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作者：Boli
中国还有人看散文吗？
这是一个从上世纪就开启的文学命题。
而整个二十世纪，对这个问题给出最好答案的人，是汪曾祺。
隽永、洒脱、有味道、有意思、娓娓道来......人们用了太多的词去形容汪曾祺和他的散文。
翻开书，在咸鸭蛋和龙井茶这些琐事杂物之间，汪曾祺苍老之中带着些狡黠的面孔又浮现在读者的眼里。
“我和我的读者行将老去”，这是他老师沈从文的感慨，但汪曾祺不信这个邪。
斯人已逝，但散文读者还在一代又一代的复现，这是对作者最好的悼念。
今天是3月5日，也是汪曾祺诞辰105周年纪念日。
我们不该忘记这个小老头儿。
1920年，汪曾祺出生在江苏小城高邮，三岁丧母，同父亲和爷爷奶奶生活。
汪家家底殷实，祖父是前清秀才，酷爱收藏古董字画，父亲汪菊生也沉迷于琴棋书画，尤其精通绘画和篆刻。
虽说缺少母爱，但汪曾祺和父亲关系很好，汪父作画篆刻、吹笛吹箫，汪曾祺就在旁边边看边学，生活有滋有味。
长大后的汪曾祺烟酒不离手，也是跟父亲学的。
汪曾祺青年照
汪家在京杭大运河旁边，小时候的汪曾祺常常去河堤玩，看渔人打鱼，听渔舟唱晚。
上了小学，每天放学后汪曾祺也不着急回家，而是在东大街四处乱逛。
杂货店，豆腐店，卤烧店，布店，酱店，爆竹店，烧饼店……他看人做工，对什么都感兴趣，都想探个究竟。
初中时，汪曾祺数学不好，做数学题常跳过论证步骤，直接得出结论。
但文章绘画都很优秀，最喜欢国文老师高北溟，尤其喜欢听他讲明代归有光。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吴昌硕 《枇杷树》局部
疏淡又真切，朴素而凄婉，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触动。
归有光和高北溟都对汪曾祺以后的人生产生很大影响。
汪曾祺写文章得归有光妙处，颇有晚清散文大家的风范。
而老师高北溟，也作为原型参照，被汪曾祺写入了小说《徙》当中，感人至深。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这是汪曾祺对自己的评价。
17岁时候，汪曾祺给女孩写情书，辗转反侧，父亲给他点上一根烟，也来帮忙出主意。
后来汪曾祺这样形容和父亲的关系：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19岁那年，日军进攻到高邮城外。
汪曾祺为躲避战乱顺势南下求学，最终辗转到昆明，成功入学西南联大。
青年汪曾祺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继续延续着自由散漫的作风，经常逃课去图书馆或茶馆，一待就是一整天，成绩极差。
西洋通史课上，老师要求上交手绘的马其顿国家地图，汪曾祺最后拿到的批语是——
“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体育老师很反感汪曾祺，考试甚至直接给了不及格。
但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并未给汪曾祺带来太多学业上的压力，凭借他的诗文才华，还在学校赢得了“联大才子”的美誉。
老师沈从文十分看重他的文采，100分的习作，能给他打到120分。
汪曾祺与恩师沈从文
20岁的汪曾祺受鲁迅和伍尔夫的影响，写下短篇小说《复仇》，古典的语言搭配西式意识流手法，得到了沈从文的极大赏识。
但名誉归名誉，现实生活上，汪曾祺还是免不了犯窘。
战火纷飞的年代，汪曾祺几乎断掉了和家庭的联系，没有经济支持，只能想办法靠自身糊口。他去中学代过课，也吃过野菜、睡破棉絮。
但好在精神生活富足，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仍是汪曾祺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光。
他在校园里留长发，穿破旧蓝布衫，烟不离手，趿拉着一双破布鞋，俨然一副颓废又自在的文艺青年。
汪曾祺（中）与同学合影
那时日寇飞机时不时侵扰昆明，警报一响，联大的师生就要往郊外跑，叫“跑警报”，等警报解除后再返回校园。
习惯了动荡的生活，许多人常常等到最后一声紧急警报响才动身，一些人成双成对，带上零食和女友到郊外避难。
在郊野找个坟头靠着，或者找个山沟钻进去，在里面看书、闲聊、吃食、打桥牌。
西南联大毕业生合照
在后来的汪曾祺回忆性散文《跑警报》里，他记下来两则西南联大学生的趣事：
一位是姓罗的女同学，警报一响就开始洗头。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想洗多久洗多久。
还有一位姓郑的男同学，一有警报就开始煮莲子，警报解除了，莲子也煮烂了。
“跑警报”的日子虽动荡，但在汪曾祺看来，也妙趣横生。
40年代的西南联大，汪曾祺那批同学毕业要求里有一条是去国民政府军里服兵役，给美国顾问当翻译。
彼时汪曾祺生活相当困顿，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碍于面子没去参加兵役体检，由此未能顺利毕业。
以后来者的角度来看，“一条破烂的裤子”可能更像一个并不完美的由头。
青年汪曾祺
真实的汪曾祺当时对自己的外语水平并不自信，同时军队的高度纪律化与他随性散漫的生活理念相悖。
虚实种种原因，昔日的“联大才子”最终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离开联大的汪曾祺在朋友的帮助下，勉强于昆明一所私立中学入职，两年后感到前途渺茫，辞职去了上海。
因为没有文凭，汪曾祺在上海的求职四处碰壁，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想到自杀。
某个情绪失常的下午，汪曾祺摔碎酒店里的茶杯和镜子，烧毁自己手稿和随身书籍，拎着一瓶酒去了黄浦江边。
与他要好的几个朋友去找他时，发现他房间里一片狼藉，感知不妙，四处寻找后，幸而在江边寻得醉酒昏睡的汪曾祺，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沈从文得知后，骂了汪曾祺一顿，转而开始托朋友帮汪曾祺在上海谋得了一份教员的工作。
