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如何策划占领东北？日本的算计有多精准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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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与关东军筹划吞并东北日军觊觎的满蒙地区，包括黑龙江以南，大兴安岭以西迄外蒙边界，东南靠鸭绿江，西南包括松岭、七老头山、阴山等大片地区，即当时的辽、吉、黑三省和热河省，面积约1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00万。

日军认为该地区“四周有天然地障，自成一战略据点”，“退可侣养国力，整顿兵马，待时机成熟，即可猛然跃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一直将该地区看成对华扩张的首要目标。

1921年原敬内阁制定《对满蒙的政策》决定：

“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得我国国防与国民经济一存之必需地位和利权。”

明确提出侵略性的满蒙政策。

1931年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说：

“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护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是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因此，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是有目标、纲领、计划和步骤的。

1、日本如何策划九一八事变？

日本的战略家还将满蒙问题同其世界政策紧密联结在一起。

石原莞尔认为，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日美两国将分别代表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进行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应为这场战争的到来而准备足够的力量，故“解决满蒙问题，乃日本唯一之活路也”。

1927年11月29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炮制了一份《对满政策之我论》，强调日本的人口及粮食等问题急待解决，且因美国推行全球扩张的“三A政策”、英国推行“三C政策”已有相当规模，日本后起相争，要完成“三分天下霸业”，夺得满蒙即可奠下“稳固不拔之基础”。

1928年，“皇姑屯事件”时期，关东军曾计划出兵占领沈阳、锦州等地，后半途搁浅。自1929年起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地搜集情报，拟定各种计划方案。军部也直接派员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在东北刺探情报、被捕后因态度蛮横被处死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即其中一人。

日军这期间炮制出的主要方案有：

《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29.7)、《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案》(1929.7)、《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1930.9)、《满蒙问题处理案》(1931.3)、《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1934.4)，在这些方案中制定了对沈阳（奉天）、锦州、弓长岭（今辽宁辽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长春等要地的攻防要案，还有对嫩江等河流的渡河作战方案，详尽地决定了日军进攻东北的战略目标、作战计划、开战办法及政略措施。

其在东北的作战目标为“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由关东军统治整个东北，“变满蒙为我国领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由军部之外的力量去实行”谋略手段，然后由日军去解决战争问题，要像合并朝鲜那样，向中外宣布把满蒙合并于日本；而日军的作战原则是集中兵力于一地，对中国军队实施迅雷不及掩耳的闪击战。

根据关东军的一系列筹谋活动，军部曾于1930年10月提出《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经由各方面反复讨论，翌年6月召开军部主管作战业务的“五课长会议”，确定了军部的根本方案，即参谋本部制定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

其主要内容有：

“…如果中国排日行动发展，终将不得已而采取军事行动”，“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其必须兵力与关东军协商，作战部提出计划由上官批准”。时间安排则“为求得国内外理解，计划推行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春为止以求得切实实施”。

日军武装侵略满蒙的计划终于得到最高统帅部批准。

军部还做了战争的实际准备。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东北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摧毁沈阳城墙，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置于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了北大营和飞机场；熟悉中国情况，担任过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一直从事于筹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转任作战部长。

此外，为了顺利作战，日军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了。

2、东北中日存在的真实兵力

1931年夏季形势对日本十分有利。南京政府正在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大围剿，东北军对石友三的战争8月初才基本结束。东北地区兵力正是一个最为空虚的时候。

由张作霖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东北军，1928年夏改编为国防军与省防军两大系统，国防军编制为34个旅，骑兵为6个旅，炮兵10个团，工兵7个营。按日方确认，中国在东北兵力正规军27万，其中在辽宁17万。但由于讨伐石友三，东北军大部调入关内，吉、黑两省只剩下5个旅，其余多为装备低劣、两团制的省防旅。辽宁只有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分驻沈阳、锦州和通辽，常经武第二十旅驻洮南一带；连同火力很弱，训练很差的两个省防旅，辽宁全部兵力不过5~6个旅，按日军估计在辽宁的中国驻军亦不过6万人，而在沈阳的驻军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驻北大营的第七旅，约6800人。

日本驻东北兵力，有1个师团，6个守备队，另有旅顺重炮营，关东军宪兵队和大量的武装在乡军人。其总人数至今未能确考，疑难点在于当时驻军第二师团兵力数量，按日本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声明，第二师团当时为5000人，日军总数只有10400人。

但张学良致南京政府的报告判断，“日军第二师团为14760名，守备队5400名，宪兵分遣队2561名，飞机52架，人员1110名，铁路界内警察1483名，连同领事馆所属警察，共3051名”，总共26882人。如果加上武装的“在乡军人”3000名及武装的满铁职工，日本的武装力量当在3万以上。按日本军制，常设师团平时编制近1万人，战时可扩充2~3倍。张学良报告所用第二师团兵力数字是可信的。

