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校园霸凌现象频发，其中不乏一些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而部分施暴者因年龄问题，免予刑事处罚引发争议。
参加2025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建议，调整刑事责任年龄适用范围，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刑责年龄降至12岁。在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分级追责机制。既体现对极端恶性犯罪的零容忍，同时配套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干预等制度，实现惩戒与矫治的统一。
张伯礼注意到，当前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往往更注重知识的教育，而忽视了对人格品质的培养和法治观念的树立。他提出这条建议，重在“防”“治”相结合，预防为主，治疗在后。他建议，设立校园安全专员，由专人负责这项工作，观察学生日常行为，听取同学信息反馈，发现苗头，及时制止，及时教育。要积极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作用，教育在校学生树立正气、遵守法纪、加强自律。
同时，张伯礼提到，对重大恶性案件的肇事者加大惩治力度，形成震慑，不能让年龄成为校园霸凌的保护伞。他认为，现代孩子成熟早，信息获取便利，许多人明知年龄小无需担责，便心存侥幸。降低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既是对潜在犯罪的震慑，也是对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警醒。
各方声音：“未成年”不应是免责金牌，但不是万能钥匙，搞不好适得其反
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已调低了部分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明确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低龄化趋势愈发凸显。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也在变大，手段残忍，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他表示，十二岁的孩子对于是非对错已经存在基本的认识，很难说他们不知道杀人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刑法应迎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岁，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但这并非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根本之策，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有研究表明，低龄犯罪者多受家庭、社会环境影响，单纯降低刑责年龄难以从根本上减少犯罪。将年龄过低的未成年人纳入刑事司法体系，过度依赖刑罚的打击力度，可能忽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治，违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能加剧其社会排斥，增加再犯风险。
国际上，德国对14岁以上未成年人适用少年刑法，强调教育优先，刑罚仅为辅助手段。日本则是设立家庭法院，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综合调查和审理，注重非刑罚化处理。美国部分州对严重犯罪的低龄未成年人适用成人刑法，但配套完善的矫治和回归社会计划。
如果将犯罪年龄降低到12周岁，不仅将是世界上的创举，而且等于将预防犯罪的责任直接甩给了不到12岁的儿童，让他们去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明白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这现实吗？
总而言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应对低龄恶性犯罪的必要措施，但仅靠刑罚无法根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构建“预防—干预—矫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部门的协同努力，从根本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同时，需警惕过度依赖刑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确保对未成年人的处理既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又符合其身心特点和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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