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2025年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强调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如何助力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目标？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围绕相关议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
王永利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同时还是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首任来自中国内地的董事。
除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王永利也拥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对货币金融、外汇市场、数字货币与区块链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最新著作《货币大裂变：颠覆认知的信用货币》提出了很多具有首创性和颠覆性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探索。
相比主要经济体，我国平均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
NBD：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为货币政策定调后，相关动态一直备受关注。您认为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如何助力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王永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首次提出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中国长期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要适度宽松，这是时隔多年后的重大转变。我认为此次调整绝非简单的“放水”，而是政策工具箱的结构性升级。
回顾2024年，货币政策已经在多方面发力，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共1个百分点，两次下调央行政策利率共0.3个百分点，力度都是近年最大的。
与此同时，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比如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首期额度分别为5000亿元和3000亿元等，表明货币政策已在坚持支持性立场。此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也在发力控制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
2024年，我国实现了5%的GDP预期增长目标，但也要看到投资、消费仍面临较大压力。今年出口又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加征关税等带来新挑战。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需要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压力，更好助力中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近三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025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7.06万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从2025年1月份金融数据来看，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2025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7.06万亿元，同比多增5833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量5.2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多增3793亿元，此外，住户贷款和企（事）业单位贷款均有增加。但综合考虑到1月春节和地方债提前发行等因素，后续需密切关注各项经济数据变化，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以便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有力依据。
NBD：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择机调整优化政策力度和节奏，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您认为应当如何理解择机调整优化政策力度和节奏的含义？2025年我国还有哪些货币政策储备？
王永利：未来对于货币政策的择机调整需要综合考虑诸多因素。中国央行拥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在运用这些工具时，时机的选择和力度把握尤为关键。
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看，目前我国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6.6%左右，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及我国历史最低水平5%而言，还有调整余地。在利率方面，尽管去年已经两次降息，但距离零利率仍有较大距离。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仍有施展余地，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近年来我国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
近年来我国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呈现趋势性下降，当前为6.6%左右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其他具体工具启用时机则是由央行依据物价水平、金融市场波动等监测指标灵活把握。央行对检测指标有明确的预期目标，涵盖利率走廊、汇率区间、物价水平变化幅度等，并有超预期变化应对预案。如果在预期范围内波动，不会频繁出台调控政策；一旦超出预期，便会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经济运行稳定。
更精准地调整货币政策 稳定人民币汇率
NBD：市场预计美联储降息节奏会放缓，这对全球经济将产生哪些影响？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增强外汇市场韧性”，您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将如何应对？
王永利：美联储降息节奏放缓的核心矛盾在于通胀粘性。从其经济数据来看，美国今年1月通胀率同比上升至3%，这已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相对较高的水平。
尽管特朗普政府施压降息，但美联储的独立性使其必须优先锚定2%的一般通胀目标，所以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降息要推迟到今年下半年以后。而美元作为全球的中心货币，其货币政策调整对参与到国际体系的国家包括中国具有重大的影响，美联储降息预期的扭转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大，成为各国制定宏观政策时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稳中求进总原则，不盲目进行大调整，货币政策总体稳定，人民币汇率也较稳定。2024年在美元强势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维持在7.0至7.3区间内，2024年末CFETS(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全年升值4.2%，汇率年化波动率为3.04%，较2023年下降1.86个百分点，展现较强韧性。
近三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如图所示，202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总体保持平稳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对我国而言，未来面对不确定因素增多，更需要冷静观察、仔细分析，进而更精准地调整货币政策，稳定人民币汇率。
NBD：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促进消费的金融支持力度。您认为当前加大对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力度有哪些途径？
王永利：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人才队伍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比如我们看到在无人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科技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突破，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角度来看，科技创新项目往往风险较高，需要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各级政府可以加大对风险投资的引导和支持。但是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比如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我国教育体系过于标准化，比如升学考试在规定的几门课程中，一门考砸了就很难上到好的学校，这可能会抑制部分有重大突破潜力但可能比较偏科的人才发展。所以科技进步不仅需要国家扶持，更需全社会对创新人才的容忍和支持。
