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位香港商人计划向大陆捐款1000万美元，同时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不过，当这个计划传达到相关部门后，未立刻得到落实，并且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
而这位香港商人正是当时享誉全球的“船王”包玉刚。
1918年，包玉刚出生于宁波镇海，父亲包兆龙是一位地道的商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年时期的包玉刚逐渐展现出了经商头脑。于是在他31岁那年，便跟随父亲来到香港闯荡。
彼时的香港正处于发展时期，充满着机遇与挑战，包玉刚与父亲着手做了一些小买卖，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他力排众议，不顾父亲与家人的劝阻，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竞争十分激烈地海洋运输业。
然而在创业初期，包玉刚就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幸得在朋友的协助下凑集了20万英镑购买了一艘二手货船，并于1955年创立“环球航运公司”，正式进军航运行业。
凭借着自身出色的经商才能，包玉刚逐渐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
到了1980年，他的“环球航运公司”迎来了鼎盛阶段，货船数量高达200多艘，总吨位破2000万，登顶“世界船王”宝座，成为了全球航运业的领军人物。
中国人向来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思想观念，一旦事业有成，都会想到如何报答自己的故乡，包玉刚也不例外。
其实自1949年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发展以来，包玉刚就曾多次与大陆有过不同形式的接触。
比如刚到香港发展不久，他就帮助大陆运输了药品、钢材等紧缺物资。在这20多年中，包玉刚也曾多次亲自来到大陆，但是首次与官方接触则发生在1978年。
那一年，包玉刚在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的邀请下，以个人名义来到大陆访问。
短短几天的北京之行，包玉刚感触颇深，他意识到此时的大陆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回到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正轨上来了。
同时，他也十分清楚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定的资金和技术，而这两项正是当时中国的短板所在。
比如当时的北京仅有7家涉外饭店，能够满足接待需求的床位也仅有1000多张，这对于即将走对外开放道路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到了1979年，包玉刚提出愿意向大陆捐赠1000万美元，用在北京建造一座拥有300个房间的旅游饭店。
1000万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当时北京的GDP也仅100亿人民币左右，倘若这笔捐款落实，对于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无疑一项巨大的帮助。
然而当包玉刚提出这个想法后，并未得到相应的回应。
当时的中国虽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但是党内仍然存在一些保守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向来讲“援外”，接受资本主义地区资本家的援助是有悖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做法。
不过，他并未因此放弃。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来到北京商谈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并受到了王震、谷牧等领导人的接见。
在与一众领导人的会谈过程中，包玉刚又想起了此前的捐款计划，于是他诚恳地表态：
目前北京正缺少旅游饭店，这项工作他本人可以做贡献，愿意捐赠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造一座大型的旅游饭店。
同时，他也有一个特殊的小要求——饭店用其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彼时包玉刚的父亲已经80多岁，他想有这个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父亲。
然而，包玉刚此次还是吃了“闭门羹”，他的这张1000万美元支票仍是没有捐出去。
当时，旅游总局副局长庄炎林得知此事后十分重视，他认为“此等好事，多多益善”，可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决定权，需要等高层商量决定，而高层在这件事的讨论上也存在分歧。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在京内传出了一个不和谐的说法：北京建饭店，以资本家的名字命名，是在为资本家“树碑立传”。
为了不辜负包玉刚的一片好心，庄炎林找到了负责管理华侨事务和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希望他能在这件事上提供一定的帮助。
庄炎林告诉廖承志，闽、粤两地大多数的侨胞事业有成后，都在自己的家乡建设了学校、医院、图书馆，也不乏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做法。
廖承志对此也感触颇深，他认为爱国华侨做善事与光宗耀祖之间并不冲突，而且包玉刚并非党员干部。
加之包家的祖坟在特殊时期遭到过破坏，亲属也挨过整，这方面来讲我们有愧于他。而且包玉刚对此并未记仇，相反，他在为国家建设发展方面表现地十分积极。
不过，廖承志也十分清楚当时的环境，以他本人的身份，在这件事起不到关键作用，所以他先让庄炎林写一份报告，然后他亲自将这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手上，并向邓小平介绍了此事的详情。
邓小平得知此事后，也十分认同庄、廖二人的看法，当即表示愿意出面接受这笔捐赠，并且为饭店提名。
在邓小平看来，包玉刚捐赠千万美元建饭店是一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帮助的事，而取名“兆龙饭店”是其表达对父亲养育之恩的体现，加之包父本身对我们国家做过贡献，纪念也是应该的。
此话传到庄炎林和廖承志的耳中后，两人长舒一口气，负责旅游饭店建设具体工作的庄炎林立即动身处理选址和征地等相关事宜。
不过，受当时的大环境影响，捐赠事宜虽然已经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支持，但是整个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阻力，所以直到一年后才最终落实，并举行了一场官方的赠款签字仪式。
1981年7月3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以及亲属共9人前往北京，而这也是包父几十年来首次来到了自己国家的首都。
7月6号上午，包氏父子等人受邀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亲自接见了他们。
当时，邓小平主动走向包氏父子，紧握着他们的手笑道：“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两人相谈甚欢，十分投机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聊了整整38分钟。在交谈过程中，邓小平详细地询问了环球公司与大陆船舶业的合作情况，并且对包玉刚帮助大陆的船舶业打入国际市场表示感谢。
而包玉刚则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从事航运业的一些列经历，以及在大陆考察的所见所想和大陆发展船舶业的一些建议。
交谈结束后，开始正式举办那场包玉刚期待许久的捐赠签字仪式。
在仪式上，邓小平亲手接下了包玉刚手中的1000万美元支票，并略带自责地说道：“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办事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都那么难，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此后的四年里，兆龙饭店的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曾经为了捐赠事宜牵线搭桥的庄炎林同志已就任国侨办副主任，虽然不再负责旅游饭店建设的具体事宜，但是他对于兆龙饭店的建设仍然十分关心。
1985年10月，“兆龙饭店”正式落成，此时的包玉刚已经成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他带着家人参加了饭店的落成典礼。
曾为饭店题写名字的邓小平，也破例出现在剪彩仪式上，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生平唯一一次替外资饭店题写点名并剪彩，足以表明他对爱国侨胞以及建设旅游饭店的重视。
不过，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老先生在饭店落成之前已经离世，曾为侨胞事务忙前顾后的廖承志同志也因病逝世。
他们作为“兆龙饭店”建设的见证者和贡献者未能参与落成典礼，不可谓是一种遗憾。
权威资料来源：
《世界船王——包玉刚》
《邓小平亲自接受“烫手支票”》
《邓小平八次会见“世界船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