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1977年进厦门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傅衣凌教授。1991年被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列为中国古代史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明史新编》《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客家源流新论》《福建族谱》等专著。
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大多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30 年的摸索，酸甜苦辣，回味无穷。最后走上历史学研究的道路，却多少有些鬼使神差。回顾自己学习的历程，往往是“急就章”的成分居多。讲来有些离奇，但它却是真实的。
歪打正着
人们一谈起历史学博士，大概都会想起那书香四溢、博览群书的儒学世家，但我却没有这般幸运。
我出生在一个有着“地瓜当粮草”恶名的濒海乡村。乡贫、村贫、家也贫，教育情况自然也十分落后。 7 岁时进了村里的“民办小学”，老师们倒有一半不会讲普通话，上课时，方言、普通话搀杂使用，相映成趣。
我的家对面就是台湾岛，那时为了解放台湾，必须迁移一部分居民到山区去做战略疏散，我也跟着父母疏散到了闽北山区的崇安县。崇安县的教育水平比我老家还落后，全县仅有一个半中学，我入学的中学就是这所只有初中没有高中的半个中学。解放前这一带是红军打游击的“老区”，为了照顾老区的文化教育，才在三年前创办了这半所中学，校舍、教室均在草创之中，教学、图书设备十分缺乏。同学们住在竹片编织外糊一层泥的棚墙宿舍里，除了上课之外，还要用许多时间去参加劳动，修建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为了发扬“边战斗、边劳动、边学习”的抗大作风，把学校改名为“抗大中学”，现在回想起来，倒也名副其实。
初中上了一年半，“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来到了，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只好回乡去，放下书包，拿起锄头，一干就是 6 年。农活一把手，政治上求进步，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成了货真价实的农民。
1973年，我被挑选进部队服兵役，这几年正是中国“阶级路线斗争”最激烈的岁月，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批的对象越多，文件社论也就跟着多。部队必须紧跟形势，听党指挥，党叫批谁就批谁。我们这些士兵自然也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和批判活动，文字的东西看得多了，居然也对自己的知识积累有些帮助。
1975年，中央下文件开展“评法批儒”运动，这是“四人帮”蓄意借古讽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场运动对中国来讲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不幸中之大幸，我在“评法批儒”中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
在当时文化禁锢的年代里，许多书籍都被当作毒草而封存起来，书架上所能看到的，除了千篇一律的报纸杂志外，就是革命导师的著作、鲁迅作品和少得可怜的几位作者的作品，外加几部样板戏，“毛选”是通读了，作家的小说本来是应该爱看的，但内容有些像报刊社论，兴趣不大；“马恩列斯”的书，虽然很想读，但洋人的话拗口，大部分看不懂。鲁迅的书起初也不大看得懂，但毕竟是用中国话写的，多看几遍也就趣味无穷了。正当这个时候，为了“评法批儒”的需要，居然印出了一批中国的古籍和近人的研究著作。这些书虽然大部分是作为被批判材料供大众看的，虽是歪书却如果把批判的文章和被批判的材料对照起来看，倒也激起我的求学好奇心。
部队有个好传统，对战士的文化学习政治教育一直抓得比较紧，但当时战士的文化水平毕竟比较低，为了搞好“评法批儒”，部队特意从社会上聘请了有古汉语知识的老师来部队上课，讲解历史知识，其中就包括我现在工作的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被封闭已久的求知欲望，使我入了迷。
当时营、连队里的首长，对于“评法批儒”大多是一头雾水，因为是政治任务，不得不硬着头皮充斯文，什么“儒”呀、“法”呀，实在不如操练大炮那样直截了当。忽然发现连队里有了一位书呆子，他们也就大开方便之门，把“评法批儒”的所有书籍材料统统归我管理使用，平时的军事训练也可酌情减轻。这就为我提供一个学习的大好时机。经过近一年的读书摸索，“天可怜见”，我不但认识了秦皇汉武、李贽魏源，而且还懂得了白马非马，鸡有三足，一般的古文也大体看得下去了。
这段古怪的读书经历，真可谓是“歪打正着”，但我想，只要是怀着良好的愿望，不论是“香花毒草”，都应当抱着“正书拜读，歪书正读”的学习态度，披沙沥金，把握和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终会有所收获，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讲的“开卷有益”吧。
生吞活剥
大概是当过兵、务过农的缘故，我于 1977 年 3 月被推荐进 入 厦门大学历史系当工农兵学员。厦门大学是福建人最爱读的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是“走后门”最热烈的年代，厦门大学 给崇安县六名学生指标，好的专业都被有门路的干部子女们抢去了，剩下又老又不着边际的历史学专业，派给祖宗三代都过得硬的我来给走后门的人当挡箭牌。
这身不由己、阴差阳错的专业分配，竟然和我在部队里歪打正着的学习“接上了轨”。因此，进了学校之后，在一群工农兵学员之中，居然是出类拔萃的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很有基础，是学习历史的好材料，真是天晓得！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高等教育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 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报考我系的研究生都是社会上的在 职人员，他们虽多年在逆境中不忘读书，终于有机会进高校深造，我很敬慕他们。但系里的老师，总是希望在本校的学生中，能有直接报考研究生的，这样在学习上会比较有连续性。于是1979年，我刚读完大学二年级，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极力鼓动我提前去报考研究生。平凡的人是经不起戴高帽的，我就这样再一次身不由己地报考了我系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教授的硕士研究生。
