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11
近期,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一份红头文件,在网络上掀起了一波关于短剧演员的讨论:出演过多部爆款作品的短剧顶流何某,因被前女友公开指控“出轨”,被青工委定性为“微短剧劣迹演员”。
消息一出,网络上出现了许多不同观点。一部分网友支持对短剧演员的严格管理,另一部分则认为何某罪不致此。更为重要的是,在大众眼中,“官方”对于短剧演员和长剧演员的劣迹界定似乎出现了双重标准。
青工委发布的文件中还提到,短剧界要加强演员背调以维护行业生态,如今文件虽已删除,但本次事件似乎意味着短剧界的一种革新信号。那么未来短剧行业会不会加强对演员的背调?从业者们对“劣迹演员”的定性又是如何看的?我们和几位短剧制片聊了聊他们的看法。
劣迹?
何某事件讨论声音众多,但缘起依然离不开“私德”二字。
3月3日,一位自称何某直播间“榜一大姐”的网友发文,晒出近15万元直播打赏记录、聊天截图以及私密照片,指控何某在与其恋爱期间多次“劈腿、出轨”。当日事件发酵后,《玉茗茶骨》剧组宣布换掉何某,并强调剧组需规避风险。次日,青工委发布了《关于微短剧劣迹演员的风险提示》。
随着事件登上热搜,何某到底是否应该被定性为“劣迹艺人”、短剧演员是否需要背调也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焦点。
目前看来,这一事件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何某未播的短剧作品暂无上线可能了。制片人安娜(化名)表示,“短剧界有一个说法是‘已播不下,再上不抬’,至少短期内他的作品不会再上。”
而对于本次青工委定性何某为“劣迹艺人”,业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在短剧监制凯瑟琳(化名)看来,国家严管是件好事,“明星、演员、网红都属于公众人物,如果都能树立良好的正面形象,无疑对大众是利好的。”
但制片安娜和西曼(化名)则认为,“定性何某为劣迹艺人有些严重了。”
西曼表示,“所谓君子论迹不论心,我个人认可何某作为演员所展现的工作能力,会惋惜行业中有可能会因此减少好作品,因为能让他拍摄的剧本一定是故事不错、团队配备完善的。”
网络上对何某事件的讨论则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私德问题应不应该被纳入“劣迹”范畴。
对此,制片人慕勒表示,“艺人之所以称为艺人,就是在某些方面‘艺’于常人,TA的很多行为都有粉丝买单。他们肯定比普通人赚得更多,所以承担得也更多,需要更加规范自己的私生活。”
西曼则认为,将私德问题纳入劣迹范围既合理又不合理,“合理之处在于,网络发达的当下,艺人的私德问题对年纪尚小的孩子来说是不良引导,可以通过严格的管控将错误选项排除;但不合理也在于‘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人性往往经不起推敲。”
二是很多人认为这次事件中,对何某“劣迹艺人”的判定,似乎与长剧、综艺等领域的艺人标准不同。
在这一问题上,制片人们统一认为对各类艺人的“劣迹”判定应当一视同仁。
不过一视同仁的前提是,“应该界定得更清晰,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劣迹艺人?”在安娜看来,短剧演员的特性更类似于选秀出身的“秀人”,“有饭圈文化,未成年粉丝过多,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比其他艺人更加严格。”
她也提到,“或许可以像欧美一样给大家一个宽限期或改正期,艺人可以通过一些公益活动或捐款告诉大家自己已经改正。现在的互联网会翻出很多艺人多年前的网络言论,然后盖棺定论,这样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不过综合来讲,制片人还是会对有负面舆论的艺人持拒绝态度,“如果在拍摄过程中曝出负面新闻,我会换人以防止暴雷,当断不断或许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直接后果是上线快、无法宣传,也无法向资方交代。”
短剧制片们的共同体感是,以前短剧和长剧的生态不同,但近两年短剧生态已经在向长剧靠拢。“付出的成本、观众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慕勒说道。
