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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竞争力决定国家军队战斗力、科技领先权和产业效益，直接触及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当前抢夺国防科技优势已成为中美对抗一大焦点，本质上是一场国防科技创新模式、力量、资源等体系层面的较量。为维护国防科技安全，必须突破目前只聚焦技术和能力对比的局限，强化体系性、对抗性视角，开展对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风险识别与防范。
一、中美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优劣对比分析
美已认识到国防科技优势是其背后整个创新体系竞争的结果，中美竞争对抗的胜败愈加取决于对系统的组织、管理与利用。美国会、国防部、情报部门和权威智库等以此为出发点，密集开展中美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优劣势对比分析和对抗政策研究，其结论可主要梳理为四个方面：
创新管理方面，美认为两国均强调政府和市场双线发力，但各有侧重。美认为，中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采取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更多利用行政命令，能充分调配资源发展重点领域，赢取对外竞争优势；美国采取自下而上的协调管理，决策被动迟缓，但有更宽松自由的创新环境。中国通过规划计划引导国防科技长远布局；美国动态调整发展重点（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核现代化、微电子均曾被作为国防部第一优先事项），不过近来也在强化顶层战略指导（2023年5月发布首版《国防科技战略》）。中国国防科技投入主要靠政府，社会和企业投入占比少；美国在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特别是市场风险投资有力支持了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2021年美国风险投资总额达3422亿美元，中国仅1308亿美元）。
创新力量方面，美认为中美均由国有科研机构作基石，两国开展激烈人才竞争。中国和美国的国有国防科研机构从事从基础科研、技术开发到装备研制、试验鉴定的全创新链条活动，均是国家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蓄水池”和“稳定器”，但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原始创新和技术储备优势。中国国防创新主体间存在更多功能交叉，政企研联动不足等问题；美国依托大学聚焦基础研究、依托私营企业开展技术应用与开发，不过科研计划存在一定军种纵向割据。中美正在展开激烈的理工科人才竞争，中国本土培养人才数量占优（理工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6-8倍），创新思维需强化；美国理工科人才短缺，但对海外人才吸引力更高。
创新基础方面，美认为中国军民科技体系更加融合，美国视盟友为独特优势。美认为，在中国，国防科技仍然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排头兵（但在5G、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依赖国家大科技），创新基础在迅猛发展（近20年来研发支出增长约30倍），市场规模大、创业能力强；美国国家创新和创业能力均占优，但国防科技正在被商业科技所赶超，商业部门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美国前五大民口科技公司年研发支出已是前五大军工企业的十倍）。中国民口企业积极参与国防业务，军民协同更紧密；美国国防领域公私隔阂加大，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参与国防意愿较低。中国国防科技国际伙伴少，不过中国正在不断拓展国际足迹；美国享有全球技术主导地位，在进一步强化与的盟友的国防科技合作。
创新水平方面，美认为中国存在诸多短板，但在加快赶超美国步伐。美认为，中国专利和论文数量在快速超过美国（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数超美国，占全球总数23%，美国占16%；专利申请数占49%，美国占10%），但高引论文中美国合作者占比高，专利转化率低。中国长于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短在关键技术产品，精密测量仪器、关键元器件、高端机床等依赖进口；美国长于高技术产业领先发展，短在产品生产，稀土、弹药用特种化学品等需从中国进口。目前，美国领跑的技术领域包括航空、纳米、量子计算、半导体、软件等；中美接近并跑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5G移动网络、生物技术、先进材料和制造等；中国领跑的领域有小型无人机、高超声速、锂电池、大数据分析、人脸识别等。
