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性别议题引发的争议，可口可乐的微博两度被冲了。
新年之际，可口可乐发布了一条“老爸下厨房”的广告，评论区被人炮轰：“明明现实中几乎都是妈妈做饭，却搞所谓虚伪的老爸厨房，并且图里没有妈妈，想表达什么大家都看得出来，以后改喝百事了。”
四天后，它忙不迭地更换了个母女下厨房的新版本，结果最高赞又是愤怒的评论：“什么玩意儿，你还女孩时间上了。难道厨房就只是女性的场地吗？这是默认女孩一定得做饭？真不知道设计者三观何在，以后再也不喝可口可乐了，认准百事。”
被冲的是可口可乐，但谈到此事，绝大多数人揶揄的是女性，言下之意，“现在的女人可太难搞了，不管怎样她们都不满意，到底要怎样啊？”
在群里谈到这个话题，我说，这个广告文案其实可以改成这样：妈妈下厨房时，爸爸说：“平日都是你做饭，今天我来。”
有男性群友说：“一样的，极端女权仍然会攻击说，365天里有364天都是女性在做饭。争议性话题很难避免，哪怕是客观现实。但愤怒的评论会自行找到可被攻击的点。”
要说“365天里有364天都是女性在做饭”，那在很多中国家庭里也只是描述事实，谈不上极端，如果说这是“愤怒”，那就去理解对方为什么愤怒。
尽管乍看起来似乎怎么措辞都不讨好，但我们的重点不应该只是去嘲讽女权主义者“极端”，而要看到这愤怒情绪的背后，是女性长久以来的家务劳动不被看见、得不到重视。
中国男性在家务上的无能、懒惰，一直都是女性吐槽无力的热点话题。有一回，群里有女性偶然谈及自家老公下厨房搞得一团糟，一群女人顿时炸了锅：
“本来就是不想做饭，才让老公3块钱买碗稀饭拎回家，从进门一直漏到餐桌上。每次干个家务，都要在后面收拾半天。”
“不能让老公帮忙干家务，纯属帮倒忙….昨天敲衣服手很累，就让老公帮我敲，结果半分钟敲好了，我一看衣服敲破了。”
“男人有时确实没用。出力吧懒得很，办事吧拙得很……一件事都不能让他做。”
“我跟我老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别动，老娘养你都成，你别干活了。”
“我老公跟我说，大家都一样，要我认命。”
“说得在理。关键我这做得多的人还要被做得少的人批评……而且他还喜欢号召我一起干活，然后他干看着或者指点我干活……这种日子他也只能找我这种不记仇的人一起过。”
男性主动做好家务是指望不上的，能作为帮手分担一部分，别帮倒忙，那都谢天谢地了，男人们不仅乐得清闲，甚至连口头上承认女性的付出都做不到——这恐怕就是大部分中国家庭的现实。
几乎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生活中都有大量这样的抱怨，有时她们甚至都谈不上“愤怒”，更多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乃至哭笑不得。都这样了，难道连情绪都还不能有？
有女性诧异地问：“男人做家务为什么那么笨？他们的班是怎么上的？”答案是：他们认为职场才是男性的活动空间，而默认家务事是女性的空间，他们大不了帮个手，但既没想过要把自己精力放在这上面，更没想过要花心思把它做好。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现状无疑与社会文化默认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息息相关。
在一线城市，不少家庭的日用开支远超过房贷，但由于“女主内”的传统惯习，日用开支往往由女性来承担。有的女性因此半是自嘲半是苦笑地说：“以后不如换换，我来承担房贷，一个月给一次钱就够了，钱不多，还可以在外吹嘘说家是我养的，有名有利，还不用做家务，真是好。”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的困境与社会文化默认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息息相关，且这种模式是相当不公平的。然而，当她们发出这样的愤怒声音时，却很可能发现男性根本听而不闻。
每次谈到这一话题，群里往往男女的立场截然不同：女性在愤怒控诉结构性不平等，但男性则大多轻描淡写地认为这和性别无关，只不过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罢了，何况，“男人也有男人的苦”。
日前谈起此事，我们在群里有一番论战。专栏作家刘远举就说，他相信现在“男女平等”至少在一线城市早已深入人心了：
在中国当下家庭内部的家务问题，是具体的夫妻两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性别问题。男女平等的观念足够了，老公不做，是自己老公个人的问题，不是性别问题。 现在的社会观念，对于一个大城市、有文化的男人，足够了。他知道对错。所谓观念够，不是说观念达到洗碗成为男人的自觉需求；而是说，这个男人知道，老婆让自己洗碗，自己也该洗。至于他洗不洗，就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而不是社会观念问题。 总之，对于高学历、大城市群体，观念已经足够了，不愿意做，老婆要求还是不愿意做，那就是不够爱老婆。家庭的负担，从来都是因为爱。这都是个体问题，没必要外化为一个全社会的性别问题。
