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摄像机给到囚影少年，少年问能否和她结婚去欧洲

《囚影少年》(Fonja)是由马达加斯加最年轻且可能最杰出的电影团队制作的纪录片。在为期四个月的电影制作工作坊中，十名来自首都安塔那那利佛最大拘留中心——男子青少年监狱的在押人员首次接触摄像机。

在学习设备操作规范的同时，这些青少年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影像表达方式。摄像机成为他们嬉戏探索的工具：透过紫色滤镜、极致特写或颠倒视角，他们将熟悉的环境重构为视觉奇观，用镜头具象化内心所想。

这部由年轻囚犯自主拍摄的纪录片，带我们走进监狱日常生活的双重世界——这里既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与规训体系，又涌动着群体凝聚力与互助精神。影片通过一个紧密团结的创作集体，讲述关于挣扎与梦想的故事，展现他们倾注全部创意、能量与灵感完成电影创作的非凡历程。

安塔尼莫拉青少年监狱隶属于"安塔那那利佛中央监狱"，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监禁设施。约2600名在押人员远超800人的设计容量三倍有余。监狱建筑群包含三个功能区：女子与儿童监区、成人监区以及未成年男性监区。80%的青少年处于"保护性监禁"状态，通常需等待数年甚至永远无法等来庭审，其中约70%为街头长大的孤儿。

本次《囚影少年》放映交流由凹凸镜DOC和游击社联合举办。以下为映后交流音频和文字。《囚影少年》2019年在伊赫拉瓦纪录片展获最佳影片，导演为德国女导演莉娜·扎赫，在此也祝福所有女性影像创作者，三八妇女节快乐。

她把摄像机给到囚影少年，少年问能否和她结婚去欧洲

作者：莉娜·扎赫

翻译：解舒畅

主持：段昕彤

编辑：张先声

肥罗（游击社）：《囚影少年》的线上放映交流活动，是我们游击社第六次活动，非常感谢大家这几个月以来的支持。今天这次放映是和凹凸镜DOC联合举办的，今天主持人是来自凹凸镜DOC的段昕彤，翻译则由解舒畅导演担任。他是一位有着多年德国生活经历的导演，其创作的影像作品在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自如游走。

凹凸镜DOC：第一个问题是，导演在和监狱里的青少年共同创作这部纪录片时，青少年始终都很信任您。能分享一下这个共同创作的过程吗？

莉娜·扎赫：我曾在马达加斯加居住过很多年，会说当地的语言。最初，我与两位马达加斯加的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工作坊。整个项目持续了五个多月，几乎每天我都会前往少管所，与他们共处。作为白人年轻女性，来到一个几乎全是年轻男性成员的少管所环境里，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开始，我对与他们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充满好奇，反过来，这些年轻人也对我有很多有趣的问题，比方说，有人问能不能跟我结婚，把他带到德国去？反正就是这种玩笑的问题。随着工作坊的逐步推进，由于大家共同致力于同一项任务，导师与学员之间逐渐建立起了友谊与相互信任。虽然工作坊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凹凸镜DOC：影片中有非常多极具表现力和美感的画面，比如说仰拍青少年，俯拍斜角地面晾晒的衣物，这些画面是在导演的意料之内吗？还是青少年团队自己的想法吗？

莉娜·扎赫：在我们组织的工作坊里，会教这些年轻人怎么用摄像器材。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影像的理解，都是来自于剧情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多为电视剧，或是制作精良的好莱坞剧情片，然而工作坊所教授的影像语言却更偏向于纪录片风格。

一开始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这些年轻人一起练习，这种纪录片风格的影像更多是基于观察而得到的，而不是说像剧情片一样，一开始就有概念或者想法，再去制作影像，我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做了很多的练习。慢慢地工作坊的学员就和我们建立了默契。

学员们大概拍摄了五个T的素材，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年轻创作者越来越自发的去想要去拍点什么，到最后阶段，我就没有在做摄像的工作了，影像都是由工作坊学员拍摄完成的，我就在旁边起到一个摄像助理的作用，关注一下电池和存储卡的情况。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部影片，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存在两个层面：画面中未出现摄像机的部分，基本为工作坊学员自行拍摄。有的镜头是这些年轻人，手上拿着摄像机或者是录音器的拍摄场景，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是我去拍的。

凹凸镜DOC：在工作坊启动之前，拍摄者之一的拉哈里苏阿在其所处区域便已颇具话语权与领导力。那么，获得摄影机的这几位青少年，他们的权威是否得到了强化，或者说，这一举措是否促使他们所在的群体更加团结了呢？