二、中美对抗中我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突出风险与挑战
美国在优劣势研判基础上，限制、误导、阻碍、打击我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制造诸多风险与挑战，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技术布局方向遭遇迷雾的风险。美国凭借国防科技实力领先优势和全球科技信息感知能力优势，掌握科技前沿发展话语权，其在美苏竞争期间制造科技迷雾的行为，若施于中国势必会造成战略欺骗。美国已在加大科技信息封锁保护（如停发始于2011年的“技术监视/地平线扫描”技术信息，加大受控非密技术信息的网络管控），并以新技术应用提升科技信息的获取和干扰能力。我国防科技若长期依赖跟踪研仿，更容易陷入科技迷雾，甚至遭遇技术风险突袭；另一方面国防科技水平已进入“三跑并存”新阶段，后发优势减少，自主探索科技方向和重点将因此更加困难。
二是关键技术领域差距拉大的风险。当我国在聚焦“新质新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美国也在以构筑对我国防科技优势为指向，鼓动发起“第X次抵消战略”，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重点谋划与布局（国防部明确界定14项关键技术领域，包括定向能、高超等备战急需的技术，及生物、量子、下一代通信等新兴种子技术）。这些技术是决定未来军事优势的关键，美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对我或具有先发优势，或具有资源与力量基础优势；而且美国还在以“决胜十年”的竞争思维，变革创新模式、吸纳商业领先成果，意在以超越中国的速度加快科技向战斗力转化。我国追赶超越的时间窗口在收窄，且我国关键技术短板明显、重大原创成果缺乏、基础研究薄弱等劣势，进一步使我国从源头上失去先机，比较优势被抵消，特别是技术指数发展时代，一些既有技术优势也会在迭代中被消耗。
三是创新步调被扰乱的风险。美国抓住我对国外开源研究工具、关键设备、重要基础产品等的对美及其盟友的依赖，对我国防科技发展设置“小院高墙”，施加愈加精准的打压和制裁。一方面切断我国外技术引入、使用和合作渠道（如Matlab等仿真软件不能使用、胎牛血清试剂等高标准实验剂不可获取），国防科技高相关的电子信息等科技领域、十大军工集团等军工实体、高端芯片等关键“卡脖子”领域被制裁打压，拖延、阻扰我正常国防科技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抢夺我国防科技重要资源，如开展高端人才竞夺、实施科研管控（如中断中美科技合作交流和重要项目）、限制数据库访问（2024年2月发布总统令首次禁止向中国跨境传输数据）等举措，国防科技攻关需要背后全生态的保障，任何断点、堵点都会造成路径障碍，而且一些弯道超车的路径也在被阻截。
四是创新成效被压制的风险。美国干扰我国防科技创新的有序开展，阻碍我国防科技线性发展路径，势必带来技术难攻下、速度跟不上、质量不过硬的创新成效问题。并且，美国以对华科技竞争名义，重拾战略性创新补贴政策（2022年通过了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和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2024财年国防预算8863亿美元创新高），以大规模结构性货币、专项财政以及拉动社会资本投入于关系国防竞争、技术抢先的产业，我国极易被美拉入“军备竞赛”的泥潭，若被迫对国防科技相关全创新链更多点位布局，势必会消耗我原本的成本优势，使我面临创新成本被拉高、试错风险增加、部分科技领域/环节资源被分走等一系列风险挑战。
五是创新环境遭破坏的风险。美国《国防科技战略》强调聚合全政府全社会全盟友力量抢抓科技发展机遇，以“美式”举国体制抵消我国防科技创新在战略规划、组织能力等方面优势，将国防科技竞争上升到国家层面、体系角度。其极尽清单制裁、舆论造势、拉边站队等方式，阻扰我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截至目前以抵制中国军民融合名义，有73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防部“中国涉军企业”清单、205家企业被列入财政部“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利用盟友优势构筑遏华科技阵营（开展先进技术联合研发，在技术标准、技术应用规范及科技外交等方面对中国实施“规则制衡”），制造创新孤岛。我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之路会因此受到制约，对我科技创新生态造成冲击，国际合作发生“寒蝉效应”，国内外发展空间遭遇挤压。
（科荟智库：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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