建立更为科学严密的信贷投放管理体系
NBD：我们注意到，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从“稳中有降”改为“下降”。当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原因有哪些？在适度宽松的框架下，您认为要如何提升资金直达实体的效率？
王永利：要提升资金直达实体的效率，首先得弄清楚货币投放的渠道和资金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货币投放渠道看，当今信用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就是货币投放机构的信贷投放，这包括直接发放贷款、提供账户透支、进行票据贴现，以及购买社会主体发行的债券等。由此，只要社会主体拥有可交易可变现的财富，其需要的货币就会得到投放机构的充分供应，彻底打破以往实物货币时期所存在的“短缺魔咒”（货币供应满足不了可交易财富价值增长且日趋短缺）问题。
近5年来货币供应量（M2）情况
截至2025年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318.52万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货币信贷投放需要按照约定条件收回信贷本息，如果不能按照约定收回信贷本息造成实际损失，就会造成真正的货币超发。为防止货币超发给货币体系带来严重冲击，需要建立中央银行制度，中央银行负责货币币值监控与货币总量调控，努力维持货币总量与财富价值总额的总体对应，从而维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央行不能直接面向社会主体提供信贷，不能直接承购包销政府债券，这类信贷投放需要交给商业银行等信贷投放机构，并对可能的信贷损失及时识别和计提损失拨备。商业银行等信贷投放机构如果出现严重的不良资产损失，造成资不抵债或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将被实施破产重组。
央行只是出于维护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面向商业银行等机构提供必要的再贷款类资金支持。由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就需要通过商业银行等货币投放机构才能传导至全社会，最终显示政策调控结果。
央行可以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等方式增加基础货币供给，期望金融机构将货币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但实际操作中，这一过程面临一些梗阻。
比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量，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对放贷更为谨慎，企业和家庭部门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时贷款意愿也会降低等等，并由此使货币政策难以达到政策调控目标。
从货币分配和使用情况看，近年来我国住户部门存款增长迅速，2024年我国住户本外币存款增加14.26万亿元，截至2024年底，我国住户存款余额已经达152.25万亿元，但存款分配不均且经济下行以及就业和收入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个人消费和投资能力会受到抑制。
近年来住户部门存款走势
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住户部门存款余额已突破150万亿元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与此同时，1999年以来我国住户部门的贷款增速长时间都远超存款增速，但2019年以来住户部门的贷款增速明显放缓，表明增长预期有所不足。
在此背景下，即使货币总量大增，但其中大量资金沉淀（存放银行或储藏现金）而不被使用，仍难以支持实体经济运行。因此，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当前所有的经济问题，需从多方面综合施策，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等，以激发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消费意愿。
NBD：2024年7月，六大国有银行集体下调存款利率，五年期定存利率首次跌破2%，全面进入“1”时代。在您看来，未来我们有可能进入零利率时代吗？
王永利：要探讨这一问题，必须先理解当下的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体系。如今的信用货币不再与任何具体实物挂钩，其核心是保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价值总额实现对应，由此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回顾货币发展历程，从早期的贝壳、铜币，到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都属于实物货币范畴。在金属本位制下，纸币与特定实物（如黄金）存在固定关联，这就限制了货币总量的扩张。
随着经济发展，可交易财富价值不断增长，实物货币常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严重束缚交换交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解决这一困境，信用货币应运而生。
但目前，全球对于信用货币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许多人仍停留在金属本位制纸币的概念上，认为货币是央行的信用和负债（这只有在金属本位制纸币阶段才成立），并且习惯性地将货币等同于现金。
实际上，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尺度，核心功能是交换媒介，其信用基础是对应的财富价值，是国家信用，而非央行信用。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也不再是现金投放，而是信贷投放。信贷投放必须遵循还本付息原则，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实物货币短缺的问题，确保了货币的充分供应，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过，信用货币体系也带来了货币总量控制的难题。理论上，货币总量应跟随社会财富价值总额的变化而调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
目前，各国多通过观察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调控货币政策，然而这只是无奈之举。因为CPI仅反映了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终端消费品价格波动，以此作为调控依据客观上存在偏差和时滞。
一方面，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再到社会各层面的调控政策传导路径受多种因素制约，导致政策难以迅速有效渗透至整个经济社会体系；另一方面，在产业传导过程中，从上游生产环节的变化逐步蔓延至下游并最终反映在CPI上需要较长时间。
这使得政策制定者基于终端数据如CPI作出决策时，可能已经错过最佳调控时机，甚至上游已经出现逆转，政策调控的滞后也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再加上货币不再是央行的信用与负债，而是整个国家的信用，依托的是整个国家的财富价值，央行独立性受到很大削弱，货币政策中性（只追求通货膨胀稳定）难以保持，货币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很容易超发，却难以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上。
各国为维持较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就会诱发更多的货币超发，由此推动利率不断降低。这成为当今信用货币体系运行中不可忽视的“规律性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是否会进入零利率时代呢？其实，如果现有的信用货币管理不改变，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面临利率不断走低直至出现零利率的压力。零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困境下货币政策刺激无效的结果，而非主动选择的有效政策工具。
NBD：您认为信用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的核心是什么？
王永利：现有的信用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
首先，必须重新构建评价货币投放和管控货币的逻辑。既然信用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是信贷投放，那么货币管控的重心就应从需求侧终端的CPI（消费端）前移至货币的供给侧，到货币投放的源头，即到信贷投放的管控上，建立更为科学严密的信贷投放管理体系，制定一整套完善的信贷管控指标和规范，确保信贷投放与社会可交易财富价值相匹配，避免货币超发。
与此同时，要加强对信贷投放的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防止信贷投放过度或失控，避免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并对可能的信贷资产损失，及时计提足够的损失拨备。
其次，全球协作至关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国际间的共同配合与遵守规则，仅靠单个国家很难实现有效的信贷管控。
再者，要重新审视央行在信用货币体系中的角色。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国家信用，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应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准确性，紧密配合国家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