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主席便高瞻远瞩的意识到:“抗战胜利之后,争取东北地区意义重大,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根基。”

1945年9月,刘少奇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并从山东军区抽调六个主力师前往东北。



说起八路军在山东的武装斗争,最早可追溯到1938年7月,当时还仅仅是几十人规模的游击队。经过七年的建设,山东军区羽翼渐丰,已经成为了人民武装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山东军区能够发展如此迅速,除了当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以及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还离不开两个人,分别是徐向前和罗荣桓,此二人成为了八路军在山东打开局面的关键因素。



山东危局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是我军唯一一个以单独省份命名的军区,巅峰时期我军总兵力甚至达到了27万。但抗战初期,山东的局势并不乐观。

首先,山东地区位于黄河下游,地势平坦,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就已经修建了从北京到山东的交通线。

所以“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之后,日军可以沿便捷的交通线一路南下,山东也就成为了最早沦陷的省份之一。

当时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沿途的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日军几乎毫不费力的拿下了济南、泰安等城市,并以泰安为中心,对鲁中和鲁南进行扫荡。



第十师团是日军的甲种师团,是日军17个常备师团之一,早在甲午战争结束时就已经组建,不仅装备精良,兵员素质也非常高。不可否认,山东守军的确面临着巨大压力,山东失守也算是意料之中。

但是,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之外,韩复榘依然应对山东失守承担一定的责任。韩复榘早年投身于冯玉祥麾下,后因权利纷争与冯玉祥分道扬镳,并在中原大战期间投靠了蒋介石。

1930年,韩复榘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入山东,从此便开始了在山东了八年统治。



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对内镇压革命人士,对外与关外的日军眉来眼去,虽在经济建设上有所建树,但他也日益成为了让蒋介石惴惴不安的地方军阀。

韩复榘的头脑也非常清醒,深知自己“降将”的身份难以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一直有着拥兵自重的想法。

两广掀起反蒋运动、十九路军“福建事变”期间,韩复榘多次与反蒋联盟秘密联络,蒋介石对此有所察觉,但双方的关系依然存在一层没有捅破的窗户纸。



除了与反蒋联盟秘密联络之外,韩复榘在长城抗战期间还曾派使者与日军进行谈判,试图借助日军的帮助实现山东独立。如果不是日军野心过大,不愿给韩复榘过多特权,韩复榘很有可能后来成为山东的“汪精卫”。

由此可见,韩复榘的本质是地方军阀,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所以在面对国家利益即将受损时,他脑子里想的永远是如何保存自身的势力,这是他自身的局限性。

当日军大举进攻山东时,韩复榘几乎没有组织任何有力的抵抗,便率部南撤。



山东的过早沦陷让国民政府失去了宝贵的缓冲区,华北日军随即与进攻上海、南京的华东日军会合,中国沿海省份在开战几个月内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由于韩复榘未能在山东拖延日军南下的脚步,导致后来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过早的展开,中国军队因准备不足,损失惨重。

韩复榘的低能之处在于他连演一下都不想演,看看坐镇南京的唐生智,虽说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但人家至少率部与日军血战过。

所以山东沦陷之后,所有人都看到了韩复榘的软弱,山东民众对国民政府颇具怨气,此时蒋介石算是抓住了韩复榘的把柄,正好新账旧账一块算,山东危局也需要一个人来背锅,于是在一次会议中,韩复榘被戴笠安排的特务逮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



蒋介石处决韩复榘,多少有点官报私仇的意味,结束这段个人恩怨之后,他并未过多考虑山东的问题,这就导致山东成为了无人管辖的区域。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日军不是刚刚占领山东么?

其实日军对山东的统治力基本是沿着交通线向外辐射,而且当时正处于抗战初期,日军忙于南下和西进,无心对山东进行管辖。



尤其是乡下地区,一个村建个炮楼,驻进一个班的伪军,伪军班长就是当地的土皇帝。

所以抗战初期的山东极为混乱,乡下山头林立,土匪众多,各股势力盘根错节。除了土匪之外,日军、伪军、留在本省继续抵抗的韩复榘部、我党组织的游击队等等,全部都在这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断拉锯。百姓们处于战火之中,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谁该来主持山东大局?

山东地理位置独特,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东的沦陷让国共两党都感到十分震惊,出于舆论压力,蒋介石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主席。



其实山东沦陷之前,我党就曾派黎玉等人来到山东领导武装斗争,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鲁东、鲁南等地发动起义,经过数年的经营,这支部队演变成了后来的山东纵队。日军到来后,山东纵队经常在铁路线附近骚扰日军。

但是,沈鸿烈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局势,沈鸿烈到来后积极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山东地区组织地主豪绅,大肆抓捕抗日志士,山东纵队虽说已经发展为数万人之众,然而部队比较分散,通讯设施匮乏,在面对日军和顽固分子的双重打击下,处境极为艰难。

1938年4月,黎玉远赴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了山东的情况,并请求中央向山东增派兵力。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派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2营以及129师的工兵连开赴冀鲁边境,为了更方便开展政治工作,毛主席还从抗大分校抽调了48名干部一同前往。