后来汪曾祺又从上海辗转到北京，在工作生活上都受到了恩师的不少接济。
汪曾祺《白送糖浆》 原载报纸
汪曾祺一直以来都以被沈从文赏识为豪，多年后大器晚成，不忘师恩，怀着恭敬的心情为沈从文写了许多篇作品。
“你手中有支笔，怕什么！”
沈从文的这番话陪伴汪曾祺度过了人生中许多艰难时光。
在北京工作的汪曾祺，虽有一腔倾诉欲望，但碍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只得将个人创作暂时搁置，在杂志社做审稿的工作，每日为他人做嫁衣。
即便再小心驶船、明哲保身，1958年秋天，因单位要完成“指标”，汪曾祺还是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接受“改造”。
1958年，汪曾祺在张家口农科院下放劳动（右）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平淡了。”
汪曾祺曾在《随遇而安》中这样写。
许多人常把汪曾祺苦中作乐、随遇而安的态度拿来说道，却忘了汪曾祺也写过：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被打成右派之前，汪曾祺妻子施松卿整日提心吊胆，甚至精神失常，“经常出现自杀的念头”，还想将女儿推下阳台。
汪曾祺被打为右派的那天，回家见到妻子，脸上露出的不是悲痛，而是“奇怪的微笑”。
这“随遇而安”里有几分苦楚，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个中滋味。
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1961年，因为表现良好，汪曾祺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第二年在北京京剧院当编剧，创作了知名样板戏《沙家浜》。
江青赏识汪曾祺，认为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
汪曾祺说：“江青规定：要写‘大江东去’，不要‘小桥流水’。我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也只好跟着唱了十年空空洞洞的豪言壮语。”
“四人帮”倒台后，梁清廉说：
“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以为终于等到自由，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纸罪状——
汪曾祺因为和江青往来较为频繁，被骂为江青的“御用文人”。
“样板戏团”时期的汪曾祺
上头还给汪曾祺“立了专案”，让他“交代和江青的关系”，审查持续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汪曾祺就写了十几万字。
其子汪朗回顾那段历史：汪曾祺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甚至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
汪曾祺在儿女眼中的形象，一贯是可爱、温和的，在家在外，儿女都亲切称汪曾祺为“老头儿”，这次事件对汪曾祺的打击可想而知。
本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最后反被指认为“帮凶”。
汪曾祺一家
后来有人问他，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也只是淡淡回答：随遇而安。
“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1980 年，动荡的余波逐渐平息，汪曾祺的生活归于平静，重新有了提笔的冲动。
这时的汪曾祺，已经六十岁。
经历了二十年动荡，再次提笔，写什么？
汪曾祺
那时候“伤痕文学”大肆流行，被迫害的文人们纷纷站出来揭露文革带来的种种创伤，用笔杆子宣泄心中的冤屈与苦楚，或悲泣，或批判，不吐不快。
汪曾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了十天时间斟酌，打磨出来的却是小和尚和农村小姑娘的初恋——《受戒》。
同事朋友们读过之后，都喜欢，但又都说，发表起来很难。
不揭露旧的，也不歌颂新的，发表这些不三不四的小情小爱有什么意义？
汪曾祺在写作
《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李清泉看了小说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将其发表在了《北京文学》第十期。
令汪曾祺没想到的是，小说震动文坛，各大报刊接连发文交口赞誉，汪曾祺一夜间在文坛大红大紫了起来。
作家阿城回忆起第一次读到《受戒》的感受——
“看完如玉。”
不需要执着什么“意义”，真善美本身已足够珍贵。
汪曾祺《受戒》中寺庙原型菩提寺
《受戒》的成功激励了汪曾祺的创作，《异禀》《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杂记》等以故乡高邮生活为背景的小说纷纷发表。
这些从凡人小事入手的写作，颠覆了以往宏大叙事的审美风格，历史在汪曾祺笔下只变成了一个背景，底色，节奏的标点。
不追求从现象中提取本质，而是描摹人间日常种种，他的文字很容易使人忘记周遭的一切，只浸入作者勾勒的氛围和印象里。
……一饼紫酱色的脸，眼角微睁，黑嘴，下唇向外略微突出。因此造成种傲慢，一种旁若无人，玩世不恭的神情。一种绝望的苦吐，徒然的努力。你可以从下面看出难尽的折磨。无穷的迫害与屈辱，一个不断疲老的灵魂不断的忍受。一个爱好花、月亮、感伤的音乐、喜欢把小孩子骑在肩上面按拍子跳舞的灵魂。细致的、敏感的灵魂。孤独的灵魂。一个头等丑角最常有的表情。