因此，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驻东北的陆军及航空部队兵力等正规部队应判断为2.3万以上，连同警察及武装在乡军人等数，其武装力量可达3万人。

根据上述数字计算，中日双方在中国东北地区正规部队总数比例本为27万比2.3万即11.7：1，中国兵力处于优势。但以开战时实际数字计算，在辽宁地区中国军队只6万人，比例约为2.6：1,若考虑到东北军中真正有一定战斗力的只王以哲第七旅6800人的话，日军兵力集结沈阳后其数量也占有优势，火器方面日军更占绝对优势。所以，关东军参谋本部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最大限度集中使用日军兵力进行突袭，形成并加强了战场上有利于日军的态势。

3、对列强反应的判断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进攻，同日本的世界战略有什么关系，是否会立即引发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如何处置苏、美、英各国在东北权益？这些问题日军都作了充分的估算和准备。

日军认为攻占东北同其世界战略关系甚大：

“在世界的危急形势中，日本前进之路唯在于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此乃日本之重大国策。”

那么苏联对日本的行动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日军估计：

“苏联正在着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其战备渐次充实，不太远的将来在远东必成我一大敌国，但此点在目前尚可不用顾虑而用全力于满洲建设…”

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如何？

日本认为：

“国联及美国的干涉现在亦不用太多顾虑，将来反倒于我不利。日美战争或将由日中冲突而发生，但二十年间可以避免正式的战争。并且如考虑到日美战争在将来必然发生的话，也应为此而巩固北方，以建立牢固的北方基础为先决条件。”

中国的形势与动态如何？什么时机对日本最为有利？“中国国民之民族运动与恢复国权运动实属自然，蒋介石的统一必定成功，其国力亦将渐次集结。”

这一估计是促成日本尽快发动战争，割裂满蒙、削弱中国国力，阻挠中国统一的根本原因。那么中国对抗日本的力量怎样，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日本向来十分轻视中国的抵抗能力，且认为：

“现状是，其内部纷争不已，在满洲问题上尚没有显示出能够作出强力反弹之迹象。因此，鉴于满洲的特殊性，只要我对策合适，今后形成日满华友好局面是可能的。”

上述估算与筹谋，从日军角度看，可谓汪洋恣肆、老谋深算，而后来的局面发展，不幸而被算中。日军判断的关于力量对比的因素固然是日军得手的客观原因，但中国“内部纷争不已”，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没能作“强力反弹”，实在是极大地便宜了日军，其进攻果然如入无人之境。

日军以上述估算为基础采取的“适合对策”，首先是制定进攻战略，即以优势兵力似蛇吞象般攻占全东北的战略。强调严格的“集中兵力”，“快速闪击”，“速战速决”等原则，要求“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要把关东军集中于一地”，以保证在战场兵力的对比或战斗力对比上占据优势。

作战要求是“对于在满洲的张学良部队，在开战之初即予以铁槌般突袭，使其丧失战斗意志为根本方针”。要在极短时间内，集结兵力，力争一夜间占领沈阳，在列国干涉未能发动之前，就能迅速占领预定的全部区域。以“电光石火”般快速闪击战法来攻取满蒙地区。对于在东北特别是在北满地区拥有极大势力的苏军，鉴于日军处于劣势，应尽力避免与之对抗。

除苏军进入北满等“不得已情况之外，不得与之决战，而应在南北满洲努力取得统治占领地区之实效”。万一苏军参战，应以一部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关东军主力则集结于吉林北边舒兰东西高地、洮南以北的泰来及索伦一线，以掩护日军主力集中。

对于关内地区的中国军队，视情况可进攻平津山东等地，但是“虽在平定平津之后，为考虑对苏作战，不继续进行大规模攻势作战”，实质是需要消化和巩固在东北的战果。

4、九一八事变当天的攻势

大凡主动发动战争的一方总得以种种形式或理由进行战争。

中国军队为避免战争，一切小心翼翼全力防止磨擦，而日军为发动侵华战争，则再度使用在皇姑屯用过的炸车手段，制造开战的借口。

石原莞尔在日记中曾记有：

“5月31日，…在板垣大佐宿舍，商讨有关谋略问题”，“攻击满铁之谋略，须由军部之外者去执行”，“6月19日…起草《在奉天附近发生冲突时的军队行动》方案”。

以谋略手段挑起冲突的手法，还反复使用于对上海、吉林、长春、哈尔滨、山海关等地行动，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之后，才不用顾虑战争借口了。