我党还是低估的沈鸿烈的反攻意志,那些被人民武装打压的地主豪绅在沈鸿烈的号召下拧成了一股绳,人数达到了15万之众,他们对日军畏手畏脚,对革命人士重拳出击。

党中央随即又派萧华带领一批干部前往了冀鲁边区,但这些兵力依然不够。到了11月,毛主席干脆下达指示:“115师代师长陈光以及政委罗荣桓率115师全部开往山东。”



如此一来,山东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黎玉率领的山东纵队、萧华率率领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以及陈、罗率领的八路军115师成为了齐鲁大地上三股抗日力量。

我军虽说人数众多,但缺乏统一指挥,再加上三支队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分属于不同的方面军,作战风格迥异,协同作战十分困难。

毛主席很快便认识到了山东军区的问题,决定派去一位同时兼具威望和指挥能力的人前去主持大局。



肖华的资历尚浅,难以服众;罗荣桓、黎玉虽说有一定的资历,但长于政治工作,缺乏独自指挥军事的经验;陈光虽说军事指挥能力出众,但性格方面又不适合当头号领导者。

思来想去,毛主席把目光投向了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其实以徐帅的资历和战功,前往山东主持大局甚至有些显得大材小用,但为了抗日大业,他义无反顾的与朱瑞一同前往了山东。

山东的工作难度很大,蒋介石为了限制我军的发展,停止向八路军派发军饷和补给,徐向前刚刚到任时,山东军区要什么没什么,在一次会议期间,他苦笑着对干部们说:“老蒋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就自己解决,建立自己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当时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其实算是个中间派,既不亲蒋也不亲共,为了拉拢这个中间派,徐向前多次亲自登门拜访,诉说我党一心抗战的主张。

虽说后来于学忠并未给予我军实质性帮助,但在我军与敌伪顽交战时,于学忠起码没背后捅刀子,也算是为我军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徐向前的带领下,山东军区军政一把抓,到了1940年,县级政权已经发展到了九十多个,区级政权发展到了200多个,可谓是兵强马壮。



然而,正当山东军区的建设蒸蒸日上之时,意外却发生了。1941年初,徐向前回延安述职,一次外出途中,不幸被战马踢伤,因此不得不卧床休养。

徐向前受伤之后,由朱瑞接替了他的职务。朱瑞曾在苏联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军事理论水平在我军当中出类拔萃,但在发展根据地仅有军事理论知识是不够的。



因此毛主席还特意给山东军区发送了一份电报:“山东纵队、115师师部都应该靠拢,统一领导。115师有帮助山东纵队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统一全局的领导。”

毛主席的言外之意就是“朱瑞虽说是山东的一把手,但军事上的事还是陈、罗说了算”。

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从苏联回国后,朱瑞一直在延安和北方局担任文职类工作,缺乏在战场上独自历练的机会。



除此之外,在人际交往方面,朱瑞也显得格格不入,孤傲的性格让他自带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

果不其然,朱瑞刚刚接手徐帅的工作,便改变了以往宽松的管理方式,朱瑞认为军纪是影响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对于个别干部要适当的进行敲打。

这种管理模式不仅让基层干部畏手畏脚,还影响了山东军区内部的团结气氛。比如,朱瑞曾公开批评115师:“你们只会搞卫生,其他工作一点进步都没有。”

事实上115师刚刚来到山东不久,没有群众基础,部队的扩充速度当然不如黎玉的山东纵队。



朱瑞的话里多少有点激将法的意味,但作为115师的代师长,陈光对此十分不满,两人的关系一度陷入紧张,根据地的建设也开始停滞不前。

1941年之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朱瑞始终未能带领大家取得拿得出手的战绩,根据地被一步步蚕食。

中央在经历调查后了解到了山东军区存在的问题,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将朱瑞、陈光从山东召回,并把罗荣桓扶上了山东地区军政一把手的位置。



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军区的建设很快又回归到了正轨,他给予了基层政工干部足够的自主权,群众工作开始有序展开。

到了1945年,我军在山东军区的正规部队已经达到了27万,算上地方部队足足有50万。

毛主席不禁称赞:“只换上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而朱瑞回到延安后,也深刻反思了自己工作上的过失,为了发挥他自身的优势,毛主席任命他为炮兵学院院长,解放战争时期,朱瑞前往了东北,由他一手组建的炮兵纵队在历次战役中攻城拔寨,立下了不朽战功。

只可惜,辽沈战役期间,朱瑞在视察战场时不慎踩中地雷而牺牲,年仅43岁。



结语

山东军区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徐向前是奠基人,罗荣桓在此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朱瑞、陈光、黎玉等人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纵观山东军区的建设过程,党内干部的确发生过不少分歧,但大家心中始终把抗日救国放在了首位。



反观国军,各个派系明争暗斗,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有意保存实力,致使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国军内部的不团结在解放战争期间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国军的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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