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说过：“中国作为文明古国，金银财宝数不胜数，然而，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分钱存款！中国拥有 10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周总理夫妇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将革命烈士的孩子以及侄子侄女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1968 年 8 月，周秉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毅然奔赴内蒙古大草原插队。
出发前一天，周秉建前往西花厅向伯父、伯母告别。1968 年 8 月 6 日傍晚，得知她的这一决定后，周恩来满心欢喜，同她说道：“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务必与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
初到之时，她既不会说蒙古语，也不懂牧业活儿，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草原夏季风景虽美，但整日在烈日下辛苦放牧并非易事；冬季更是常常遭遇暴风雪。为了尽快适应牧区生活，周秉建和其他知青积极努力地向牧民学习，在牧民的热心帮助下，她学会了骑马、说蒙古语，逐渐掌握了牧业技能。7 年的草原生活，让她学会了劳动技能。
1970 年 12 月，周秉建应征入伍，然而她的军营梦最终未能成真。因为周总理和侄女说道：“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
邓颖超也说：“你应该把参军的机会让给当地年轻人。” 随后伯父为她讲解国家征兵政策，她当即意识到伯父所言极是。3 个多月后，周秉建重返草原。
“1972 年春节探亲时，伯父和蔼地问我：‘你能不能在内蒙古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周秉建说，伯父希望她成为基层的普通劳动者，生活平安幸福。
1977 年读大学期间，周秉建偶然与拉苏荣相识。当时拉苏荣是草原上家喻户晓的歌手，就职于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1979 年国庆节，周秉建与拉苏荣在北京举行婚礼，遗憾的是周总理已去世，这给周秉建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周日和是周秉建的独子，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与母亲不同，更热衷于闯荡，将自己定位为创业服务者。
周日和称周恩来为 “我家老爷子”。他尊重母亲这一辈表达对周总理敬爱和怀念的方式，但与母亲以做普通人践行承诺不同，他更愿意传承并弘扬周恩来精神。
周日和觉得：“周家后辈是普通人，但绝不做平庸之事。”
周日和说，在他看来，创业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群体，作为周恩来后代，理应为创业者服务。“我若不做，难免遭人质疑；若做不好，定会被批评；若做好了，也会有人认为是靠家里背景。” 周日和深知这是与生俱来的压力，所以做事力求尽善尽美，在各方面都极为谨慎。
不仅是周总理的侄女，就连他的侄子以及后代，也谨记周总理的教诲，从来不会搞特殊。
1950 年，周恩来考虑到周尔辉的学业发展，将他接到北京读书。初到北京，周尔辉既兴奋又紧张。
进入北京的学校后，周尔辉努力适应新环境，凭借着自身的勤奋与刻苦，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学校里，他从不提及自己与总理的关系，衣着朴素，与同学们相处融洽，积极参与各项劳动和集体活动。
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周尔辉满心期待，可当得知学校考虑到他的身份，打算为他安排一个特殊座位时，他立刻婉言谢绝。他诚恳地对老师说：“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普通学生，不想因为伯父的缘故搞特殊。” 最终，他和同学们一起，坐在普通的观众席上，享受着这场文化盛宴。
回到家后，他将此事告知伯父，周恩来听后，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对他的做法表示高度认可，并再次强调：“我们周家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有特权思想。”
1958 年，周尔辉高中毕业后，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 就业。
周尔辉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报名前往内蒙古插队。在离别之际，伯父特意叮嘱他：“到了那里，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虚心向牧民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当地发展贡献一份力。”
初到内蒙古，周尔辉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牧区生产队。那里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周尔辉都没有一声怨言，用最快的速度适应。
最后，周尔辉在内蒙古扎下了根。他不仅如此，他还与当地的一位蒙古族姑娘相爱并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和妻子一起，帮助牧民们改善居住条件，发展畜牧业经济
1975 年，周尔辉的父亲病重，他接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地赶回淮安老家。父亲去世后，周尔辉处理完后事，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留在淮安照顾年迈的母亲，还是返回内蒙古继续自己的事业。
经过深思熟虑，他想起伯父曾说过的话：“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他深知内蒙古的牧民们还需要他，那里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于是，他决定将母亲接到内蒙古，继续投身于牧区建设。
1976 年和 1992 年，对周家来说是两个悲伤的年份。
1976 年 1 月 8 日晚，他们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大奶奶邓颖超发来的。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就要去北京，周荣庆则堵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而就在总理逝世的 50 天前，1975 年农历 11 月初七，周志勇的奶奶王兰芳也走了，年仅 68 岁。
1988 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邓颖超病重。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邓颖超。晋菊清至今记得，邓颖超在昏迷中对她说的话：“这不是菊清吗？好孩子，不许哭。今后无论怎样，都要坚强些！”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病了，一病不起，直至 1992 年 1 月 15 日走完 63 岁的人生历程。病中，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和妻子一起去北京看望七妈。不到半年，1992 年 7 月 11 日，邓颖超也与世长辞。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 “打招呼”，有时还专门 “拆台”。曾有人问志勇：“你们一家在焦作，算来已有 50 多年，市里领导知道吗？” 志勇说：“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几乎没找过领导。”
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是很早以前。因为总理秘书的电话是打给焦作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身体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病。那时焦作尚未通火车，前往北京需先乘坐汽车至新乡，再转乘火车。而那次奶奶病情严重，乘坐公共汽车身体难以承受。周志勇的父亲周荣庆无奈之下向总理提及此事，总理秘书致电焦作革委会，请求安排一辆汽车将王兰芳送至新乡。
电话中，总理秘书并未透露亲属关系，只是说明：“你们那里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她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其他不用管。”
总理即便身居高位，也不愿因私人关系给地方增添麻烦，始终坚守原则，这让年幼的周志勇对伯父的敬意油然而生。
上世纪 80 年代，周志勇的小弟志军没有工作，家人希望通过邓颖超帮忙找点活干。然而，邓颖超严肃地回应：“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 这个答复让周志勇一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总理及其家人对原则的坚守。
后来，周志勇步入中年，他对总理的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关心弱势群体，为改善社会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