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20世纪中期知名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
进步主义的本质，是在新的条件下努力实现熟悉的传统理想。正如我之前强调的，美国普通民众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期望，源于财产和权力广泛分散的农村社会。在那个社会，大型公司尚不起眼。公司企业刚开始萌芽，还未拥有19世纪末，即进步派成长期间的巨大规模和全国性影响。虽然政治机器自亚伦·伯尔（Aaron Burr）时代以来一直是美国生活的重要特征，但它还未扮演它今日在美国城市和州中扮演的重要管理者角色，而且无论如何，它对公民美德和民主政治的威胁，看起来还未像今天在大公司腐蚀下那么严重。美国的政治传统是公民广泛参与政治和经济管理。现在，大公司、工会和庞大的政治机制的发展，正在使社会凝结成大型集合体。这些集合体和利益集团协同行动，将那些不可能或难以组织的人拒之门外，无组织的公民前景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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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李宁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2月
早在1894年，成长于中西部一个小社区的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就已经注意到美国生活特征的巨变。他表示：“生活的斗争，已经从个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有组织的势力的对抗，而剩下的自由战斗者只能在有组织的劳工和资本集团的夹缝间艰难求生。”近十年后，雷·斯坦纳德·贝克在《麦克卢尔》杂志上撰文指出，最近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严密的资本和劳工组合，并表达了对潜在受害者的担忧：
未经组织的民众将何去何从？职业人士、教师、作家、艺术家、农民、领取固定薪资的政府雇员，以及所有那些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或销售的人们，他们的生计又将如何确保？……有组织劳工的收入和有组织资本的利润已经大幅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工薪族和大多数中产阶级为生活必需品支付了更多费用，收入却没有得到同步增长。
进步主义的核心议题便是对工业纪律的反抗。进步主义运动是未经组织者对组织的抱怨。
当然，这种努力背后存在着一个问题，它并未逃过那些富有洞察力的当代观察家的眼睛，其中许多人对进步主义抱有深厚的同情。现代技术和机械工业的进步，加之公民生活的日益复杂，使组织、专业化、层级制度和纪律变得尤为重要。尽管进步党人反对为了新社会而牺牲许多传统价值观，但他们并未真正主张舍弃现有社会，放弃其物质利益，回归更原始的状态。他们也并非总是错误地相信，可以不发展新的组织形式，而继续坚持对组织的反抗。简言之，进步党人试图既保留正在兴起的生活组织形式的好处，同时保留这个组织正在破坏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因此，要同情和理解他们，就不应将其视为无能、笨拙、对简单事务都束手无策的人；相反，应将他们视为理智、聪明且具备远见的人才。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机智，去完成一项复杂、充满挑战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在进步主义运动兴起之前，一些美国民众就已经意识到组织带来的不利和危险；但正是在进步时代，被新组织剥夺和边缘化的社会组织类型在数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和不安。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进步主义强烈地吸引了那些被大型竞争对手压制或超越的小商人。它也吸引了——正如有关托拉斯和消费者的舆论所表明的——随着大型公司和社会事业的专业化而增多的新中产阶级，包括技术员、领薪专业人员、文职工作者、销售人员和公共服务人员。他们无疑是当时人口增长最快的阶层。从1870年到1910年，美国总人口增加了二又三分之一倍，旧中产阶级，即企业家和独立的职业人士，增长略超过2倍；包括农场工人在内的工人阶级增长略超过3倍；农场主和农场雇工的数量翻了一番。然而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增长了近8倍，从原来的75.6万人增至560.9万人。如果将后一个数字与3261000名独立企业家及独立职业人员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两个阶级在人口中的相对实力，进步主义正是从两个阶层吸引了大量的城市追随者。
在那个时代，涌现出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观念温和而有抱负的政治公众人物。他们几乎没有加入任何经济组织，背后既无工会支持，也缺乏贸易协会的背书，所属的专业协会也不具备议价能力。他们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表达不满。虽然他们无法罢工、稳定物价或资助昂贵的游说团体，但他们可以阅读扒粪杂志，聆听进步党人的演讲，以及投票。我怀疑这一群体大多来自社会地位向上或平行流动的人，如迁往城市的扬基农民之子，渴望成为体面白领的工人家庭子女。总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在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所创作的传奇故事和美国梦中成长起来的，未曾放弃实现这一梦想的希望。我们时代的白领阶层较为冷漠和自私，追求安全、休闲、舒适，享受各种大众娱乐的乐趣。但在进步时代，他们尚存野心和志向。他们怨恨巨头们的巨额财富，以及公司经济控制下生活变得极端非人化，但他们仍然对工业领袖们抱着一种既羡慕又嫉妒的感情，毕竟后者实现了英雄主义的个人梦想。这也许解释了为何那些曝光公司掠夺等恶行的杂志，同时也赞颂工业界杰出人物的英雄故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进步党人甚至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在批判社会弊病、破除陈规旧习、提供进步和改革蓝图的同时，也充满了各式个人成功故事的小广告，告诉读者如何提升自我、如何成功。读者只需目光一转，便可从曝光牛肉托拉斯或标准石油的文章，跳至“你也可以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的世界。