莉娜·扎赫：确实是这样子的，这肯定涉及到了权利的关系。少管所本应为他们提供诸多教育机会，或者安排一些任务，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事可做。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很缺乏人手，所以像一般的，比如说课堂教育都没有实现。他们就自发形成了，就像拉哈里苏阿，做一些剧场或者是录一些电台节目，做了一些有教育性意义的工作。

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这种等级关系，现在在成片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作为工作坊的组织者，我对自身角色的理解是，将相机带到当地，为这些年轻人传授影像知识，例如摄像设备的操作方法、视频制作流程等。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工作坊中，应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我原本是学习艺术教育的，作为教师，在通常情况下为参与者营造相对公平的环境，需要更强势地介入教学过程。然而，在这个项目中，我却做出了近乎相反的决定。这个监狱是有很多不公平在里面的，即便他们是年轻人。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把它展现出来，用工作坊的这样一个手段是可以集中的体现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拉哈里苏阿也不会把相机给别人，基本上这个拍摄的过程要拍什么样的影像以及具体拍什么都是他决定的，你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有的人他就是处在一个很底层的地位。拉哈里苏阿告诉别人怎么做，他就要怎么做，这个东西本来是存在的。

因为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既存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存在这个工作坊的具体拍摄的每一个这种环节当中，它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退后一步，让这个东西被展示出来。

我认为自己往后退一步，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教育者，不去教育这些孩子们。不是说为了逃避一个责任，要了解自己具体的做法和自己的具体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那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凹凸镜DOC：成片经历了多长时间呢？最后的剪辑由谁决定的呢？

莉娜·扎赫：我是在 2017 年的时候做的拍摄工作坊，当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2018年回到德国以后，开始来剪辑这部纪录片，这也是我第一次处理这么大量的素材，人生做的第一个纪录长片。特别是像这样的一个项目，我剪的是别人拍摄的素材时，可以剪出非常多完全不同的版本，我认为，很有必要跟参与拍摄的工作坊学员再次探讨一下这个事情，于是，我再度回到马达加斯加，开展了一个纪录片剪辑的工作坊。

起初，这些年轻人对运用剪辑特效表现出浓厚兴趣，比如对素材进行倒放、正放、旋转等操作，在剪辑中添加大量效果。但这实际上是对素材或现实的一种强行干预，剪辑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暴力。

最后成片的剪辑，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虽然是跟这个年轻人做了关于剪辑的工作坊，但是，大家一起来剪片，肯定还是有点不现实。在完成剪辑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人来做出决定，这些东西怎样被展现，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展现。按照怎样的顺序，这个决定是我来做的。

在剪辑工作坊的过程，有三四台电脑，在有的时候，当我剪完几个镜头，就会给这些年轻人看，同时这些年轻人在其他的三台电脑上面，他们也会剪辑一些片段给我看，我们之间会有大量的讨论，互相展示的过程。虽然最后不是他们上手剪辑的，但是，剪辑的过程他们都是有看到的。

凹凸镜DOC：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自由和压抑的并存，一种很失衡的矛盾感，您能否和我们分享您创作时的情绪和感觉呢？有没有哪个片段最让您印象深刻？

莉娜·扎赫：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五个月。每天我都去到少管所，把相机带过去，让他们一开始拍摄，虽然说是一个工作坊，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乐趣，像是玩游戏一样，年轻人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他们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或者是说这个相机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用另外的方式去看待这个周围的方法，因为毕竟这个少管所也不能说是一个什么很漂亮，或者是一个很有乐趣的地方。他们能够用相机去发现一些可能他们忽视掉的东西。

哪怕相机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他们短暂地忘记了自己现在是身在监狱的这个事实，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

在整个过程中，我目睹这些年轻人逐渐萌生越来越多的想法，心情十分复杂。因为这些年轻人原本极有可能拥有良好的发展机会，却长期遭到忽视。就算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会来。他们都是犯过事的人，有很多的官司，其实都还是在等待当中，没有人在法律上去帮助他们。

这些都是题外话，因为在《囚影少年》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得到体现。这些年轻人遭遇了何种社会问题，又是如何被忽视的，这些内容几乎都可以成为下一部电影的创作构思。

凹凸镜DOC：访谈部分是如何做的呢？

莉娜·扎赫：这个电影里面的访谈部分有好几个片段，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男生（拉哈里苏阿）是比较强势，喜欢去领导别人，他之前就在做那个剧场项目。在做这个访谈的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他的访问的态度和方式就很像一个法官，就是在法庭上的那种感觉。这个片段或者是有几个这样的片段，相机就变得非常的有攻击性。

