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初，距离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覆灭的丧钟敲响已经开始了倒计时。位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很不平静——历代都经过中央政府承认才坐上政教领袖之位的达赖世系，出现了十三世达赖深夜出奔印度、并向英国请求保护的突发事件。
十三世达赖出奔
十三世达赖出奔印度的前后经过，当时正在亚东担任英国商务代表的麦克唐纳记述最为详尽——因为达赖在离开布达拉宫之后、一路跋涉奔波并最终向英国政府发送“叙述状”的全过程，都是在这个英国人的商务公署中完成的。数年后，麦克唐纳将自己的经历编撰成书，书名为《旅藏二十年》，许多当年不为人知的旧事，也是在这本回忆书籍中露出端倪。
时值1910年2月12日，麦克唐纳接到了达赖率领随从来访的消息，此前不久拉萨发生了什么事，麦克唐纳也有所耳闻，实际上，他也事先接到了“假如达赖提出避难，应当予以支持准许”的告知。
但是达赖一行的突然到来，还是让这个英国人颇感意外——达赖抵达亚东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天色昏黑所有人风尘仆仆；见到麦克唐纳后，达赖要求获得英国人的保护，随后简单交谈几句就要求休息。
此前由于恰逢藏历正月，按照习俗惯例在大昭寺举办默朗木大会，前往参会的僧俗信众人数可观，光是喇嘛就不下两万人。恰在此时，又有一支千人左右的川军抵达拉萨，清廷驻藏大臣联豫派遣卫队前往欢迎。于是在这么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点、拉萨云集了来源复杂的多方人马，并随后发生了枪击、骚乱等种种事端。
于是在这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刻，达赖坐不住了。他趁着暮色将噶丹寺地位最高的“池巴”召来，令他代理一切政教事务，自己只带了六名最亲近的官员出走”避难“。
请求英国人“保护”
或许因为要确保秘密与安全，达赖的这一次出行非常低调曲折——所有人等到半夜才离开布达拉宫，从罗布林卡乘坐皮船渡过拉萨河，不眠不休地赶路两天抵达甲三木，又在羊卓雍湖畔的桑顶寺隐匿了三天，这才冒着深及马腹的积雪到达了亚东。
达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拉萨？甚至随后就提出了要求，希望英国对自己提供“保护”？麦克唐纳和他身后的英国政府，对此并非毫无准备。
达赖选择出逃印度，直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清朝政府“改土归流”的对藏策略，以及川军陆续入藏的现实。长远的宏观原因则是在晚清末年清政府对西藏控制力日渐减退、英俄等列强纷纷对西藏伸手意图染指的大背景下，达赖本人的态度发生了摇摆——由服从“大皇帝”逐渐滑向英国人一边。
麦克唐纳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他首先将达赖一行人迎入自己的公署加以安置，让达赖住在自己的房间，其他六人则在会客室中休息，随身护卫达赖的卫兵也被安排在公署旁边的房屋中。从达赖抵达的第二天开始，就有清朝方面的官员前来接洽，请求能够与达赖交谈，但在麦克唐纳的“隔离”之下，这些人统统都无功而返。
清朝一方的来人一再要求之下，由麦克唐纳主持进行中藏两方会议，参会的清朝一方人数受到限制，且被严格要求不许提出问题。后来有多人要求晋见达赖，同样由麦克唐纳及其手下的英国人进行搜身，严禁他们夹带任何武器、每个人仅可携带一方哈达，晋见全程之中达赖一语不发，只是示意点头而已。
在英国人的全程插手之下，所有的交涉可想而知都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更何况达赖提出的要求，也并没有获得来自清廷一方的明确满足：达赖要求从拉萨、江孜等地出发追赶他们一行的军队必须全部退回营盘，从北京调度的援军也必须全部退回原地。但清朝一方声称，此事必须上报给北京，等待北京回电再作定夺。
几天之后，一封来自帕里宗的重要电报成为了达赖逃往印度的催化剂。这封电报来自身处当地的某位重要人物，电报中告知达赖，一支清朝的主力军队已经越过了帕里宗附近的唐关，预计第二天晚上即可到达亚东。
一听此讯，达赖根本无法在床上安稳睡觉，他又一次半夜起床吩咐立刻动身。从布达拉宫跟他出来的六个大臣一刻不停地收拾行装，仅仅一小时不到就做好了出行准备。麦克唐纳派出手下人员加以协助，达赖和他的随从者们早已换掉了达赖专用的服装、仪仗、马鞍等物品，打扮成普通僧官的样子，由西藏民兵一路护送奔往中印边境的则拉普关。一路上下着大雪，外人也根本无法认出行色匆匆的一行人竟是达赖，民兵将达赖等人送出国境便自行返回，十三世达赖开始了流亡英属印度的历程。
成为“活佛”
从人生历程来看，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成为“活佛”的经过与之前许多世达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逝世一年多后，整个噶厦为了寻访灵童，通过打卦问卜、观看湖中显影等等诸多仪式，最后将寻访灵童的方向锁定在拉萨东南。