对托拉斯的普遍不满反映出多数美国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熟悉的创业和机遇的理想。在公正和善良的观念赖以建立的传统社会，中产阶级的流动资本通常进入投资，投资者也能对项目行使较大控制权。19世纪早期和中期典型的商业实体为个人或小团队所拥有，其规模受限于所有者的个人财富，并且由所有者直接管理或通过代理人管理。随着公司组织形式的演变和证券市场的扩张，大量中产阶级的储蓄、投资和保险金，以及社会重要经济决策的权力，都逐渐转移到公司老板和投资银行家手中。进步时代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有相当财富、但经济决策权被公司组织体系剥夺的公民群体。
这并非暗示公司的发展消除了有利可图的小规模直接投资。恰恰相反，城市化带来了对服务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行业通常都是以小单位组织。它们继续为那些满足于在边缘业务线小规模挣钱的小投资者提供了很多机会。但这些企业仅能吸收小部分中产阶级的储蓄。1870年之后，经济中决定性和战略性的企业系统，日益变成公司组织系统，提供了巨额利润并激发了企业家的热情。内战前，企业公司仅限于少数几种行业，战争的爆发为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战时的财政需求和杰伊·库克（Jay Cooke）成功地向国内投资者销售政府债券，唤醒了民众对国内投资市场潜力的认识。这一市场在内战后迅速增长，从铁路、银行扩展到公共事业、采矿、制造业，最终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到1900年，美国公司的股东总数估计为440万人；到1917年，这一数字翻倍至860万人。
中产阶级的储蓄，在人寿保险领域成为激烈冲突的焦点。作为金融支柱之一，人寿保险业是内战后发展起来的产业。1860年，美国的人均寿险保护费为5.47美元，1885年上升到人均40.69美元，到了1910年则上升到人均179.14美元。在1870年至1896年，有效保险总额增加了577%，而保险公司认可的总资产增加了958%。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保险公司政策也随之变化，通常采用了所谓的延期分红合同，允许保险管理者控制大量未分配的保险盈余。这些盈余在公司的账目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理论上，这些盈余应在合同到期时分配给投保人，但是一些大保险公司的经理们挪用这些盈余进行投资和投机。纽约州立法机构设立的阿姆斯特朗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以及伯顿·J.亨德里克斯（Burton J. Hendricks）所著的《人寿保险的故事》（The Story of LifeInsurance）等，揭露了这些保险公司的投机行为，让持有保单的公众惊讶地发现，他们即便在所谓的安全堡垒中，也被无情和无耻地欺骗。
对于中产阶级投资者来说，最让人懊恼的是，他们自己权力的缩水和财阀权力的增长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储蓄。正如路易斯·布兰代斯所说：“束缚人民的锁链，是由人民自己的黄金锻造的。”美国人一直被教育接受一种“自然”的经济类型，其中企业被分散成许多小单位，到处都有自己的决策权。然而现在人们惊讶地发现，这种经济正在自我瓦解，让位于少数人支配的大型公司，这些公司的决策者，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反对的，是“专制的”，他们能够将“资源、选择和机会——简而言之，成千上万人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让人震惊。威尔逊补充说：
可悲的股东好像并不享有与公司股票相关的任何实质性财产权，他们只是为了让其他人随心所欲地运营企业而提供资金。如果股东不同意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他们似乎只能选择出售手中的股份（即使这可能导致股价大跌）。股东们被告知只需管好自己，甚至不被允许进行任何询问或提出异议——而这正是他们天真地试图做的事情。
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e）的调查强化了威尔逊的这一观点。他们所调查的对象中，没有一个能够举出股东成功地推翻大公司管理层或确保对其行为进行调查的案例。
尽管有这一切，人们还是乐意承认，美国是繁荣的。但许多人都感到，这份繁荣是虚假的，是忽视了合理的传统原则换来的，并且由于这种忽视，他们最终会遭遇不幸。传统观念认为，繁荣与经济进步不是通过大型企业或托拉斯实现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组织的收益和节约实现的，而是源于竞争、勤奋工作、个人企业和创业精神。他们成长的环境教育他们，在衡量社会的福祉时，不单单从结构入手，不仅仅是以技术和效率的总和为基础，而是从道德入手，把繁荣作为对个体品质和美德的综合奖赏。这种深植于新教伦理的传统，如今正在被公司组织体系肆意践踏。