日军选定的爆炸地点为柳条湖，位于沈阳城北、东北军北大营驻地南约700米处，南满铁路从附近通过。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军炸毁了该地区一段路轨，并制造假象，反诬中国军队。以此爆炸声为信号，日军对中国东北军队留守沈阳的主力部队——驻北大营的第七旅王以哲部展开攻击。

北大营战斗开始约两小时后，日军关东军司令官发布了攻占沈阳以及安东、凤凰城、营口等重要城市的命令。

为便于指挥整个攻占满蒙的军事行动，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及步兵第三十联队于19日凌晨3时从旅顺出发，当天中午12时左右到达沈阳。由于对东北当局和中国政府的对策有着乐观的估计，驻沈阳的日军尚未等到主力开进便展开了行动。第二守备大队攻击北大营，第二十九步兵联队攻占沈阳城，总数不过三四千人。

而驻北大营的独立第七旅为东北军精锐部队，辖3个团，总数约6800人。日军进攻北大营的第二守备大队4个连约500余人，另以第五大队北面助攻。双方兵力对比约1：12。北大营土墙高约6.6米，边长近2公里，营内设施较齐全，完全有条件坚守相当时间。但东北当局执行不抵抗政策，王以哲旅大部分武器早已封存，为防止事变早已安排好了撤退路线，并实标演习过撤离，故事变突发即奉命撤出营房。第六一六、第六二一团迅速撤出。19日凌晨，第六二○团正在撤出时，遭到日军攻击而被迫还击，旋又撤出。据日军统计，进攻北大营的日军仅死亡2名，伤22名，而北大营守军官兵伤亡335人，失踪483人。5时左右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

进攻沈阳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除沿途见到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之外，几乎未遇到任何中国军队。4时30分驻辽阳的第二师团主力由多门二郎率领乘车到达沈阳，分头攻占城内要地。6时左右，完全占领沈阳内城。接着，占领了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及东陵兵营等要地。

中午，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贴出布告，宣布对沈阳的占领，并威慑中国军民：“倘有对我军行动欲妨碍者，本军必出断乎处置。”

日军攻击沈阳等地的时候，中国最高首领蒋介石正在长江的一艘兵舰上指挥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东北当局首领张学良率部一直驻在北平，东北边防军代行司令官张作相因奔父丧住在锦州，北大营驻军王以哲旅长亦不在营内。整个东北军毫无戒备，群龙无首，对日军来说，的确是选择到了一个出其不意、捣弱击虚的最佳攻击时刻。

5、占领东北的3个步骤

沈阳为东北的中心区，占领沈阳即完成了中心突破。日军继而北南分进，分3个步骤完全占领东北。

第一步，自9月18日夜起的数天内以沈阳为中心，向四周扩张，攻占辽吉两省要地，与日军的朝鲜殖民地连结成片。在沈阳东南方向，在19日一天之内日军迅速攻占了鞍山、抚顺、凤凰城、营口、安东等要地，完全控制了连接旅顺、安东的铁路线。

对沈阳北边要地长春的攻占，经过了一番激烈战斗。长春是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的交界点，又为吉林省和当时的东省特别区分界线。

占领长春，可以北进哈尔滨，东攻吉林市，西取洮南，进逼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日军于19日零时作进攻准备，凌晨4时左右攻击宽城子兵营，5时左右攻击南岭兵营两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并多次实施反突击。战斗持续到午后，日军增援部队开到，两地才相继失陷。据日军方面统计，此役日军军官被击毙3名，兵士被击毙63名，重伤军官3名、兵士73名，伤亡总数142名，是日军“九一八”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伤亡。

攻占长春之后，日军作战部长建川提出：

“鉴于中东铁路性质和目前形势，虽不可向长春以北用兵，但对吉林、洮南等地尽快加以打击，应说是有利的。”

因此日军立即展开对吉林的攻击准备。20日日军第二师团主力集结长春，并以谋略手段炸毁了日本侨民房屋，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21日上午，第二师主力自长春东犯吉林市，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恰叛变投降，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吉林。吉林省部分爱国的军政人员逃往宾县重建抗日省政府。日军还相继占领了公主岭、通辽、巨流河、新民、洮南等地。这样，自9月18日夜发动战争开始至25日不过一周时间，日军便占城市30余座，铁路12条，席卷了辽吉两省，完成了日军第一阶段作战计划。

日军第二阶段作战是攻占东北北部地区，即黑龙江省及哈尔滨东省特别行政区等地。由于该地与苏联接壤，哈尔滨又是一个国际化城市，涉外关系复杂，故该方向作战拖延了较长时间，前后分两次完成行动。

