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三一五）
无善无恶者心也，有善有恶者意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王阳明全集》卷四十《稽山承语》）
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的发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者是心，有善有恶者是意，知善知恶者是良知，为善去恶者是格物。
阳明晚年，准确地说是在嘉靖六年（1527）九月，即在他去世前一年，提出了“四句教”的定见。当时这一场讨论，地点在天泉桥，故史称“天泉证道”。
这四句话特别是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引起了后世特别是晚明清初一些学者的非议，以至于明末大儒刘宗周不敢相信阳明会说出此类有悖儒学常识的话头，于是怀疑很有可能是其弟子王畿（字汝中）的“杜撰”。
当然现在根据《稽山承语》等提供的阳明佚文，可以确证阳明生前确有“四句教”，此当别论。
上面提到有悖儒学常识，还需慢慢道来。我们知道，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时代的人性学说主要以三种为代表：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又称无善无恶说。告子的人性说是被孟子所痛骂的，在儒学史上是被视为异端的学说，此毋庸赘言。
孟子
又如，在佛学史上，提倡无善无恶的亦大有人在，唐代六祖慧能便有“不思善，不思恶”之言论，儒者以为这便是佛家典型的无善无恶说。
现在阳明“四句教”中上来第一句便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岂不是明目张胆地主张无善无恶说吗？于是，麻烦就来了。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阳明自己曾一再表示“良知是心之本体”，“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就是说，良知本体是一有价值意义的本体存在。那么为什么又说“心之体”是无善无恶的呢？“无善无恶心之体”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成立的呢？
的确，从字面上看，无善无恶是对善恶的否定，而善恶是指向伦理道德的，因此无善无恶便是对伦理意义上的善恶的否定。而由此否定，极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作为道德本体的良知心体变成了无确定意义的、无价值的、无善恶的存在。果真如此的话，阳明此说不啻石破天惊之论！那么，阳明之意是否果真如此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明]王守仁《太极图说》（清末填墨本）（局部）
其实，无善无恶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即伦理而言，一种是超伦理而言。所谓“即伦理而言”，就是上述那种将无善无恶直接看作是对伦理的具体的善的否定。所谓“超伦理而言”，意谓无善无恶是一种语言修辞学的问题，并不表示所言之对象不具有伦理意义的善或恶。具体地说，由于“心之体”是一超越层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心体本身已超越任何现象层的相对性，因此无法用有限的语言概念来表述或定义。这一超越层的无善无恶义是对现实的、经验的善恶相对义的否定。
同时，从哲学上看，凡是超越的、绝对的存在——如天理、天性、天命，其本质必然为善，因此超越层的无善无恶之心体，又是绝对至善的。
这种思考方式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宋明理学史上很常见，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说便是如此，理为绝对，性即理也，故性为至善，然我们却不能追问何以性、理为至善。朱熹也意识到这层道理，所以他明确指出“性不可说” （《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性无定形，不可言” （同上） 、“不容说处即性之本体” （《朱子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 。可见，朱熹也意识到日常语言的有限性问题，只是他并不采用“无”这一遮诠方式来表出这层涵义。
朱熹
要之，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正是其形上学的一种遮诠方式的表述。换言之，无善无恶，正是表达心体的绝对至善。因此阳明又有“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而王畿对无善无恶的诠释思路亦复如是，他说：“善与恶，相对待之义。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也。”（《王畿集》卷五《云门问答》） 这应当说是对“四句教”首句的一个正解、确解。
阳明在出征思、田之际，出发经过严滩，钱德洪、王畿追送至此。阳明阐发“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传习录》下，三三七） ，史称“严滩问答”。这一次不仅是“天泉证道”的继续，而且具有定论的意义。可以说，在严滩四句中，阳明不是把“无”，而是把“有”放在首要地位，体现出阳明关于“有无”问题的思考，是以“有”为实体，以“无”为功用。
如此一来，有与无或者说有心与无心，就不再是佛教或老子哲学意义上的空、无或假有，而是强调在儒家的立场上实现两者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既表现为工夫境界层面的“有无合一”，同时也是心体（本来意义层面上）的“有无合一”。
[清]陈士俊《三教图》
总体来说，阳明的无善无恶不是指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讨论，这一点应是明确的。当阳明说本无善恶，是就心体而言，是心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阐发，就好像说“良知本体原来无有”那样，是就心体本质状态而言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超越了一切善恶的对峙状态，淘空一切念虑的杂质，排除一切意识的干扰，故说无善无恶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善——“是谓至善”。
那么，阳明的无善无恶说，有何理论意义呢？事实上，阳明哲学的“无”并不拒斥“有”。相反，阳明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于历史文化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伦社会的道德观念之“有”，无疑是充分肯定的。也就是说，“无”绝不是要冲破儒学的伦理秩序、价值体系。
阳明强调“无善无恶心之体”，最终要证成的道理是：为学工夫须“一循于理”“循其良知”，而不能有任何“执着”“着意”，是要求人们的道德意识必须依循于本体，而不滞于世俗一切“有”。我们只有按照这样的理路，才能真切地了解“无善无恶心之体”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
（摘自吴震著《传习录百句》，题目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四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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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东亚儒学等，代表性著作有《阳明后学研究》《泰州学派研究》《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 <传习录> 精读》《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东亚儒学问题新探》《朱子思想再读》《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阳明学时代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增订本)、《阳明学再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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