1905年，美国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彼得·S.格罗斯卡普（Peter S. Grosscup）作为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示了这种关于繁荣的担忧在当时有多么普遍。格罗斯卡普承认美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繁荣和力量，但他同时也忧虑美国正在逐渐失去其灵魂。他担心的是无形的东西。繁荣和权力都没有危险，但是，“美国共和制的灵魂……在于个人机遇……共和国现在面临的危机是个人希望和机遇的丧失，是对本能的压制，而正是这种本能使得我们成为一个个体独立、民族繁荣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处于一种趋势之中，如果这种趋势不被扭转，最终将到达一个临界点，届时“组成美国民族的个体将不再把获取财产作为生活中公开的、可控的目标之一。这意味着，作为共和整体的美国将会失去维系其生存的唯一精神。这预示着社会革命，并最终会转变为政治革命”。这种对公司的普遍担忧，不仅仅是因为对价格上涨的焦虑，更是一种深层的直觉，“感到某处有错，面对未来感到不安，前途未卜”。弊病在于，公司制度正在对私有财产制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而世界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私有财产制上，因为对于获取私人财产的渴望和希望，是个人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石。这个国家正站在一个分岔路口：一条路通向公司家长主义，另一条路通向国家社会主义，两者对个人自由均是毁灭性的。幸运的是，还存在第三种选择：“个人机会——美国个体实际上及理论上都有参与国家所有权的机会。”
简言之，格罗斯卡普呼吁，要扭转个人权益被剥夺的过程。他提出，如果由联邦政府取代州政府来处理这一问题，制止股票投机和滥发股票的行为（也就是公司“重获新生”），并且向全国的工薪阶层打开获得所有权的大门，则此目标可达成。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种所有权。
格罗斯卡普表达了一种对经济生活的忧虑，这种忧虑在进步时代结束之前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表明这种忧虑的大理论家和专家是路易斯·D.布兰代斯，但政治上最有力的发言人却是伍德罗·威尔逊，他在1912年的竞选演讲中雄辩地表明了这一态度。就像格罗斯卡普的文章一样，威尔逊激动人心的演讲表达了中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它将经济秩序不单看作一个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商品的系统，更看作一个旨在激励和奖赏个人优秀品质的体系。威尔逊所面向的公众，在19世纪机会理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笃信成功是对精力、效率、节俭、毅力、抱负和洞察力的奖赏。在他们看来，人们发挥，或者应该发挥这些品质进行竞争，并且成功理当属于拥有最多这类品质的人。他们在描述经济理想时，最常用也最有意义的比喻是赛跑——“生活的赛跑”。威尔逊指出，这场赛跑已经停止进行，但他拒绝接受这一点。过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并尽可能地追求成功”。美国曾经致力于“绝对自由机会的理想，在这里个人除了自己的性格和思维的限制，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在这里，人们根据自己的优势胜利或失败”。新的组织系统通过各种手段摧毁了这套理想。但是，“美国将坚持不懈地在实践中恢复它一直倡导的那些理想”。
威尔逊看到，美国人正生活在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之下，其中个人已经被“淹没”，人际关系已经完全非人化了。威尔逊的英雄，即经典经济学中和早期企业管理分散时代的新兴个人创业者，已经被这种非个人化的组织所击败。这些创业英雄是他特别关注的，他称为“新手”“只有一点资本的人”“比赛中的后入场者”“追寻成功者”。威尔逊表示，他感兴趣的是“社会从底层的不断更新”，美国天才和创业精神都依赖于此。尽管国家依旧繁荣，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正在被所谓的繁荣进程给挤压出去。无疑，中产阶级成员正在分享繁荣，但我恐惧的是，他们并非繁荣的创造者”。
“美国的真正财富源自于广泛的雄心与进取心，这些不是特定阶层的专利，而是依靠许多‘无名之辈’的发明与创新。任何压抑人心的事物，任何使组织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事物，任何阻碍、打击、挫伤谦卑者的事物，都是违背进步原则的。”根据个人主义理想，国家公认的权力和繁荣，是通过一种长期来看被视为倒退的方法实现的。因为那些权势显赫的大人物，难道不是通过压缩小人物的努力空间，切断小人物贷款的渠道，将其关在市场之外吗？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至于几乎忘记了：
在那古老的年代，美国就是每一个乡村，每一个秀丽的山谷，她在辽阔的平原上显露出她的伟大力量。从山间到内陆，创业之火熊熊燃烧。到处都是渴望成功的人们，他们是工业的领导者，而非雇员。他们无须远赴都市寻找生计，而是在邻居中寻找机会。他们根据性格而非关系获得信任。他们依据自己身上所有和背景来获得信贷，而非依赖各自持有的、未被人知晓的股份。
尽管进步党人所担忧的最糟糕情景并未成真，我们仍需以同理心理解那一代人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历史意识是在以个人企业为主的时代形成的。美国历史的戏剧是在一片宽3000英里，长1500英里的大陆上展开的。人们用战斗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了巨大的经济冒险，取得了惊人的利益。这个时代诞生了卡内基、洛克菲勒、希尔、哈里曼、摩根等人物，他们尚未退出历史舞台，被人们既羡慕，又怨恨和恐惧。美国孕育了一种史诗般的民族想象力，一种没有新奇和勇气就不快乐的灵魂，这种灵魂是在征服大陆、定居广袤土地、在一代人时间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工业和交通体系系统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美国人民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使他们孤注一掷横跨北美。如今，难道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要苟安于一个小雇员，顶多是管理者吗？他们要接受一种只有安全投资的生活，连微小的个人事业都没有吗？那美国的宝贵精神和勇敢意志将如何保持呢？如果这些无法持续传承，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进步党人不是宿命论者，他们不愿默默看着这一伟大的传统逐渐衰落，至少他们要勇敢地尝试一次，夺回那个曾经充满光明前景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