首先，日军设计“关于征服北满的方略”，决定利用与张学良有矛盾的张海鹏叛军为日军火中取栗。张海鹏以洮南为基地，自9月底至10月中旬两度进攻黑龙江省，均被击败。日军之意“或照旧利用张海鹏军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我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见张海鹏进攻无效，遂直接挥师上阵。日军的攻击目标首先指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嫩江铁桥，组成以第十六联队为基干，包括机枪队、炮队、工兵、无线电通讯班等组成的“嫩江支队”，于10月2日晚抵达泰来，距嫩江桥仅数十公里。

10月3日上午派出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占领江桥南约2公里处高地、构筑阵地，用枪炮向中方部队射击，随后又捕去中国哨兵3名，加以杀害。4日晨，嫩江支队主力从泰来车站出发，3小时后抵达江桥，派兵攻占江桥北端大兴车站，并派出飞机助战。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忍无可忍，下令抵抗，自此打响了“江桥之战”。

日军4日的进攻被粉碎，退到江桥南端。5日，由嫩江支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指挥，在飞机助战下日军又发动大规模进攻，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赶来观察督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阵地坚固，日军进攻受挫，下午守军以骑兵侧击日军右翼，击败日军，使之仓皇退却。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闻讯急调第二师团主力增援，各部于5日晚及6日晨陆续到达。6日拂晓，日军再度发起进攻。守军在装备、人数上均处于劣势，经过激战，撤退至江桥北25公里的三间房车站一带。

其后双方展开多次战斗，16日至18日，日军几乎投入第二师团主力，使用了坦克飞机等武器，由师团长多门二郎亲自指挥，中国军虽被日军强大火力压制，但仍多次发起反突击，袭击日军驻大兴附近司令部，烧毁日军辎重甚多。最终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华军伤亡很大，才撤至海伦、克山一带，组织临时政府，继续抗战。19日，日军师团长多门二郎率军进入省会齐齐哈尔。

长达半月之久的嫩江桥战役，据中方资料统计，日军死伤约4000名，为尽快补充兵员曾在日本侨民中大量征兵；中方死伤官兵共约5000余名。其中16~18日战斗，日军伤亡即达2000余人，中方伤亡3000余人。据日方资料统计，日军参战官兵共5900人，死伤人数1181人，伤亡人数占参战人数的20%，中方参战步骑兵约11800人，伤亡人数约1100人。

江桥之战为日军攻占东北期间最大的一次作战，日军道到发动战争以来最激烈的抵抗，并受到巨大创伤。马占山孤军抗战，予敌以极大杀伤，对中国抗战力量是一极大鼓舞。它表明只要坚决抗战，中国军队是能够打击日军并取得胜利成果的。

日军攻占齐齐哈尔之后，顾虑苏联干预，暂缓对哈尔滨的进攻而南下辽西，但苏联政府主动地消除了日军的担忧。1931年10月29日，苏联政府致书日本政府，表示苏联奉行“不干涉主义”，使日军放胆继续在北满地区的军事行动。1932年1月5日，日军派汉奸于琛澂所部攻击哈尔滨市，但道到吉林政府军丁超部队抗击，进攻失败。日军遂于1月30日直接出兵，结果进攻同样受挫。中国军队还于31日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去的双城车站。日军立即调集驻齐齐哈尔等地军队增援，2月3日再度发动总攻。中国军队奋力抵抗，终因力量相差悬殊，被迫撤出，宾县和海伦等城亦相继陷落。日军占领北满大部要地，完成了北方作战。

日军第三阶段作战是南下辽西，夺取锦州。自沈阳等要地失陷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等官衙皆移锦州办公，集结该地的兵力约2万人。

日军参谋部认为：“只有消灭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势力，才能有希望解决满洲事变。”

日军首先派伪军凌印清部攻击锦州，但被中国边防军击溃，改由日军直接发动攻击。11月8日，日军12架飞机组成编队轰炸了锦州，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亲自乘机侦察轰炸结果。这是开战以来的首次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大规模战略轰炸，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国务卿史汀生11月27日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动。

日军的地面进攻受挫，被阻于大虎山、沟帮子一线。12月13日，日军重新制定作战计划《锦州攻击方略》，改变原定从锦州东南大凌河下游攻击中国军队右侧的计划，而由北向南直指锦州，力图逼中国军队退向海边或关内，截断往热河的通路，为其后热河作战埋下伏线，这一修订说明日军对热河及长城作战成算在胸，并表现出日军战略的连续性与完整性。

日军通过不断增兵，调集第2、第20师团，混成第8、第39旅团及坦克、炮兵、重型轰炸机中队等部共约4万余人，摆出了对锦州志在必得的大会战态势。12月28日，日军展开进攻。中国国民政府曾要求张学良认真抵抗，保住锦州，以便在正在召开的国联会议上争取支持。但张学良以防止日军在平津登陆为由，不愿在锦州消耗实力，因此，只在盘山及北宁路上进行了短暂抵抗，主力便撤进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