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一直以来都为自己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荣，多年以后，他还在为离开毛主席而后悔。
高智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 年，彼时，毛泽东的领袖风范与独特气质深深吸引了高智。不久之后，高智便被调入中央机要科工作。
1947 年，高智毅然跟随毛泽东抵达西柏坡。
两年后，高智随同中央机关以及毛泽东一同进入北平城。彼时，百废待兴，需要处理的事务非常的繁杂，但是，高智在机要岗位上，仍旧认真细致地处理着每一份文件。
基于高智的超高能力，1952 年，上级做出了调派高智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决定。起初，高智犹豫不决。他的心里深知毛主席工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且自己身为陕北人，与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存在差异，担心因语言沟通障碍而影响工作的顺利开展。
见状，其他工作人员对他进行耐心劝说和鼓励，最终，高智鼓起勇气，踏入了中南海丰泽园，正式开启了他长达十年的机要秘书生涯。
受到毛主席的影响，高智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毛主席睡觉的床是一张普通的木板床，面积大约有一张半单人床大小。床的左边堆满了书籍、杂志和报纸。毛主席平时除了开会、写东西，会抓紧一切零碎时间阅读。哪怕是在理发的短暂时间里，他也会让工作人员准备好书籍。
高智记得，有一天毛主席突然提出要看《增广贤文》，他便立刻积极去寻找。找到书籍后，正逢毛主席休息，高智好奇地翻了一下，发现书中内容十分有趣，于是他连忙找来白纸，认真地抄录了一遍，才将书呈递给毛主席。
此后，高智在工作之余也养成了热爱学习的习惯。
1962 年 4 月 19 日，毛主席与机要秘书高智展开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彼时，国家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毛主席号召干部奔赴艰苦地区锻炼。毛主席关切地询问高智对未来工作的规划，高智就此面临着一个艰难抉择。
高智的故乡在陕西，在高智看来，回到家乡，能更深入地洞察基层实情，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毛主席对高智的决定表示理解与支持。
这次谈话持续了 70 分钟，其间毛主席说道：“不管你到了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
不久后，高智告别中南海，告别朝夕相伴的毛主席，踏上了返回陕西的征程。回到陕西，他服从省委领导的安排，进入省委政研室，成为一名普通研究人员。
从毛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转变为地方研究人员，工作环境与职责发生了巨大转变，但高智毫无怨言，迅速投身新工作。
高智深知调研工作对于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为省委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重要性。于是，他一头扎进调研工作中，深入陕西各地的农村、工厂、社区，与群众和基层干部交流，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农村调研时，高智关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他穿梭于田间地头，仔细观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与农民探讨种植技术、水利灌溉、肥料使用等问题。
当时，陕西部分地区面临着干旱缺水的困境，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高智通过实地走访和与专家交流，提出了兴修小型水利设施、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的建议。他撰写的关于农村水利建设的调研报告，详细分析了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可行的解决方案，为省委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了有力参考。
这些建议得到了省委的重视，并逐步在一些地区实施，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作物的抗旱能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收成。
在工业领域，高智深入工厂车间，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面临的困难以及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
他发现一些工厂存在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问题，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高。高智积极收集相关数据，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探讨改进措施。
他建议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加强对工人的技能培训，优化企业管理模式。他将这些调研成果整理成报告，为省委推动工业现代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合理的建议。省委根据这些建议，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工业企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陕西工业的升级转型。
在工作之余，高智对毛主席的思念愈发强烈，他心中一直期盼着能有机会再度见到毛主席。
终于，1965 年 1 月，高智迎来了一个出国访问的契机。按照安排，代表团需先在北京集结。
得知这一消息后，高智内心激动不已。为践行毛主席曾经的嘱托，他特意选择乘火车前往北京。在火车上，他彻夜未眠，一心想着为毛主席做些实事。他详细记录下从西安到郑州的铁路状况，每个隧道的数量、长度，都认真记录在本子上。
1 月 13 日下午，高智抵达北京。火车一到站，他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府右街中南海西门。
来到丰泽园后，高智得知毛主席正在休息，便在值班室静静等候。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高智的心情既紧张又期待。不久，值班室的电话骤然响起，接替高智担任机要秘书的徐业夫接起电话后，兴奋地说了声 “主席醒了”，随即急忙奔向毛主席的卧室。
过了一会儿，徐业夫返回卫士值班室，告知高智：“主席让你马上去。” 高智立刻起身，跟在徐业夫身后。徐业夫手中端着为毛主席准备的茶水，走在前面，高智则快步紧跟其后。
走进毛主席的卧室，高智看到毛主席正躺在床上看报纸。听到有人进来，毛主席放下报纸，目光投向门口，脸上浮现出和蔼的笑容，并伸出手来。高智见状，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道：“主席，您好！”
毛主席拉着高智，让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高智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始简要汇报自己回到陕西后的工作情况，包括陕西的外事工作动态，以及自己在工作和学习方面的收获。
交谈中，毛主席显得格外兴奋。他感慨地说：“我在江西只住了 7 年，在延安住了 13 年啊！”
说着，他掰着指头计算时间，接着回忆道：“在陕北的时候，打了两个重要的仗，一个是抗日战争，一个是解放战争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太好了，我一直想着要回去看看，再尝尝那里的小米，还要沿着黄河走一趟。”
高智看了看表，发现已和毛主席谈了 40 多分钟。他想到毛主席醒来后还未用餐，晚上还有重要会议要参加，便起身准备告辞。毛主席握着高智的手，亲切叮嘱他出国访问归来后再来相见。高智
未曾料到，这竟是他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6 年 9 月 9 日下午 3 点，对高智而言是最痛苦的时刻，彼时，他正在户县全身心投入领导班子整顿工作。收音机里很快宣告了一个噩耗：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因病与世长辞的噩耗。
高智始终无法相信这一噩耗，下班回到家，他把自己关进房间，独自坐在桌前，桌上摆着一瓶酒。他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灌。
他对着空荡荡的房间，一遍又一遍地喃喃低语：“毛主席呀毛主席，您不是说要回陕西看看，让我给您打前站吗？怎么还没等到这一天，您就走了呢？”
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高智，第一时间向组织提出前往北京参加悼念活动的请求。他想要向毛主席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当时全国上下沉浸在悲恸之中，各项事务需有条不紊地安排，进京受到严格限制。高智所在的省上，出于多方面考量，并未批准他的请求。但高智并未就此放弃，他再次向组织提出，哪怕自费，他也要前往北京，只为能再见毛主席一面。
可他的这一请求依旧遭到拒绝。9 月 13 日，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电话那头，北京有关人员的语气带着一丝责备：“主席身边的人都来了，你为什么不来？李敏也催问了好几次。你和你爱人最好明天就来。”
第二天傍晚，高智和爱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抵达北京后，他们径直入住民族饭店。
在饭店里，高智见到了叶子龙、罗光禄、李银桥等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大家的眼神中都透着深深的悲痛。
9 月 16 日下午 5 点，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高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当他踏入那庄严肃穆的大厅，他缓缓走到毛主席的遗体前，双腿不由自主地弯曲，深深地跪了下去，然后缓缓地磕了三个头：“主席，我来看您了，我来送您最后一程了……” 周围的人也被高智的悲痛所感染，不少人也跟着落泪，整个大厅沉浸在一片哀伤之中。
离开北京前，高智将一副毛主席生前用过的麻将交给了李敏。这副麻将，是高智离开中南海时，作为珍贵的纪念物留存下来的。
高智回去后大病一场，用自己的余生怀念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