我作为导演，也是在现场，有的时候是比较欢快的，有的时候是有比较严肃的，但是不得不说相机的天然蕴含的权利。即便是一个完全没有用过相机的人，他只要把相机拿在手上，就立刻可以理解这种权利，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去运用它，因为他可以把被采访人放在了相机前面，提问的人在相机后面。

我观察到这个男生，他自己不愿意去相机前面，他就想在相机后面，去提问。因为这个项目它持续的时间很长，所以在整个项目里面，这个访谈的环节是这些青少年自己提出的，大家都是自愿来参加这个访谈的部分，而且坐在相机前面的这些人，他们都是自己主动要求去坐到相机前面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这个少管所里面，大约有五六十名未成年人，少管所规模不大，每天都会发生诸多事情，且环境嘈杂。这些年轻人觉得坐在相机前面去讲述的行为，还蛮重要的，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是真的有人在听我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很珍贵的。

在这个工作坊里面，这些年轻人怎么去运用相机这个手法，是有待商榷的。

但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很重要和珍贵的是，让这些人真的去说出自己的东西。还有一些片段是有一些年轻人，他是坐在这个镜头前面。手上拿了一个写了故事的本子，把它读出来的，相机给你提供一个通道，让你去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且没有人去评价你的讲述，比如说被采访者念的那些故事，没有人去问，你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包括像这些在镜头前面被提问的年轻人，他说他自己的那些故事，也没有人去翻他们的这个档案，说你现在说的是真的还是假？毕竟是在这个工作坊的情况下进行的访谈，也有很多人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比如说法官的角色，可能他以前看过这样的电影。

可能也处在一种他们自己都说不清的，到底是在表演呢？还是在真的去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性质，你如果不脱离语境来看断。你会思考很多的。在镜头前面人，他也是有权利去说谎，虽然他是被提问。

凹凸镜DOC：观众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后期制作上面的问题，包括前面导演提到的访谈内容也好，其实里面还包括了很多青少年伦理的问题，那在我们的后期制作上面，包括像投奖环节。是怎么样一个的过程呢？

莉娜·扎赫：这是我的本硕连读的毕业创作，最后也得到了一两个奖项。有的奖没有钱，有的奖有钱，我就把奖金放在了一个马达加斯加的账户上面，这些年轻人，如果他出狱了以后，他们是可以自己去这个账户里面去取这个钱的。每个人会分到一点，虽然也不多，可能就几百欧，但是因为当地的物价本来也很低，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钱去做一点什么事情的。

当然有一个前提，这个钱他们是要用作，比如说给自己的教育上面，这个电影里面，我把这些共同创作的年轻人都列为了共同导演，如果得到了某一个奖项的时候，其他人也都会得到一个关于这个获奖的证书，我也把这个证书都带回到马达加斯加，给那些年轻人。

虽说这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并无太大实质性帮助，但部分年轻人在参加完这个工作坊，出狱后，若有意从事相关行业，这些经历或许仍能起到些许作用。比如说去电视台，或者是给别人拍一些那种简单的视频，但是不得不说通过这样的纪录片，或者说，我做的这一点事情是不能改变整个马达加斯加的整体的结构性上面的问题，大部分的年轻人，出狱了以后，他可能又重新回到街上当小混混，可能过几年又再回到监狱里面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凹凸镜DOC：那其实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其实主创的几位青少年，他们未来都有电影相关的梦想，那您之后还会和他们有合作的想法吗？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呢？

莉娜·扎赫：当时在做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对这个技术或者说对拍视频这个行业非常的感兴趣。也特别特别的有热情，有很多人想以后要是出去了，给别人拍那种什么音乐录影带。因为视视听技术它还是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的，或者是当网红什么的，反正有很多这种梦想。

不得不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还是会对这些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很多人他出狱了以后还是可能回到以前的朋友圈子，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循环，他可能又回到街上去当小混混。

要从自己的圈层里面这样跳脱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和这些人肯定会保持联系。看以后能有什么东西一起来做。通过这个工作坊的方式，这些年轻人也会通过影像自己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目前正在开展一个项目，聚焦于美国监狱中一名被单独关押的犯人的故事。我十分感兴趣的是，这种环境会对被关押者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何种影响。

