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日嘎村的很多人家，除了有围着房子的小院，还有单独的大院。大院里，有的圈牛羊，有的种菜，有的种果树，有的就那么荒废着。我家的大院在小院对面，小型足球场那么大。春夏时节，大院里胡乱地种上土豆、地瓜和胡萝卜，任其自然生长。到了秋季，阿爸、额吉把刚收割回来的绿豆，连带茎叶均匀地撒在大院里的空地上，再找拖拉机转圈碾压，使其脱粒。在院角还会放置干草堆和干牛粪堆。这时的大院最热闹了。寒流还未到来，干爽的空气里弥漫着植物熟透的味道。我常常抬头看天空，瓦蓝瓦蓝的天上没有一片云，人字形排开的大雁很像在大海里游动着的鱼，使我充满遐想。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摄于西日嘎
我家大院前有一大片白杨林，向南延伸到毕勒古泰山脚。以前，这片树林归属村小学，后来小学搬迁到村北，这片林子就承包给了那木尔的爷爷。他是一个倔强、无趣的老头。孩子们到树林里玩耍，经常被他打狗撵鸡似的赶出来。那木尔家在他爷爷家的东边，两间土房。那木尔阿爸经常在巴镇偷东西被抓。有一次，他躲在百货大楼三楼的一台洗衣机内，晚上钻出来，偷了零七碎八的一堆东西，逃跑时发现楼梯口的铁门从外面被锁死，无法撬开。他背包跳到离窗户最近的路灯杆上，顺杆滑到了地面。那时巴镇没有监控，他是在销赃时被抓的。不只这样，他还是个赌徒。村里人说，那木尔爷爷一辈子积攒的钱财，全被儿子败光了。
那木尔家没有大院。他从我家大院的土墙上方探出圆溜溜的脑袋叫我的名字，我喊一声“进来呀”，他胖墩墩的身体就会像皮球似的飘下来。他比我小一岁，寸头、小眼睛，说话时爱咂巴嘴。他一看就是个特别老实的男孩，即便跟着我到处疯跑，也不会进行破坏。他偶尔不小心弄坏了东西，就会站在原地，摊开双手，眼珠子不停地转圈，大人见状也不忍心批评。我们有时爬上干草堆晒太阳。他把干草铺在身上，不停地说：“真暖和。”他羡慕骑马的少年，他多次跟我说过，他家以前有几匹漂亮的马，他四岁就会骑马，后来都被他阿爸卖掉了。为了证明所言非虚，他给我示范上马的动作。他紧紧拽住土墙上端，把左脚卡在某个凹陷的地方，“嗨”一声，甩开右腿就骑上了土墙。他的个子比我矮半头，但动作一气呵成，我怎么也学不来。他还有一双巧手，我做的风筝飞不起来时，他随手调整就能飞上天。我问他什么原理，他说他也不知道，就觉得这么弄能行。
那木尔家的土房前有一辆废弃的中型客运车。他的阿爸不在家时，他会把我领进车里玩，比他小两岁的妹妹跟在我们后面。这辆车已经只剩下骨架了，发动机、变速箱等值钱的东西都被掏空了。我们在车厢里“腾腾”地跑起来。那木尔说：“这辆车买回来就是报废车。”我问：“那买回来干什么啊？”他用两手抓着两边座椅的上端，来了个后空翻，然后说：“我阿爸当年娶不上媳妇，就花很少的钱，把这辆报废车买回来放在这里，又给它刷了一遍漆。”我听懵了。他接着说：“阿爸把额吉领过来，说家里的钱全用在这辆车上了，等以后跑长途，很快就能赚很多钱。”他妹妹从一旁说：“额吉说当年她被阿爸骗了。”他用手擦掉妹妹的鼻涕，说：“阿爸回来就不能说这些了。”他妹妹用力点头。
我嘴里含着水果糖。那木尔的妹妹看着我。我摸遍裤兜，只找到一颗水果糖，递给她。她抓着水果糖跑出去，不一会儿又跑回来，把水果糖放在车座上，用铅笔刀锯成两半，一半给哥哥，一半自己吃。她还把糖纸折成小发卡，卡在额头上。他们兄妹两人也在村小学念书，但很少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跟我玩儿的时间也不多。他们不像西日嘎村的孩子，上学时，他们很少从教室里出来，放学后，他们经常在自家的白杨林里玩耍。他们偶尔跟我玩到一起，似乎也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多年来，我也没弄清楚，我们隔的是什么。
我的额吉常说，那木尔的额吉是个贤惠、漂亮的女人，只可惜嫁错了人。我小时候偶尔去那木尔家，看见他的额吉望着窗外的某一处发呆。看到我，她眼神有些恍惚，随即下炕，想给我拿点零食，但没有找到。她用温柔的声音说：“孩子们，你们先在炕沿上画画吧。”然后，她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发卡，卡住盘起的头发，给我们做黄油烙饼。那木尔的妹妹说要给额吉打下手，跟着跑出去了。不一会儿，那木尔的额吉端来了浓香的烙饼，外皮脆脆的，里面软软的，吃起来有种同时咬着饼干和奶糖一样的感觉。我至今记得那个香甜的味道。