左起：陈支平、杨国桢、三木聪、陈春声、柯在贞、傅衣凌、江太新、刘敏、郑振满、周翔鹤
动真格的考研究生，政治和专业课都还好应付，外语可是硬碰硬，取巧不得。记得青少年时，适逢中苏友好，学习了一年半俄语，过了十余年之后，头脑中还剩下一个单词——灯泡，原因是其发音与我们农村的一句口头语相近，怎么也忘不了。在部队时虽然歪书正读地自修了古汉语，但那时学外语几乎等于叛国，连林彪的政变纲领，也只起个阿拉伯数字的代号“571工程纪要”，没有像现在动不动连正宗国货也要冠上洋字样。进大学后，因为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一点面子也没有。看学校的意思，也是赶紧让这些“文革遗留问题”早点毕业的好，用不着开设外语课。这样，真要考研究生，外语只有“万事不求人”了。
时间只有5个月，要应付研究生的外语入学考试，不下猛劲和走捷径是不行的，到图书馆去借外语教科书，英语，法语、德语是一字也看不懂，俄语这时又讨人嫌，刚好日语最吃香，里面还夹着不少汉字，那就学日语吧。请教精通考试的外语教师，老师说如果能掌握3000个单词，熟悉语法变通，那么大体可以应付过去。于是我遵照这个考谱，私下定了一个速成学习计划——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天死背20个单词。
一天背熟20个单词并不难，难的是天天坚持不懈。在这紧要关头，我在农村和部队摸爬滚打了10年的身体发挥了极大的潜能。每天清晨起来冲个凉水澡，拿起书本到操场上去，按照课文的顺序，逐个背下去。不消半个小时，20个外语单词居然记住了。回宿舍后，准备一张大纸，钉在自己的书桌上，把这20个单词抄上去。以后每天背熟20个单词，依次抄上去。只要一坐在桌子前，背过的单词就可以从头温习一遍，起到了“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150天很快就过去了，考试将来临，我检验了外语单词，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心里也就有了一点底。考试结果一公布，外语得了76分，真是谢天谢地。
生吞活剥地学外语，其实不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但我相信，做每一件事情，认准目标、持之以恒的努力是最重要的。
穿山越岭
转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后，我规规矩矩地上了一年外语和专业基础课。导师通过对我一年来的考察，准备对我“因材施教”了。
猜想当时导师对我的印象是：学业基础比较差，智力中等，但也有优点，这就是身体强壮，擅长于吃苦耐劳。有一天，导师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学习和做学问都应当扬长避短，我们学校地处东南海滨，图书资料的条件大大不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你应当在熟悉基本史籍的同时，深入城乡做社会调查，搜集流散在民间的各种私家文献。这样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形成自己的学术特点。”
导师简短的一席话，指明了我十余年来的治学道路。说实话，要我东跑西跑地做学问，正是我的长处。想当年在山区伐木时，300斤重的木头扛起就走；在部队干的是最辛苦的兵种——有线电话兵，野战演习时，架线一万米还必须跑步前进。而如今的下乡调查，充其量不过背一个行李，提一部照相机，走走山路而已，简直可以说是“闲庭信步”了。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要下乡搞调查，困难也不少。比如经济问题，就让人头痛不已。导师为了确保我的调查工作能进行，千方百计地为我筹集经费，但每次出差回来往财务处一报销，总是亏空不少；当时我已是而立之年，男大当婚重要，自己领取研究生助学金，除了家用外，还要寄一部分回去赡养农村的父母。如此种种原因，害得我经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没有办法，我只好当逍遥派，把贫困操劳的家政大事全拜托给妻子。妻子名副其实地成了我的“贱内”。
但我们终于坚持了下来，从1980年开始，我的足迹几乎遍布福建省的每一个县市，同时还涉及闽、粤、赣、浙边界山区和粤东地区，出差的总次数不下100次，最多的一年达13次。记得1983年我和系里的林老师一道到华安县农村搜集资料，据信息报告，在距县城30多公里的良村大队，有一部黄姓族谱。我们于清晨乘坐班车到公社车站，从公社车站步行10公里，过了中午才到达良村生产大队部。队部的同志说，族谱收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小队里。我们立即动身，翻过两座山，找到了这个山村的黄姓老人。老人一定要先请我们吃饭，喝点酒，才能看族谱。而我们的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当时正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严打”行动，公安局必须每晚到旅馆查对住宿人员，若发现住宿人员下落不明，第二天麻烦就大了。但老人的好意我们也不好扫他的兴，只好举杯相祝，恭颂一番。折腾到天黑，才把族谱捧出来。我们急急忙忙用相机把有关部分拍摄下来，告辞老人准备返城。但这时返回公社要走3个小时，从公社到县城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下午3点就开回去了。我望着星空，脑子里琢磨着该怎么办。在部队时，我学的军事专业是野外通讯，对夜间寻点有特殊的训练。于是我问老人，从这里到县城是否有小路可通。果不出我的判断，从村子出来，有一条小路穿山越岭可到县城，路程15公里。原来通公社的公路是绕了一个大弯到村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林老师，林老师无计可施，只好说：“今晚是把小命交给你了。”这样，我们根据星星的方位，判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陌生的山道上急急奔走。3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回到了县城旅馆。夜间的奇遇，反而增添了我们旅途的乐趣。
10年来的城乡调查，成果累累，如今积累起来的资料是一箱一箱的。在导师的精心教导下，我利用这些调研的收获，摸索着治学之道，终于形成了自己教学的某些特点。
回想过去的历程，我暗自庆幸自己进了一所好学校，遇到了一位好导师和一位好妻子。我愿把自已对他们的敬和爱，化为新的动力，促进自己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努力探索。
文章来源：【原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编《中国博士的故事（上）》，长春出版社，1997年，第192—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