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国民党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在学习小组讨论中被军统少将特务董益三当众扇耳光，令人诧异的是，黄维麾下的两名军长、两名师长不仅未加阻止，反而暗暗窃喜，甚至也产生想打他的念头。通过这场“监狱风云”看到国民党高级战犯群体内部的复杂矛盾，成为新中国改造战犯历史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黄维兵团作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在淮海战役中承担扭转战局的重任，只是黄维从战役初期部署开始就已备受争议，他因派系平衡而仓促上任，导致对部队缺乏实际掌控。强渡涡河时，黄维未探明水深导致一个团半数溺亡；被围双堆集后，黄维对近万名伤兵救治工作敷衍了事，致使大量伤员冻饿而死，他的一系列指挥决策让部队士气直接崩溃。
淮海战役后期，黄维与胡琏擅自决定提前突围，仅率少量亲信乘坦克逃离，将第10军军长覃道善、第18军军长杨伯涛等主力部队置于绝境，这一行为引发部下强烈不满，杨伯涛在回忆录中直言：“黄维的逃跑让我们失去了最后的突围机会。”更严重的是，黄维在战后推卸使用毒气弹责任，将罪责归咎于覃道善等前线指挥官，导致后者被判处死缓。
从黄维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看到，他突围时的临阵脱逃成为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杨伯涛、覃道善察觉时，黄维早已不见踪影。他这种抛弃部属、背信弃义行径彻底激化了上下级矛盾，之后他的责任推诿不仅导致两人被俘后罪责加重，更让黄维在功德林沦为“孤家寡人”。
当黄维被移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他的部属杨伯涛、覃道善等人已先期在此接受改造，大多数战犯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开始反思过往，而黄维却以“忠臣”自居，拒绝承认错误。他公开质疑《中国四大家族》的论述，甚至在学习会上写下“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打油诗，暗讽同组战犯。
董益三是军统出身的少将特务，在改造中因表现进步而担任学习小组组长，董益三对黄维的顽固态度早已不满，一天，当黄维再次发表不当言论后，他的言行彻底激怒了董益三，他上前给了黄维一记耳光，黄维还手时又被阎锡山部将梁培璜绊倒，致使黄维面部受伤。而黄维的直属部下两个军长覃道善、杨伯涛和另外两个师长不仅未加援手，反而也想参与其中，事后他们联名撰写材料，揭露黄维在淮海战役中的失职行为。
这场“监狱风云”冲突背后，暗含不同的立场与态度，这其中包括黄维对改造政策的消极抵抗，他拒绝承认内战罪行，坚持“军人只服从命令”的立场，甚至在学习材料中为国民党政权辩护。而他的态度与多数战犯的思想转变形成鲜明对比，杨伯涛等将领通过撰写回忆录揭露黄维的指挥失误，他们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也是自我救赎的表现。
另外也能看到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黄维身为陈诚“土木系”骨干，长期与其他派系对立，军统特务出身的董益三，本就对“土木系”将领心存芥蒂；而梁培璜等晋绥军将领，则对黄维的傲慢态度早有不满，这种历史积怨在战犯管理所内持续发酵，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军统特务的沈醉并未偏袒董益三，据其回忆录记载，他甚至暗中期待黄维能教训董益三，他的微妙态度反映出军统内部不同派系间也存在复杂关系。
黄维态度顽固态度，成为功德林改造难度最大的战犯之一，他以研发“永动机”为名逃避学习，甚至用放屁等方式对抗批评。直到1975年，他才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出狱后他才坦言：“我过去只知效忠蒋介石，却不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在。”从这句话中看到他从顽固抵抗到认罪悔罪的深刻蜕变。
黄维的经历，折射出新中国改造战犯政策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长达27年的改造过程中，他从最初的抗拒到最终的醒悟，既体现了个人思想转变的艰难，也反映了历史洪流的不可逆性。这其中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任何脱离人民、违背历史潮流的势力，终将被时代所抛弃，而新中国以宽广胸怀接纳并改造这些曾经的敌人，彰显了超越历史恩怨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