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25年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资本体育馆，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其签署的行政令。图/新华社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又来了。
当地时间3月3日，此前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挂在嘴边的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威胁，在多次反复后，最终宣布于此前拟定的生效日期，即3月4日正式生效。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美方宣布同日起对中国输美产品再次加征10%关税。
对此，中方回应称，单边关税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并立即公布了多项反制措施。当晚，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将对美进行对等的关税报复。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在此前就表示，墨西哥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其经济部长更直言特朗普此举是“没有道理的昏招”。欧盟多国也都先后表示，对美国准备好了“对等关税”。
迎接特朗普关税大棒的是各国的“反对”+“反制”，一场关税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时间回到7年前，2018年3月8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初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挥笔签下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行政令，这标志着特朗普关税大棒正式开打。
彼时的特朗普，面带自信的微笑，仿佛已经找到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之路，“关税”也成为其任内一大主旋律。此后连任失败，隔四年卷土重来，特朗普“初心不改”，仍然笃信其关税大棒的威力。
但乱舞关税大棒的结果，真的会如特朗普所愿吗？答案或许可以从历史书上找一找。
前车之鉴：胡佛关税未能繁荣美国
特朗普重新挥舞的关税大棒，让一些人想起了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1928年，赫伯特·胡佛在竞选总统时就承诺，要加征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1929年，胡佛上任没几个月发生股市崩盘，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开始。随后，胡佛启动了“巨无霸”计划拯救美国经济。
1930年，作为提振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胡佛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骤然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
严格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提出本身与大萧条并无直接关系，因其是出现在“黑色星期四”之前，目的在于保护美国的农业、制造业以及增加工作岗位。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虽经济上烈火烹油，但社会上却流行一种思潮，认为一些国家通过低价出口商品，扰乱了美国市场的公平竞争，大量舆论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产业。这跟今天的“美国优先”大行其道，如出一辙。
经济危机发生后，支持《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声音日益高涨，但经济学界和利益相关的反对派也开始集结。后者主要是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美国的全球贸易伙伴和外国政府。
与此同时，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请求否决《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联名信被送交胡佛总统。胡佛终究还是签署了法案。
金融巨头J.P.摩根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W.拉蒙特后来回忆，“我几乎要给胡佛跪下去请求他禁止那愚蠢的关税法……他让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都燃烧起来了。”
当时，美国政府还收到了来自外国的34份正式抗议。但关税大战还是爆发了，各国无奈发起“反制”。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暴跌66%。美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剧了萧条，失业率大幅上升。
如果从大历史视角看，《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还被认为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其引发的关税大战不但重创了全球经济，也加深了国际对立。高喊“让美国再次繁荣”的胡佛，却一手把美国社会拖入黑暗境地。
今年已经94岁的著名投资人巴菲特，刚好出生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的那一年，如今又正在经历着特朗普关税。作为前车之鉴，胡佛当年所为跟特朗普今天“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戏路”，颇多相似。
为此，“活久见”的巴菲特说，“实际上，我们在关税方面有很多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征）关税是一种战争行为。”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曾评论说，现在美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执政的最高层政客及其智囊、执行官员，几乎都是“二战”后出生的，他们缺乏危机记忆，心态上就不会有什么特别深层的恐惧感和危机意识。
而巴菲特恰恰是曾经亲历过危机年代，今天仍然健在的极少数美国人之一。长者之言，闻者当戒。
历史暗线：特朗普何以执着于关税
特朗普或许过于自信，但按照常理，在做出单方面加征关税这么重大的国策时，他不会不研判其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应该知道大萧条的一些基本历史。
2023年3月，当硅谷银行遭遇危机时，在野的特朗普就曾将拜登比作“现代版胡佛”。针对拜登政府的增税提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经历一场比1929年更大、更严重的大萧条，银行已经开始倒闭，“这就是证据”。
