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牛津之前，牛津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的是案头上的牛津词典，陌生的是牛津这所大学。去年我作为王宽诚奖学金资助的学者，至牛津大学做学术访问，当我踏上牛津的土地，身处满城的尖塔堞垣之间时，我的感觉就不仅仅是陌生了，简直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座古色古香的城市，不但与传统中国没有多少共通的地方，就是与现代中国也找不到多少共同点。然而，正是这所建在牛津城里的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长期以来都是英国乃至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的一个重镇。早在差不多400年前，牛津大学已经从中国购进了第一批中文文献，从此与中国结下了学术的因缘；在100多年前，牛津大学就开设了专门的汉学讲座，设立专职汉学教授的职位，至今已历八任。不过，牛津大学虽然在西方世界名声卓著，但它的学术风格，同它的建筑一样，深沉而朴实。从牛津的各个学院的深院重门走出来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尤其是政治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出尽风头，但许多在深院重门里面的学者，更喜欢孜孜不倦地静心雕琢着人类文化殿堂上的一块块砖石，在默默的耕耘中创造学术的永恒。牛津的中国研究也濡染上这种风气，虽然曾经披过牛津学袍的中国研究学者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学者媲美，但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却从来很少刻意地张扬，以致它的辉煌常常有意无意地被人忘却。
在去年10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举办了一个有关中国经营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结束前的圆桌讨论上，一位美国学者发了一通感慨，大意是说，以前牛津大学在中国研究领域一直处在边缘位置，而现在则成了中国研究的中心。当时在会场只有三四十人，来自牛津的就有三位，加上还有两位刚刚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已在香港的大学里任教的学者，在场出身于牛津的学人竟然超过了1/10。他这番话显然是触景而发，其意思是褒扬还是揶揄，我不想揣测，但他说牛津以前处在中国研究的边缘，似乎搞错了以往牛津大学在西方中国研究传统中的位置。其实，近几十年来，牛津虽然不像哈佛大学、莱顿大学那样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声名卓著，但要是说牛津以前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只是处在边缘地位，则未免是扣槃扪烛之见。
提起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传统，首先应该提到的当然是那位当年在英国下议院发言批评英国贩卖鸦片的理雅各（James Legge）。这位19世纪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从1843年起开始在香港执掌英华书院。后来，我国早期维新派人士王韬因同情太平军，被清朝政府通缉，逃到了香港，就是得到了理雅各的庇护。理雅各随后请王韬协助他翻译中国儒家和道家经典。后来，王韬随理雅各到英国，曾应邀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在这期间，他们两人合作，成功地完成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中国经典》的翻译出版，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形成，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尽管翻译版《中国经典》过于忠实而缺乏文采的学者化译风，曾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批评，但也正因此而显其经典性的特色。即使过了100多年，到前几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四书》和《汉英周易》，用的还是理雅各的译本。理雅各的学术成就，促成了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设立，而他本人，也以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汉学家的地位，在1873年被聘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从此开创了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的传统。今天，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仍然挂着王韬给理雅各的信，以及理雅各上课时的黑板手迹。那些歪歪斜斜的手迹，向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和访问者展现着牛津大学中国研究的悠久的学术传统。
100多年来，牛津大学一直设有汉学教授的职位，而且所聘任的都是在西方享有较高声誉的汉学家。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牛津大学聘任的第四任汉学教授，就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教授。他在取道香港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不能赴任，但牛津大学却一直虚位以待到战争结束，又专门把陈寅恪教授接到英国治疗眼疾，可惜终因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而未能正式就任。这是牛津与中国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憾事。
除在历任汉学教授位置上的著名汉学家以外，西方不少在中国研究领域中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也曾经在牛津任教或从事研究。例如，以搜集整理敦煌文书而闻名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曾经在牛津大学的墨顿学院（Merton College）中进行敦煌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他的两部名著《西域》和《亚洲腹地》也都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理论的奠基人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就是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还有在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任教多年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提出著名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在西方以至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都有很广泛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领导哈佛在最近几十年执西方中国研究之牛耳的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教授，学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牛津大学拿的。在中国，有多位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声名赫赫的大学者，如陈寅恪、吴宓、钱锺书、杨宪益，等等，也与牛津有着种种因缘。在牛津大学的gown（意思是学袍，一般用来作为牛津大学人的总称）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在学术史上放射着永恒光芒的巨星，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把牛津贬抑到中国研究的边缘。
