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任弼时为什么执意打压毛泽东？
毛泽东（后排站者左三）
前文《苏区时期，王明为什么一直死命打压从未谋面的毛泽东？》讲到，彭德怀率军攻打赣州失利，周恩来要项英火速请毛泽东赶赴前线帮忙。随后，在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又被狠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这表明，在王明“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他们会一直打压毛泽东。
根据此次会议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重新编为“一三五”三个军团，分三路进发，其中，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身份被分配在中路军随军行动，这个中路军就是红一军团，林彪担任总指挥，新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担任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中路军的目标是，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行军途中，毛泽东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了中路军的行军方向，放弃北进，改向闽西、闽南进军。毛泽东告诉他们，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因为敌军大本营就在南昌；向西发展，被赣江阻隔；向南发展，会遭遇实力强大的广东国民党军队。所以，只能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闽西是老根据地，二来闽南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毛泽东的意见征服了林彪和聂荣臻，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意，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东进军。此番进军，毛泽东再次上演前三次反“围剿”的拿手好戏，号称“闽西王”的福建军阀张贞很快就被毛泽东率军给打得大败，只好逃往厦门。红军攻占漳州，俘敌1600多人，缴枪2300多支。
红军到了毛泽东手里，就能取得大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战略眼光超过了所有人。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处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忙着对毛泽东大加批判。1932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此文作者是洛甫，也就是著名的张闻天，号称中共中央党内一支笔。他也是当年王明“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和博古是王明的左膀右臂，都对王明实行的“左”的那一套深信不疑，所以，他在此文中不点名批判毛泽东为“右倾机会主义”。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发来一份长长的指示电，点名批判毛泽东。
电报认为，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并认为，毛泽东及其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红军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的“极大危险”“主要危险”。并责成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听从王明的那一套，就要把他作为主要和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
此时的毛泽东对此毫不知情，他还在忙着率军作战。5月29日，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回师赣南。6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仍然下辖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谁来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之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就是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朱德仍担任总司令，本来毛泽东也就应该仍然出任总政委。但因为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得中共苏区中央局没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之职。为了不使毛泽东难堪，心思细密、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在拒绝自己出任总政委一职的同时，干脆不设总政委。
7月中旬，周恩来亲赴前线，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由小毛泽东11岁的任弼时代理，此后一段时间，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包括任弼时和项英、顾作霖。7月21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察觉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随军出行很不方便。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一职。
毛泽东率领红军直下漳州（油画）
此时，前线的领导职权划分是：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归朱德和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归朱德，“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归周恩来。任弼时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然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7月29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致函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坚持和力争要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最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勉强同意。
周恩来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是按组织手续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请示，任弼时最后不得不勉强同意。这时，红一方面军前方领导机构是“军事最高会议”，核心人物就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周恩来是“军事最高会议”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朱德和毛泽东曾是搭档，王稼祥受毛泽东影响，慢慢转为支持毛泽东。
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成为实际上前方的核心人物。王稼祥后来回忆起他在龙冈初见毛泽东的印象，他觉得毛泽东和他在中国、俄国见过的领导人不同，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一下子还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些地方不同。他只觉得毛泽东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很显然，此时的王稼祥已经从内心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征服了，这在后来的岁月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此时，苏区分为前方和后方，后方是以任弼时为核心的“三人团”，他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顾作霖担任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虽然后来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任弼时就成为毛泽东最忠诚的拥戴者之一，并成为毛泽东最欣赏和最信任的战友之一。但此时的任弼时却是王明和博古的坚决拥护者和他们命令的坚决执行者，他进入中央苏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也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在赣南会议上，主持批判毛泽东的人就是他。