……好老板，我看见你特为给他捞了一捞，一个几乎完整的鸡头呢。老板你自己定也喝酒。你回过头来，你笑。笑得很好。多年来我还记得那个笑。你跟你家里定过得不坏，她头上戴了一朵花，我看见。（汪曾祺《磨灭》）
汪曾祺手稿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有美的和谐，善的和谐，也有感伤的和谐。
宗白华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美学有两种美感—— “错采镂金”之美与“芙蓉出水”之美。
汪曾祺显然是后者。
汪老以美学的态度对待人生，这种美不是精致的美，不是小布尔乔亚的美，而是朴拙的美，朴拙中又包含蕴藉与知性的美。
汪曾祺和家人
汪曾祺平日里妻管严，喝醉了之后却像小孩儿一样玩闹：
“你们以后多对我客气点儿，我可是要写入文学史的人。”
虽说比起“伤痕文学”对政治的沉痛呐喊，汪曾祺坚守的还是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但就像他自己说的：
“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很难了，人心是脆的。”
给多数人留下印象的是写《受戒》和《人间草木》的汪曾祺，一个充满趣味和知性的汪曾祺。
1993年汪曾祺与妻子在海南
但在80、90年代，也就是汪曾祺的高产时期，其风格逐渐出现了一些转变，健康爽朗的主基调在衰退，悲凉之气愈加浓郁。
他写《黄油烙饼》——
……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他为什么这样兴奋？蘑菇是可以吃的呀！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子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
他写《徙》——
废科举，兴学校，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伦堂去痛哭。就在高先生所住的东街的最东头，有一姓徐的呆子……念到曾经业师浓密圈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痴如醉，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
街上人给他这种举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哭圣人”。他这样哭了几年，一口气上不来，死在街上了。高北溟坐在百年老屋之中，常常听到徐呆子从门外哭过来，哭过去。他恍恍惚惚觉得，哭的是他自己。
但汪曾祺哪怕写悲剧，笔触仍然是温吞蕴藉的。
汪曾祺与作家贾平凹、彭匈
有人说他的小说是一种“柔性的悲剧”，始终不能直面残酷人生。
有人说他写的是政治运动里普通百姓的“内伤痕”，平静的叙述中也有一两声沉重的尖叫。
其师沈从文出身于部队，见惯了砍头，经历了视生命如草芥的兵荒马乱的年代，写出的仍是《边城》一样如流水蕴藉的文字，他想用文字造一座希腊小庙，庙里就供奉人性。
汪曾祺与沈从文身上体现了某种哲学的相似性，与其说逃避苦难，不如说试图超越苦难。
扎根于凡人俗事，同时也没抛弃作为一个文人的悲悯与关怀。
汪曾祺与出版家范用
汪曾祺《钓鱼的医生》里，主人公王淡人冒着生命危险涉过激流，淌着齐腰的水去到被洪水围困的村子里治病。
等到晚年回忆往事，汪曾祺说，王淡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
汪曾祺的儿女们说：“爸爸少孤，三岁便死了娘……人说没娘的孩子最可怜，但爸爸小时似乎过得还愉快。他的继母对他很好，父亲、祖父也很喜欢他，他还有个二伯母，更是对他疼爱万分……”
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汪曾祺在查看手稿
汪曾祺的童年，给他的一生铺开了宽厚仁慈、随和蕴藉的底色。
在昆明西南联大，有时穷到没钱吃饭，就和同学卖了字典填饱肚子，饭后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云，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之类的虚无缥缈的胡话”。
他兴趣广泛，烹饪、酒茶、书法、水墨画、鸟虫、考古……被打为右派的日子，他研究马铃薯、成为喷波尔多液的打药能手。
汪曾祺
无论走到哪一步，都能给自己找点儿乐子，想点儿办法。
而多年后谈及老师沈从文的教诲，汪曾祺说，大部分好像都忘记了，只剩下一句话——
“千万不要冷嘲”。
一百零五年后，这句话还在嗡嗡作响。
参考资料：
1. 汪曾祺《随遇而安》
2. 汪曾祺《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3. 汪曾祺《跑警报》
4. 张天行《品行之外》，中国青年报
5. 甘草子《有信来. 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情》，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6. 卓亦道《汪曾祺怒目金刚的一面》，宝应杂志
7. 王小惠《汪曾祺的“内伤痕” ——细读 <寂寞与温暖> 和 <云致秋行> 》 ，文艺争鸣
8. 顾乐远《论童年记忆和教育背景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社会文化论文
9. 刘丹《生态视域下汪曾祺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10. 孔小彬《传统和现代的会通—汪曾祺作品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11. 纪录片——《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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