牛津大学对中国进行研究最重要的基础，也许是它丰富的中国文献和资料收藏。被钱鍾书戏译为“饱蠹楼”的博德利（Bodlein）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也是收藏中国图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早在该馆建馆后的第三年，就开始入藏第一本中文书，当时还是中国的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接着，在相当于中国明朝末年的1635—1640年，当时的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先后四次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中文文献计1151册。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有一位名为沈福宗的中国人被请到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对中文书籍进行整理和编目。他是有记录可查的第一位来到牛津大学的中国人。到19世纪，博德利图书馆的中文收藏由于获得了几批由传教士从中国带回英国的书籍而大大丰富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后，更大量入藏古代和近代的中国文献。有趣的是，多年来博德利图书馆的中文收藏没有一定之规，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藏书有不同的编排方法，有些甚至是按照入藏的先后和书籍的大小排列，而且只有一套按照作者和书名排列的检索卡片目录。尽管人们都知道“饱蠹楼”里藏有很多宝藏，但要将这些宝藏发掘出来，的确需要寻宝者的耐心和运气。利用过这座图书馆的研究者，可能都会有着与费正清同样的感受：“在牛津大学，你要找到书本，仿佛是在寻觅金银财富。”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对许多来到牛津的学者来说，博德利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你一想起里面可能有一些资料自入藏以后就从来没有被人看过，就会萌发出一种探宝的冲动。如果你愿意尝试花上点时间去碰碰运气，总会有所收获。我在牛津时，见到三盒与清代新疆历史有关的档案，这些档案多年沉睡在那里，甚至连牛津大学一位研究新疆历史的讲师也没有看过，因为它们在目录里被登录为“Awaits description（in 3 boxs）”［“有待描述（在三个盒子里）”］。在这座图书馆有过“寻宝”经历的人，也许都会从自己的感受中体味出“饱蠹楼”名字的不同意趣。钱锺书先生为博德利图书馆起的这个中国名字，真是再妙不过了。
在牛津，你更直接、更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存在的地方，是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Ashmolean）博物馆。这座建于1683年的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在建馆当年，就入藏有中国的文物。中国文物和艺术品是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主要收藏之一，目前该馆收藏的中国历代瓷器多达1.2万件，其中明代的茶壶就有大约300件，其他如青铜器、绘画和印刷品等也分别有数百件之多。另外，牛津大学的皮特，里弗斯（Pitt Rivers）博物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俗博物馆之一，也收藏了超过2000件中国清代的工艺品。以这些文物和图书资料为基础对中国艺术和文献的研究，成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难免给人“卖花赞花香”的感觉。其实，汉学在西方世界的出现和发展，长期以来是与西方向东方殖民的历史相联系的。虽然在牛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从理雅各开始，大多是对中国有着同情、了解的学者，不应把他们全都指为殖民主义者，但长期以来，在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东方主义”观念在西方世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东方主义”观念也不能不影响到中国研究在牛津的位置。作为中国研究被“东方化”的一个象征，牛津的中国研究以前是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的一部分，教中文和中国历史的教师和学生属于东方研究学院，中文书籍至今仍大部分收藏在博德利图书馆东方图书部。于是，一个念中文的学生坐在图书馆里努力学着一个个方块字时，常常会发现左边坐着的是一个在背诵梵文的尼姑，而右边那位，却戴着瓜皮小帽，满脸胡子，在念着希伯来文。进入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国的文物，与印度和中亚的文物被列在同一个“东方艺术品”的类别里，不仅让人觉得明显不协调，还时时提醒我们，中国只不过是“东方”的一部分，而“东方”则是“世界”之外的“剩余”。这些收藏展现的历史，与其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如说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这些展品的安排，体现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观念。
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改变。1994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搬出了东方研究所，在沃顿街（Walton Street）的一座原来属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小楼里，组成了新的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同时，在同一座楼里，以原东方研究所图书馆中有关中国研究的藏书为基础，建立了拥有大约2.5万册藏书的中国研究图书馆。中国研究所建立的直接动因，固然是邵逸夫捐资在牛津大学增设了中国研究的教席，但更是中国研究近年来在牛津大学发生了一些悄然的变化的基础上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新的中国研究所仍然继承了牛津大学既有的在古典和近代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艺术等领域的学术传统，也希望在社会科学方面开辟中国研究的新学科领域。于是，原来在东方研究学院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研究和教学的教师成为中国研究所的基本力量，而由邵逸夫捐赠而新设的教席，使中国研究所得以把在经济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吸收进来。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也合并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中。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1995年6月1日，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上，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时任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发表了就职演说，题目为“Chinese Vernacular Culture”（《中国的方言文化》）。这次演说表达出一种突破传统汉学“中国观”的取向，不再只是从一个整体来理解和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而觉悟到应该更多地从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多元性出发去研究。