尤其是任弼时看了张闻天发表在《红旗周报》上的社论，以及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点名批判毛泽东的秘密指示电之后，他更加坚定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打压和排斥态度，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拦周恩来试图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要求。
后方“三人团”的最后一名成员就是项英，项英一进中央苏区，在党内的职务就比毛泽东更高，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项英最大的特点就是组织观念强，虽然他作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而受到过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崛起的王明的排斥，但他看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领导，因而得到任弼时的赏识。
任弼时当时的地位有多重要？他来中央苏区时，随身携带着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名单，并经他向中共临时中央提议，由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所以，项英才有资格主持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主席团主席，并真的当选排名在张国焘之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此外，后方领导核心除了“三人团”，还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思想也是偏向王明的“左”倾，他在肃反中就搞了扩大化。前方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后方和前方的矛盾围绕毛泽东是否恢复红一方面军政委的问题而彻底爆发了。双方第一次爆发冲突，是在1932年8月24日。
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的计划，后方不同意，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找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行动时遭遇敌人袭击而损失一个多团的兵力。双方第二次爆发冲突是在9月23日，敌人已经增援了6个师，后方还要前方“攻城打援”。双方就这个问题，反复争论。
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右三）
双方第三次爆发冲突是在9月26日，前方对后方的瞎指挥和无端干预前方战事忍无可忍，经“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训令》，要求红一方面军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赤化这些地区和群众，以应对蒋介石将要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后方领导班子通过无线电获悉这个“训令”，非常震怒，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致电前方，表示坚决反对这个《训令》。9月30日，后方甚至单独致电周恩来，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的观点，予以无情打击。”看看这个用词，就知道当时在王明把持的中央领导下，“左”倾严重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
后方因为“训令”而对毛泽东极度不满，认为已经到了非撤毛泽东职务不可的时候了。于是，后方同意前方提出的近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提议，时间是10月上旬，地点是宁都县城以北的一个村庄，因而，这次会议又叫“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是任弼时主持召开的，周恩来当时正在前线，他是会议开了一半后，飞马赶到的。
前后方各四位首脑在会议上面对面交锋，争论空前激烈。后来的会议简报是这么说的：“会议批评了毛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会议的结果是，背后有着中共临时中央鼎力支持的后方首脑占了上风，任弼时、项英和顾作霖以猛烈的火力批判了毛泽东。
后方首脑们为了批判毛泽东，甚至不惜颠倒了是非曲直：把明明决策错误的打赣州说成是有绝对需要的、有攻克可能的；把毛泽东东征、打漳州的胜利说成是错的，因为“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他们批判毛泽东诱敌深入是“等待主义”，毛泽东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
历史惯例就是，路线批判之后，紧跟着的就是组织处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被撤销，并被再次调往后方（事先并未与周恩来通气），“专做政府工作”，换言之，他们再次把毛泽东给闲置起来！这次会议让后方首脑震惊的是，原本属于他们阵营的王稼祥，竟然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大呼“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毛泽东）莫属！”
会议后半期赶到的周恩来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成了双方“裁判”的角色。他迫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压力，违心地批评了毛泽东，但又坚决反对后方首脑们对毛泽东的过分处置，极力维护毛泽东。但个性很强的毛泽东接受不了任何调和，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被剥夺军权，以暂时请病假的形式默默回到了后方。
周恩来赶到毛泽东住处看望他，安慰他，毛泽东尽管非常憋屈，但他还是向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极力维护毛泽东的态度惹恼了后方首脑们，他们批评周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要他深刻认识这个弱点并加以克服。周恩来向临时中央申诉了后方首脑们没有事先与他通气而把毛泽东调往后方的决定。
临时中央担心听任后方首脑们这样批评周恩来，会引发中央苏区领导层出现大分裂，就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后方首脑们对周恩来是“调和派”的指责是不正确的，并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临时中央的这一态度，后方首脑们这才收敛了咄咄逼人的气焰。周恩来则趁机在给临时中央致电时，为毛泽东复出埋下伏笔，称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有意思的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起，任弼时才深刻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而成为毛泽东最忠诚的拥戴者之一，并成为毛泽东最欣赏和最信任的战友之一。但1932年，任弼时在苏区的确是死命打压了毛泽东，给毛泽东造成很大的困扰和痛苦。好在毛泽东把这种人为的刻意打压化作了自我磨砺的动力，终究在历史最紧要的关头脱颖而出，那时，谁都不能压制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