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起时，诗人李白正隐居于庐山。这一年他已55岁，早经历过待诏翰林和赐金放还等人生浮沉。匡庐地处江西，战火一时不会延及。当时他有诗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落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显然是想做个旁观者，并无出山的打算。
可是命运之神不让他安宁。至德元载（756），唐玄宗诏：以永王璘为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这位永王颇有野心，以为趁天下大乱割据江表，可以“如东晋故事”，便在江陵招兵买马，大肆扩充势力。大名鼎鼎的李太白也成了他们亟加礼聘的对象。
天真的诗人哪里了解朝廷内部斗争的复杂？哪里知道唐玄宗、肃宗和永王璘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他只知道永王是以皇子身份奉玄宗之命出阁率兵经营江南，只知道此时应该并力讨平安史。
当然，他的从政之心不死，还以为这又是一次上天让他实现辅弼之志的机会。于是在永王派人“三请”之下，他放弃了旁观态度，下山成了永王幕府中的一员。当永王拒绝肃宗“归觐于蜀”的命令擅自领军东下广陵时，李白不知危机日近，还热情澎湃地写了一组《永王东巡歌》，其中既有歌颂朝廷、预期胜利的内容，也有自负自得的豪情。
然而这一切却成了“从逆”的罪状。因为唐肃宗已经把永王璘的举动定为“谋反”，并且已布置了兵力来围剿他。不到两个月，永王之师就彻底崩溃了。
这以后李白就倒霉了。虽然只是胁从，却也“论律当斩”，被下在浔阳的牢里。幸好有个宋若思中丞相救，但朝廷到底不肯饶恕，下诏把他“长流夜郎”，还要让罪臣李白感谢“天恩”。夜郎在今贵州省遵义附近，当时是远僻穷荒之地。垂老的李白踏上了孤凄的流放之路。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乾元二年（759）因关中大旱而大赦天下，“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李白才得以东归。最后死在当涂（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附近）。
△李白与高适。图片来源：《长安三万里》
李白是因为永王璘事件而遭殃的，但也有人却因此而获利。那就是他的诗友高适。当初唐玄宗派永王璘出蜀领四道节度都使，他曾进谏以为不可。后来肃宗召见他，他又“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博得肃宗信任。很快他就当上了领广陵等十二郡的淮南节度使，奉命去对付永王璘。由于在肃宗与永王的兄弟矛盾中高适站在肃宗一边，而不是像李白那样卷入永王集团，从此他的官运一直亨通，与李白的遭际判若天壤。
或许可以说，李、高遭遇之不同，跟他们各自的主观选择有关。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没有玄宗、肃宗的父子矛盾，没有唐玄宗诏令永王璘出镇，没有永王璘与肃宗的弟兄阋墙和永王的出师东下，也没有永王军队的迅速溃散，即没有这一切李、高二人根本无法左右（甚至无从了解）的客观因素，那么李、高二人又怎会作出那样的选择，得到那样的结果呢？
在一个人的命运中起决定作用的，究竟主观选择占几分，客观因素又占几分，真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安禄山。图片来源：电视剧《唐明皇》
史载唐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遣将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本人则留在洛阳，做他的大燕皇帝。接着，“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叛军之凶狠残暴可知。
在被安史乱军俘获押送到洛阳去的官员中，有三位著名的文人：诗人储光羲、画家郑虔、诗人兼画家王维。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储光羲在安史乱起时，任监察御史。王维当时的官职是给事中，郑虔是著作郎。他们是否同时被俘、同时被押解洛阳，不得而知。但不愿从逆而仍忠于唐朝，这是一致的。
下一步便是“迫以伪署”，即强迫他们在大燕的伪政权中任职。储光羲被授予何职，史无明文。郑虔的伪职，据《新唐书·郑虔传》记载，是水部郎中，王维则仍旧任给事中。
但是他们都没有就职。王维继续装病，“被拘于普施寺”。郑虔“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储光羲索性逃跑，先向南到江汉，再觅路北上，终于“归国”，即到达肃宗当时驻节的“行在”灵武。应该说，这几位被匆忙西逃的唐玄宗抛弃的官员，是尽其所能反抗了安史乱军而显示了对李唐王朝的忠诚。
他们的下场和结局如何呢？
△王维像。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储光羲最惨，他一到灵武，就被投入了监狱，尽管他是脱身自归的。他感到很委屈，其实他应该懂得，像杜甫那样吃尽千辛万苦，弄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也不过给了个左拾遗的小官，他储光羲身沾被授伪职的污点，仅让他下狱接受隔离审查，算是挺客气的了。
他在灵武狱中关了多久，不甚清楚。反正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十二月，朝廷经过一场激烈辩论，决定对诸陷贼官“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储光羲遭到贬窜岭南的处分，这应该算是罚得很轻的了。大概就在这时，他便出狱南行了。后来虽然唐政府曾发布大赦令，但储光羲并未北返，就死在了异地他乡。
王维和郑虔在唐军收复长安后，被投入宣阳里杨国忠旧宅改成的临时牢狱等候处理。
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台州即今浙江临海。这位广文先生诗书画皆极精，他的作品曾被玄宗赞为“郑虔三绝”。可是他的遭际也实在坎坷。开元末，他已届老年，只因“集掇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修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后来回京，当广文馆博士，用杜甫的话说，是个“冷官”：“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至德二载（757）贬台州时，他已七十开外，却依然不能避过此劫。
几年以后，郑虔在台州去世，但是杜甫依然对他怀念不已。大历二年（767）所作的《八哀诗》，其中第七首就是写郑虔的。
比起储、郑二人，王维要算最幸运。他在被安禄山关押期间，有感于国势之危殆和叛贼的猖狂，曾作诗一首，云：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就是著名的《凝碧池》。因为有这一首可以证明他对李唐朝廷忠心的诗，更因为至德初他的弟弟王缙官位已显（任刑部侍郎），上表愿削己官职以赎兄罪，或者还有曾要他作画的宰相崔圆的暗中帮忙，所以王维虽有任伪给事中之罪，却并没有被贬逐，而只是降职为太子中允，不久又迁升为太子中庶子，复拜给事中，最后做到尚书右丞，所以人们习惯称他为王右丞。
储、郑、王三位文人晚岁生涯受外界力量的制约和推移，可谓巨矣。看了他们的经历，我们或许可以说：对大多数人而言，时势就是命运，个人能够控制把握的程度委实是很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