挤满了来自沿海地区的学生，“他们可以找到他们寻求的东西——要么在军政大学和抗大，要么在戏剧、艺术学院”。这些学校培养出一批批年轻人奔赴各地，比如在整个华北帮助“唤起民众”。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他强调：“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朱德也表示，共产党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传统——刻苦耐劳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且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正是在这一锻炼过程中，我们党得以结合历史遗产与现实社会需要，灵活地运用了马列主义。
总之，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斯特朗等一批批外国记者纷至沓来，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人打开了窗口。他们笔下的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践行者，又是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人民公仆；既是解放旗帜的擎旗者，又是扎根边陲的务实者。这一形象的成功建构，既源于千锤百炼的个人品格，也是延安时期制度优势的具象化表达。
（作者：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刘丽娜，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夏璐）
原标题：学林随笔｜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共领导人
栏目主编：王多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雍凯
来源：作者：刘丽娜 夏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