很显然，特朗普“懂得”加税与萧条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其政策团队中也不乏经济学家。因此，特朗普执意重拾关税大棒，主要还是基于政治、经济、战略甚至是心理层面等多重考量。
政治上，特朗普深知选票比经济更重要。在其竞选中，特朗普一再强调加关税，就是知道这能帮助他争取关键选民，尤其是来自“铁锈带”的选票。事实上，选战中的高关税承诺也成功塑造了特朗普“美国工人保护者”的形象。
就像《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会让“民族主义情绪都燃烧起来”一样，加关税政策也很容易用于“敌我对立”式的民粹主义叙事，让选民感觉特朗普是在为他们而战。
经济上，加征关税确实可以制造一种短期有利的幻象。比如，2018年特朗普加征钢铝关税时，美国钢铁公司一度增加了就业，财政收入也会短期增加。心理上，特朗普又过于自信和讨厌承认错误，即便关税战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失，也会被他归咎于其他因素。
而在战略上，虽然特朗普加征关税是以“保护美国”为名，但其背后也包含地缘政治战略，包括拖慢竞争对手发展、保障供应链安全等，以让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优势。在这一战略目标下，就存在宁肯自损八百也要伤敌一千的算计。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其背后有庞大的选民群体和智囊团。特朗普看似疯狂的行为之所以没有遭遇其国内的强力抵制，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历史一直存在着“加关税”这么一条暗线。
比如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因为英国授予东印度公司向北美殖民地出售茶叶的垄断权，并豁免部分关税。这导致进口茶叶比殖民地产品更具价格优势，引发殖民地商人奋起反抗。而英国进行的报复升级了矛盾，最终爆发独立战争。
也因此，在今天的美国，共和党内那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流群体仍一度被称为“茶党”。
此后，关税又成为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重要诱因。当时，南方依赖农业，基本以出口为主，希望降低关税；而北方依赖工业，支持高关税以保护本土制造业免受欧洲竞争。
最终，随着《莫里尔关税法》的颁布和坚持废奴政策及高关税的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利益攸关之下，南北彻底决裂，开始残酷内战。
1890年10月，美国通过《麦金利关税法案》。这部被称为史上关税征收标准最高的贸易保护性法律之一的法案，牺牲了美国农民的利益，同时又帮助洛克菲勒、摩根等垄断资本家完成了对美国经济的控制。
在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是“麦金利即繁荣”“高关税即高工资”“关税是托拉斯之母”。今天的特朗普，似乎仍对此深信不疑——
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不但在其就职演讲上盛赞麦金利通过“才智与关税”让美国变得非常富有，当天还签署命令将美国最高峰命名为“麦金利山”。
世界大势：自由贸易不该再遭寒流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商主义备受追捧，相应的高关税政策也一直如影随形。因为，重商主义强调贸易盈余、国家干预、贸易保护，关税则是最直接、简单的手段。
一方面，重商主义关税政策促进了一国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量严重甚至血淋淋的后果。
比如，19世纪的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农业而通过《谷物法》，对进口谷物维持高关税。1845年秋，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导致贫困家庭面临饥饿。但由于《谷物法》限制了谷物进口，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大饥荒致数百万爱尔兰人死亡和流亡。
为此，维多利亚女王向爱尔兰灾民捐资2000英镑，同时废除了《谷物法》。但此时，大量赤贫的爱尔兰人已经失去购买力，造成了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却都保持着粮食净出口的奇特景象。
重商主义使列强国富兵强，其一面实行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一面依靠船坚炮利迫使弱国执行有限关税。晚清时期，中国失去独立主权的标志就是失去关税自主权，进口商品长期只需缴纳极低的“协定关税”，对外贸易转为逆差，国库空虚。
此后，时局一直延宕至1930年，中国才基本收回关税自主权，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真正重新获得关税自主权。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最主要支持者，自然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无视规则的单方面加征关税行为。
回望百年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全球化、贸易自由和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关税成为大势所趋，但又时常因为国际政治原因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寒流。在学界，也有“萨缪尔森之忧”和“金德尔伯格陷阱”这类理论对此进行助攻，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
从根本上讲，美国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到关税战的发起者，这一大变脸源于美国近年来经济上的窘境，包括产业空心化、高失业率和国际收支逆差等。但试图通过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的简单手段来改变今天的复杂局势，恍如白日梦。
百年前世界各国高度疏离，矛盾重重，交通不发达，也没有互联网，当时打关税战都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何况已经全球化深度融合多年的今天？
单从可操作性而言，过去数十年间，全球供应链已经高度融合，美国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贸易，试图通过关税强行逆转这一趋势，既昂贵，又低效，终难成。全球贸易大幅减少，还会危及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而动摇美国竞争力的根本。
归根结底，特朗普重拾关税大棒的底气，是来自美国市场的经济规模、消费能力，以及金融上的影响力。但有史可鉴，滥用关税大棒最终损伤的却正是这些，也危害全球经济发展。值此之时，有识之士都当请问特朗普，可曾记得这些关税“黑历史”？
撰稿 / 信海光（媒体人）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