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便利，但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引导青少年科学上网，为孩子撑起网络清朗天空是多方共同的责任。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围绕青少年网络素养培育、反网络暴力、加强教育APP监管等方面提了许多提案建议，一起来看——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高金凤：探索以家校社合作方式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
什么是YYDS？EMO又是怎么回事？……这几年，在与孩子们交流时，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高金凤经常会听到这些网络新词。工作中，高金凤也常常会面临家长咨询：孩子沉迷玩游戏、刷短视频怎么办？网络诈骗怎么防范？
在调研中她发现，青少年网络素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信息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谣言误导，网络安全意识薄弱、诈骗防范意识不强，过度依赖短视频、游戏，法治意识淡薄等。高金凤委员探索以家校社合作方式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
在她看来，首先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将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纳入课堂、教材，开展教师网络素养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教师开展网络素养教育的能力。同时，夯实家庭教育基础。开办家长学堂向家长普及网络教育知识，提倡制定家庭数字守则，家长和孩子共同遵守。在此基础上建好社会支持体系。制作相关科普视频、漫画等，通过主流媒体及时传播到孩子身边。在图书馆、科技馆等设置相应的网络素养体验中心，开展防网络沉迷实训；由社区机构提供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等。尤为重要的是压实政府和平台责任。强制落实青少年模式，完善分级过滤机制，出台青少年网络教育指导纲要等。对偏远贫困地区，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此外，还应支持学术机构加强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研究，建立精准识别和预警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岳阳市岳阳楼区桥西小学高级教师 柳玲玲：教育和引导青少年远离网红诱惑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岳阳市岳阳楼区桥西小学高级教师柳玲玲重点关注网红乱象问题，建议要有效规范网红行为，教育和引导青少年远离网红诱惑，避免盲目崇拜和模仿。
柳玲玲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形成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关键阶段，青少年群体对于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辨别能力和判断力尚在发展之中。当前，网红乱象影响部分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易造成青少年名利观的扭曲和就业观的偏差，也会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举止造成不良影响。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取向，需要监管部门社会各方协同发力，为青少年共筑一片网络晴空。
柳玲玲委员建议，出台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网红行为的合法与非法边界，对违规行为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例如，制定网红行为规范、网络直播管理规定等，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柳玲玲委员深知家校联合教育的重要性。她建议，学校应将网红行为规范纳入教育体系，通过道德与法治课、班会课等渠道，引导学生深入讨论和反思网红现象。以及应开展媒体素养教育，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媒体资源，避免被不良信息和错误价值观所影响。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传递诚信、尊重、友善等正面价值观，教育孩子正确看待网红现象，避免盲目崇拜和模仿。关注孩子的上网动态，及时发现并纠正孩子对不良网红内容的沉迷。
柳玲玲委员也对媒体寄予殷切盼望，提到社会引导的重要性，指出加强媒体的监督作用，对网红乱象进行深入报道和批判，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她表示，社会监督是规范网红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监督，对发现的网红乱象进行举报和曝光。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儿童福利会会长 宋亚平：“网红儿童”不能沦为流量工具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儿童福利会会长宋亚平关注“网红儿童”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宋亚平建议，如果家长实施了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相关人员或机构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在她看来，流量虽然有巨大的诱惑，家长也不应成为“啃小族”，因为孩子健康与快乐的价值远高于流量，视频拍摄应以安全为前提，并尊重孩子的意愿。另外，家长要主动学习网络知识，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引导孩子正确、健康使用网络。
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 吕红兵：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
“近年来，一系列网络暴力事件发生，大家往往认为网暴损害的只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其实也侵犯了网络空间秩序性、网络社会安全感等社会公共利益。”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建议加快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
具体到细则，他指出，网络暴力的对象需要进一步明确。现有法规界定的网络暴力侵害对象还仅限于个人，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城市，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他建议，将网暴行为的侵害对象扩展到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
吕红兵还提到，现有法规界定的网络暴力行为主要是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权等类型，但网络敲诈、网络恐吓、网络骚扰和网络跟踪等新型网暴行为均已出现。针对行为方式的界定，他建议采用“列举+兜底”模式，将以上常见行为都涵盖。
“各方主体的责任界定都要压实。”在他看来，平台发挥重要作用，要重点压实平台在网络暴力治理中的事前监管、事中审核、事后处置的全流程责任。针对网络上的特殊主体，例如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MCN），应加强规范与引导，明确法律地位，划定运营红线，要求信息披露，并加大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调研中，吕红兵发现，和电信网络诈骗一样，网络暴力背后也有产业链。因此，他建议通过统一的反网暴立法，推进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加强协同联动，强化涉网暴案件刑事、民事和行政衔接，优化网络暴力案件线索和证据移送机制。借鉴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实践，精准加大对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的惩处，特别是对利用生成式AI技术实施网络暴力行为的要依法严惩。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李孝轩：建立教育类App“黑白名单”制度
孩子学习的APP里怎么乱七八糟？内容低质、收费失当、过度娱乐化、虚假宣传、付费陷阱、违法违规采集信息……近年来，教育类APP鱼龙混杂，给师生和家长带来严重困扰。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孝轩建议，严厉打击教育类APP违法运营行为，未经教育部门备案的APP，严禁入校或线上运行；加快推进教育类APP分类管理，视不同学段制定分类标准和指导规范；加快建立教育类APP“黑白名单”制度，压实各责任主体的监管责任，落实“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同时，李孝轩也建议到要加强教育引导，提高未成年人AI应用能力、违法不良信息识别能力和网络风险防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