他进而认为，性别分工是“正常”的，女权只谈文化构建，回避了生理基础的差异，“老公不洗碗，我不和老公吵，我呼吁社会来改造他，把家庭问题，外化到社会，呼吁观念改造，达到强制程度，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人性无法改造。最终，这只能是“一个具体的人去解决一个家庭中具体的问题”，要说女性的劳动没被看见，那也只是她老公看不见，仅此而已。
他说了这番话后，群里另一位男性立刻表示“同意”，还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一个上海家庭，妻子四十多岁，从没下过厨房，儿子是阿斯伯格综合征，多年来当妈的只陪着去过一次医院，当爹的不但每周带着去，平日还要挣钱、做饭、接送两个孩子，“你猜这家结局怎样？女的出轨了。他老丈人对女婿说：我要是你，早把我女儿赶出门了，啥事也不干。所以你看，每家都不一样，干嘛啥事都归结为性别问题？”
另一位财经作家关不羽也赞同，认为“在技术解决方案出来前，家务劳动就是个合理分工问题”，而当下男女基于生理特点分工挺合理的，没什么问题：
任何劳动的价值，都不可能有一个客观公正、置于四海皆准的客观评价标准。家务劳动更是如此，其劳动价值由于缺少价格工具，主观性更强，无法客观衡量。具体到每个个体，还涉及到兴趣偏好，就更不好说了。非要用先进思想去改正，挺荒唐的。最终只有婚姻解体，才能解决，家庭问题被外化为性别问题。性别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无数家庭的婚姻问题的外化。
他强调：“根本解决肯定是技术解决方案，而不是先进思想。”反过来，刘远举则相信：“家务机器人也解决不了，还会有新问题。因为个体问题，会不断外化成社会问题。”
我可并不觉得“观念已经足够了”，相反还差远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观念之保守顽固，现在只不过稍有触动而已。如果去问问女性，有多少人觉得“男女平等已经深入人心”？男性才觉得“够了”，甚至有不少人叫嚷都“过了”。
很多男性的立论，都否认了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主张那不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是家庭内部的个人问题，也就是说，女性能否找到一个老公来分担家务，取决于对方的人品，有时是生理差异的自然分工，和社会文化的性别规范无关。
按照刘远举的观点，男性承担家务，并不是他应尽的责任，而是因为他爱老婆。照此推论，男性一个人生活，他可以不做家务，何必呢？他不需要为了表现爱另一个人而去做家务。
没有哪一种分工是“自然”和“正常”的，除非我们的社会文化使之“自然”和“正常”。这在人类学上有足够多的案例，女性也可以生完孩子把孩子扔给老公带，只要当地社会文化认为这天经地义。所谓“爱”，恰恰意味着男性内心觉得“这原本不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因为爱老婆才这样做”。
我也不认为技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女性在家务劳动分工中处于一种结构性不平等的困境，其付出恰恰因为我们社会文化的合理化机制而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不被看见、得不到承认。
说到这一点，关不羽反唇相讥：
那怎么叫“得到承认”？天天发小红花？评五一劳动奖？这还是劳动价值论作祟。劳动的价值体现在收益，打工的劳动价值体现在收入，家务劳动的劳动价值体现在生活质量，“劳动崇高”“劳动光荣”，这不是啥先进观念，而是语言贿赂，无论是哪种劳动，都不是靠语言贿赂体现价值的。家务劳动分工、家务劳动的价值体现，外化为性别问题，才是离题万里，因为这个题，用这个方式根本无解。
仅仅承认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当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那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女性得到了小红花，但活仍然是她在干。也就是说，没有带来改变的反思，确有可能沦为“语言贿赂”。然而，看见女性的困境，难道就只是夸几句？当然不是，那是为了反思不合理、不平等的结构。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不是哪个细节，当然更不是个案，而是对现状是否持有批判性态度。如果已经认可性别分工是“合理”的、“正常”的，那势必就无法理解女性因此而来的愤怒——实际上，让女权主义者最愤怒的，就是这种接受文化的合理化而不自知的固执，因为那根本没有在倾听。
女权主义经常被看作是“挑刺”和“难搞”，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被倾听，也无法认可社会现实的“合理”和“正常”。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权主义之所以是女权主义，就在于它首先是批判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