而有过长剧和爆款短剧经验的安娜则认为,对劣迹艺人的管束也和行业发展趋势相关,这种约束其实有迹可循。“长剧界对短剧界的审查和监管尺度其实是不太满意的,去年就有过要收紧的风声,但毕竟产业在蓬勃发展,大家也不想打击积极性。发布红头文件的委员会也是非官方的,只能当作一种信号,告诫短剧艺人要自律。
近两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精品化的免费短剧,这类作品注重观看的完播率和重复观看。不同于单集付费的一锤子买卖,现在的短剧市场不再是推流逻辑,而是剧场逻辑,越来越靠近长剧的操作和标准,所以对短剧艺人的要求也有新的变化。”
自省
虽然大众以及制片人们对何某事件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短剧界将实践《风险提示》中提到的“短剧艺人背调”。
骨朵联系到的四位制片都表示,将来的艺人背调主要包含合作配合度、敬业度、专业度等基础调查,以及了解艺人的个人品行,“毕竟谁也不想花钱请个‘爹’。”
不过具体到方式上,慕勒表示背调是有难度的:“我们的方式也只是在业内圈子里和与艺人合作过的人打听。大多数时候调查聚焦于专业度,比如过往作品演技如何,现代剧能演‘霸总’的艺人放在古装戏里能否演‘疯子’之类的。”
安娜典型的调查方式也是直接问上一部戏和艺人合作过的工作人员,同时小红书、豆瓣等粉圈聚集地也是她收集艺人信息的重要渠道。
除此以外,安娜还有几个十分明晰的底线:“我会调查他是否有违法行为,以及是否和未成年发生交往行为。成年男女的感情纠纷需要艺人自己负责,但作为女性制片,如果艺人对未成年人造成钱财损失或者用隐私视频威胁,都是我不可接受的。”
西曼和安娜的标准大致相同,不过她也提到个人感情的判定难度。“有的人可能作为工作伙伴或普通朋友时相处十分愉快,但站在交往对象的角度看是有私德问题的。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情感状态不能当作职业评判标准,作为商人我看中的是‘利’。”
制片们还提到,除了背调,还会在合同中落实相关条款。
“即使和艺人相处再好,也要公事公办,因为我是公司老板,要对团队负责。我们拍短剧一天下来花费十七八个小时,甚至连轴转不睡觉,不能因为一个人影响团队的心血。”西曼说道。
慕勒也表示,会和演员加一个类似“塌房”的条款,“但凡个人行为影响到作品播出,都要给制片方经济赔偿,也算是一种约束力。”
此次青工委的风险提示,对演员来讲更应该看作是一种“自省的警示”。
凯瑟琳对艺人的建议十分简单:“随着爆款演员的信息大量被曝光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安娜则提议短剧艺人签约经纪公司。“很多短剧艺人没有经纪公司,都是靠自己上戏,但经纪公司管束艺人会比较严格,相对来说不太容易和‘榜一大姐’有经济挂钩,所以对短剧艺人的规范管制可以借鉴传统的艺人做法。当然这一点可能会和艺人自己的利益冲突,不过从制作方的角度看,有经纪公司的艺人我用着比较放心。”
西曼的公司有直接签约的艺人,“初期有很多所谓的个人经纪人,导致艺人的可控性比较差,但我司艺人是隶属于自己管的。对艺人的要求除了演技、长相,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毕竟每年要保20部戏的,不能给自己挖坑。”
综合来看,加强对短剧演员的管理已经势在必行,不过业内更倾向真正的官方管束。
慕勒表示,“劣迹艺人”的判定权应归属于国家广电,而非民间机构或公众舆论。毕竟舆论是不能完全信的,它的导向是会变的,个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判定是最有信服力的。”
安娜则认为,“短剧行业有筛查演员的必要性,但这件事情最好是交给市场去判断。和长剧不同的是,短剧有是有资源整合群的,一个群少说有五百个人,艺人有负面动向,在圈内基本上就相当于传遍了。所以对艺人的监管方面,更倾向于这种市场化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业协会。
法无定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对艺人的监管应该归于行政机关。广电或工信部如果能纳入一批有公信力的协会,让行业有监管和倡导的风向标,这种正向倡导会比负面监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