虽然这些观点在多年来已经被许多学者阐发过，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但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成立庆典上，由一位继承汉学传统的学者作为就职演说发表出来，毕竟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研究所，设有一个中文教授、六个全职讲师，分别属于古代汉语、现代中国语言文学、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政府与社会、中国经济和中国对外关系等学科，还有一个研究中国艺术的兼职讲师，另外还有两个中文教员。这样的阵容，同中国某些臃肿而官僚化的研究所相比，规模的确很小，但在西方国家大学的中国研究机构里，已经是相当有规模的了；更重要的是，当你走进中国研究所，很自然地感觉到这里虽然人丁单薄，却自有其“Small is beautiful”（“小就是美”）的特色。每一位学者，分别在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风格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几名教师加上他们的学生，这座小楼似乎容纳了一个丰富而多面的中国。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在这座小楼里听到的普通话和广府话，比我们中山大学的任何一座办公楼和教学楼传出来的都要标准。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广东的学者，由此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觉。
以中国研究所为基地，牛津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中文和中国历史的相关课程。目前在牛津大学学习中文课程的本科生，一般保持在60人以上，他们学习现代和古代汉语、古代和现代文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古代文献、现代中国政治，等等。这些本科生好些是因为父母曾在中国香港或内地任职而来学中文的，但他们入学前大多不懂中文。牛津大学的中文教学尤为重视语文基本功的训练，中文考试往往着重考他们对中文的理解和联想力。例如，考试时教师会告诉考生，“火”字的意思是fire，“山”字的意思是mountain，然后问“火山”是什么意思，看看考生能否答出是volcano。不过在牛津大学学中文的本科生毕业后很少有兴趣继续从事中国研究，和我们的学生一样，他们大多对中国贸易工作趋之若鹜，常常会很快地在银行和其他商业公司找到一份比他们的老师收入更丰的工作。
最能够反映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的未来趋向的，也许是研究生们研究兴趣和研究风格的变化。在牛津大学，有超过50人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生很少是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的，几乎都来自其他学校，来自英国的也不多，很多人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其中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这些研究生虽然不是出身于牛津大学，但他们报读牛津，实际上首先是对老师的选择。牛津的导师制度和培养方法，也使他们在入学后受到导师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的研究选题和研究类型，也往往反映出他们的导师对未来学术发展趋向的理解和兴趣。以我比较熟悉的中国近代史为例，研究生的选题往往围绕着政府与市场运作、国家体制与近代的企业发展、国家象征与地方社会文化演变等问题展开。这些选题都属于目前国际上中国研究的一些前沿的课题，也显示出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汉学的范围，而紧跟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走向新的高度。
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在牛津看到中国研究在那里的新发展，自然很兴奋。不过兴奋之余，更有兴趣的是，那里的教师和学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教书、研究和学习的。观察之后，感触良多。最大的感触就是，在牛津看到有很多事情的逻辑好像和我们平时所想象的刚好是颠倒过来的。譬如，我们许多人都以为，大学的薪水越高，越能吸引好的教师。在牛津好像并非如此。牛津的教师的薪水明显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相称，但牛津大学却吸引了许多具有很好的学问根底和专业修养的教师，他们选择牛津大学，是选择那里的学术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低微的薪水，吸引了那些只把大学作为做学问的地方的学者，对于不想做学问的人来说，这里是毫无吸引力的。当然，我并非主张越穷越好。大学当然需要有一个让教师能够生存与维护自己尊严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切不要以为有钱就有学问。又譬如，我们往往以为要提高学术水平，就要加强管理，搞出很多形式主义的花样。而在牛津，那里最有特点的给恰是“乱”。在中国人看来，那里的行政组织系统的混乱，简直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我到牛津后逢人就请教，花了一个月，才算弄明白了一点，牛津大学的行政组织系统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系统很难也不需要真正被弄清楚。反正学生要读书，有数十个图书馆可以提供世界上最丰富的藏书；学生想听课，每学期可以拿到一份最详细的全校的课程表，你只需要按照课程表的安排到指定地方去听课。学校没有规定要修多少课程，没有规定要拿多少学分，学生修读什么课是自己的事情。不过不要以为可以偷懒。我看那里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在学习上比我们的学生要紧张，因为你如果不听课、不读书，毕业考试是不容易过关的。最各样的学术研讨会：有学生组织的，有教师组织的。比如，在中国研究所，每星期都有一次例行的学术研讨会，主讲者大多来自世界各地。此外还有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以现代中国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研讨会，还有学生搞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水平当然参差不齐，但由此营造出来的学术气氛，却是牛津大学能够保持其世界一流学术水平所不可缺少的。
不过，在牛津，最不可缺少的大概是每天数次的“喝茶”了。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许多讨论和交流都在喝茶的时候进行。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中国学者，或者一个被高昂学费掏干了腰包的穷学生，你可能需要节省开支，但你可以不吃饭，却绝不能省下每天喝上数回茶那一百几十便士。因为只有在喝茶的时候，才能和更多的学者有无拘束的交流，才能遇见因为论文没有进展而不敢见的导师，你可能会意外地得到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也可能遇见以为失踪了的同学，你可能有机会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也可以听到来历不明的各路人马的高谈阔论。说起来，喝茶的习惯，大概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吧？英国人拿过来“中为英用”，虽然已经全然没有了华夏神韵，但喝英国茶，讨论着中国文化的学者们，在把中国带到世界的同时，不也把世界带到了中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