经过一番秘密的查找核对，灵童所在被锁定在一个名叫“朗敦”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背后有一条山梁形似象鼻，所以地名被唤作朗敦，在藏语中就是“象山之前”的意思。村子里的一户人家在1876年生下一个孩子，广额、黑发、头顶上有着几根白色的头发。
经过了摄政、四大噶伦、三大寺等多方的观察和认证，八世班禅也回信表示认可，这个“朗敦灵童”被各方承认为新达赖的灵童。又因为灵童只他一名，无需再经过金瓶掣签的选择，最终光绪帝在驻藏大臣奏上的折子后面批上了“毋庸掣瓶”的批复，改名土登嘉措的灵童正式成为十三世达赖。
在各种重大礼仪活动顺利进行的节点上，十三世达赖都必须尊奉来自清王朝的皇帝圣旨行事。比如1897年达赖的坐床大典，便接到了来自光绪帝的圣旨，光绪赐予黄哈达、佛器等御赐物品，宣布坐床后达赖便可启用金印，专用的黄轿、黄色鞍辔等物也从此开始启用。此外，清王朝还将达赖之父封为公爵，噶厦又拨给他家庄园、农奴，这就是后来大贵族朗敦的起源。
十三世达赖自己也曾经亲赴北京觐见光绪帝及西太后，并接受清廷颁给的金册。文博单位至今还保存着十三世达赖喇嘛敬献给清廷的银质宝瓶、银质法轮等宗教礼品，不难看出十三世达赖对清王朝秉持着恭顺和服从的态度。
倒向英国一方
不过，随着清王朝的国力走向衰落，十三世达赖的态度也开始出现转变。
1908年，十三世达赖取道五台山前往北京觐见清廷皇帝及太后，明面上的理由是面奏西藏事务。但在抵达北京之后，先是在觐见礼仪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后达赖提出“藏地事务不再通过驻藏大臣代奏，由达赖直接奏上皇帝”的要求被驳回，又感到俄国不可依恃而心态大变，达赖开始向英国使者明显地表露出了示好姿态。
英国要求开埠贸易，甚至派出军队入侵西藏，达赖也曾经请求清王朝派兵保护，还一度派出使者联络俄国。但这些“外援”在他看来却似乎并不给力，与此同时，清廷推行的“改土归流”之策又激化了中央与藏地之间的利益冲突，种种因素之下，达赖开始倒向英国一方。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取消土司、改设流官。这种策略会削弱藏地头人的权力和利益，将治理权限直接转到汉官手中，因此受到当地统治阶级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清朝任命的驻藏大臣联豫，正在藏地推行开辟商埠、办学堂、练兵驻军、垦荒开矿等种种事务，西藏实质上已经出现改土归流的苗头。主政西康的赵尔丰在这一事务上更为大刀阔斧，清廷更将赵任命为驻藏办事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并调动两千川军进入藏地。
这两件事被后世史家视为清朝政府与西藏上层关系激化发展到最尖锐阶段的标志。一旦赵尔丰主政西藏，便意味着西藏也将实行改土归流，届时不但西藏贵族、各大寺庙的利益不再稳固，甚至可能波及到达赖本人的统治根基。由此当川军入藏弹压并发生冲突之后，十三世达赖半夜仓皇逃往印度，实际上是当时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后果。
达赖出逃之后，清廷不久便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名号，随后尝试了以班禅替代达赖、新选灵童等等其他途径，但大都并未取得有效进展。
西姆拉的“麦克马洪线”
1911年，清朝迎来了覆灭的丧钟，驻藏川军被缴械驱逐，驻藏大臣自动离职，西藏地方的统治出现暂时真空状态。此事仍居留在英属印度的十三世达赖看到了机会，开始筹划回到藏地，然而此刻的达赖，已经与英印任命的“锡金、不丹和西藏政治专员”柏尔结成了“关系密切的好朋友”。
1913年底，英国为了实现其觊觎西藏的目标，将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英国代表聚集在印度西姆拉开会，这就是“西姆拉会议”。会议历时八个月，期间柏尔一直是英印外交大臣麦克马洪的首席助手。
这次会议以及会议上诞生的“麦克马洪线”，都有柏尔出力的手笔。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伦青是柏尔要求十三世达赖派出的，所谓“外藏、内藏”的说法也是柏尔勾画的。他以“西藏实质独立”为诱饵，劝诱夏扎等代表签字同意“麦克马洪线”，夏扎等人害怕事关重大而犹豫逡巡，柏尔又以英军入侵拉萨威胁……
最终，这次会议炮制出了英国单方面认定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此后许多后患纷争也都由此而起。柏尔被后人认为是第一个提出“西藏独立”的人，他自己写的书《西藏：过去与现在》中也如此自诩，但他之所以能够发出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十三世达赖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参考资料：
《达赖喇嘛传》；牙含章；人民出版社
《西方阴谋家百年“藏独”真相》；中广网；2008年04月16日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雍和宫》；雍和宫网站；2008-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