主创介绍

莉娜·扎赫

Lina Zacher

莉娜·扎赫（Lina Zacher）1991年出生于德国，是纪录片导演及视觉艺术家。她的创作聚焦于通过参与式创作方法，探讨社会政治议题及空间与社会语境中的人类行为。她曾与德尔菲娜·毕晓普（Delphine Bishop）共同开发视频交流项目"Mio"，该教育项目旨在促进学校中的跨文化学习，并为此创立了同名协会"Mio e.V."。在菲律宾，莉娜·扎赫尔耗时半年多与流离失所的土著卢马族（Lumad）儿童共同创作，携手菲律宾艺术家阿巴·达莱纳（Aba Dalena）完成了展览《巴唐·卢马》（Batang Lumad），直指当地"土地掠夺"的社会问题。

在其最新项目《囚影少年》（Fonja）——一部由少年囚犯拍摄的纪录片——创作期间，她驻留马达加斯加少年监狱长达五月余，教授青少年囚犯摄影机操作、画面构图及剪辑技术。这部集体创作的首秀影片先后斩获捷克伊赫拉瓦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世界纪录片奖"、维也纳人类世界电影节"新锐奖"、科隆国际电影节"电影之门奖"，并在柏林国际学生电影节荣获"最佳纪录片奖"。

拉哈里苏阿·西特拉卡尼亚伊纳

Raharisoa Sitrakaniaina

西特拉卡14岁时入狱。自那以后，他承担起多项职责并开始独立组织活动。作为两个监舍（宿舍）之一的负责人，他负责指导舍员、调解内部矛盾并向狱警汇报重大问题。他组织诸如为囚犯代购外部食品等小型事务委员会，并经营"游戏桌"业务——通过收取小额费用向他人出租纸牌。

自2016年起，西特拉卡组建了约15人的剧团，每半年向其他囚犯表演他们原创的戏剧作品。他还组织夜间监舍内的自主布道活动、故事分享会和诗歌即兴创作比赛。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他既是摄影师，又参与制定日程安排、主持采访工作，同时还是镜头后的重要叙事主体。2021年刑满释放后，他希望继续从事电影行业，担任摄影师/电影摄影师及导演工作。

让·克里索斯托姆

Jean Chrisostome

让·克里索斯托姆（Jean Chrisostome）曾是最资深且被长期拘留的在押人员之一，直至2018年获释。他与西特拉卡（Sitraka）共同组织了戏剧社、诗歌朗诵会等诸多文化活动。不同于聚焦于台前的记录方式，他更倾向于手持摄像机退居幕后，捕捉那些静谧的流动——比如小蚂蚁的行进轨迹，或是云朵在天际的缓移漫游。除了影像创作，音乐是他最突出的才华之一。他创作歌曲与说唱作品，总带着录音设备在镜头后演绎这些作品，时而独自低吟，时而与舞团共同呈现动感韵律。

阿德里亚诺·拉哈里森

Adriano Raharison

阿德里亚诺16岁时入狱，于今年四月获释。作为狱中较年长的囚犯之一，他过去常通过绘画、卡通创作，以及为各类监狱活动公告设计标识来消磨时光。在项目执行期间，阿德里亚诺专门负责摄像设备的技术操作，包括镜头选换、菜单设置，并根据拍摄内容决定最佳取景角度与画面构图，这些都是他在项目中承担的主要职责。

阿德里亚玛米·阿尔法

Adriamamy Alpha

阿尔法曾被拘留三年，目前已经重获自由。他隶属于Sitraka的团队，协助完成日常电影拍摄计划中的所有事务。除了影视相关职责外，他还负责主大门的开关管理，检查所有出入人员，并与警卫沟通后续日程安排。在长期从事基础性工作后，他最终赢得了这个职位。与Sitraka一样，他在狱友群体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尊重。他经常担任摄像师工作，并将自己掌握的摄影技术传授给其他囚犯。

解舒畅（翻译）

生于重庆，2009年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系。2014年就读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自由艺术专业。2020年德国汉堡艺术大学电影系研究生毕业，师从维姆·文德斯，安格拉·夏娜莱克。自2013年起以笔名华士曼发表影评，戏评于《看电影》《北青青年报》等报刊杂志。2014年起作为独立电影人和影像艺术家生活工作在德国和重庆。2016年首部纪录片《动物园》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瑞士尼翁电影节、汉堡国际电影节、慕尼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2020年纪录长片《云阳》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

关于游击社Guerrilla Collective

游击社由4位影像爱好者于2024年发起，计划每月举办线上影像放映和交流，对国内的主流放映做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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