那木尔的阿爸并非一无是处，他会修理摩托车，还会安装玻璃和窗帘盒，但从不放牧、种田。有件事情，一直在村里流传。当年，那木尔的额吉结婚不久发现被骗，就跑回了娘家。数九寒天，外面飘着大雪，那木尔的阿爸在老丈人家门口站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媳妇发现丈夫变成了雪人，心疼不已，流下了眼泪，跟着丈夫回到了西日嘎村。据说，那木尔的阿爸以前对媳妇很好，他是西日嘎草原上为数不多的、会讲女人爱听的甜言蜜语的男人。我问额吉：“既然这样，后来那木尔的阿爸为什么总打媳妇呢？”额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望着白杨林，叹口气说：“可怜的女人。”
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家里养了一头浑身黄毛的猪。它野性十足，无论猪圈的墙砌到多高，趁没人注意时，它总能跳出去。当我们找不到它时，它自己又回来了。有一天，它偷跑出去，把那木尔家院里的酱缸拱倒了，幸好被那木尔的额吉及时发现，扶正了酱缸，但酱还是洒出去不少。那木尔爷爷气冲冲地来到我家，指着猪圈破口大骂。额吉得知情况后，连声道歉，把刚刚发好的大酱一盆接一盆地全部端过去，赔偿给了他家，他这才悻悻地住了嘴。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黄毛猪跑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额吉在白杨林里发现了黄毛猪的小半个身体，只剩下猪头和前腿。额吉“哎呀”一声，说：“这老头下手也太狠了。”额吉发现我在身边，赶紧拉上我往回走。天空中传来乌鸦的叫声，我感到害怕，紧跟着额吉的步子。
一场大雪过后，我家大院荒凉斑驳，愈显空旷。大地冻裂出龟壳般的花纹，枯黄的野草在寒风中乱舞，雪很快结成硬块，一片萧索的景象。我穿过大院，从南墙翻出去，找那木尔。他要带我去树林里玩。南墙下面有个小沟，里面堆积着被风吹过来的野草。他穿着大人的羊皮大衣，靠土墙坐着，把腿伸进蓬松的野草中，蜷缩着身体晒太阳。有时他会眯眼睛打盹。我问他：“这样不会冷吗？”他让我试试。我模仿他的样子，斜靠着土墙坐下来。阳光刺破寒冷的空气直射下来，西伯利亚的寒风从耳畔呼啸而过，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暖。那木尔请我给他讲一段乌力格尔，我把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故事给他复述一遍，他听得津津有味。那时的西日嘎村经常断电，他特别羡慕我家有收音机，但从不来我家听收音机，即使我邀请他，他也不会来。
那木尔很少买糖块，我给他的糖块也舍不得吃。他偶尔从裤兜里掏出水果糖，用铅笔刀割成两半，给我一半。这慢慢地成了我俩之间的一种习惯的定式。我甚至觉得，只有分割成一半的糖块才好吃。我十二岁那年夏季，我家即将搬到巴镇，我忙着在巴镇与西日嘎之间来回跑，有一阵子没跟那木尔一起玩了。搬家的前一天，那木尔跟我一起站在毕勒古泰山顶，向巴镇方向望着，说：“我阿爸在家躺一个月后没了。”他说得异常平静，我没有感受到他情绪的波动。我们像大人似的聊天。我问他：“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咂巴着嘴说：“我想早点学本事，养额吉和妹妹。”
几年前，我在呼和浩特市后巧报再次碰到了那木尔。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的个子没长起来，但显得很壮实。我们走进附近的饭店喝酒。他的额吉早些年因病去世了。他的妹妹嫁到了南方。他现在跟着工程队走，主要做泥瓦工。我们喝醉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用牙咬掉一半，一半放在餐桌上，一半含在嘴里。他喝多了，这顿饭，无论如何也不让我请。我们走出饭店的时候，我回头看到了餐桌上那半颗糖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