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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很少在致股东信中评论美国政府，更不会“指点江山”。不过今年大家一致认为，巴菲特委婉地这么做了。
在致股东信的中间部分，巴菲特首先回顾了伯克希尔公司向美国财政部缴纳税收的情况，从1965年因连年亏损分文未交，到2024年向联邦政府缴纳了268亿美元的税收，占美国所有公司缴纳金额的5%左右。此外，伯克希尔还向外国政府和美国44个州支付了大量所得税。
然后巴菲特介绍了伯克希尔资产组合情况，特别解释了为什么现金头寸占比其实并没有某些评论员所理解得那么高，并表明自己在优秀的企业与现金之间，永远会选择前者，请股东们放心。
他进而解释了为什么主要投资于美国。他说：“这个国家在其仅仅235年的存在中所取得的进步，即使是1789年最乐观的殖民者也无法想象的，那一年美国通过宪法，释放了国家活力。”
他一如既往地对美国表示感恩，他说：“正如查理和我一直承认的那样，如果没有美国，换了在任何其他地方，伯克希尔都不可能这样成功；而如果没有伯克希尔，美国照样成功。”
然后他说：“所以，谢谢你，山姆大叔！有一天，伯克希尔的侄子侄女们希望向您缴纳比2024年更多的钱。请明智地花这笔钱。照顾好那些本身并无过错却很倒霉、生活潦倒的人。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还有，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您来维持稳定的货币，而这既需要智慧又需要警惕（wisdom and vigilance）。”
“山姆大叔”是美国的拟人化绰号。巴菲特希望山姆大叔也就是美国政府做好两件事情，一是照顾好低收入弱势人群，二是维持美元稳定。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保障明显偏低。相比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特别是北欧诸国，美国更像一个达尔文丛林社会，弱肉强食。这个社会对个体的要求、预期是愿赌服输，自生自灭。
福利到底多高为好？这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如果横轴代表福利多少，竖轴代表社会效率，那么社会效率与福利之间的函数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顶点代表最优点，在这一点，社会效率最大化。
福利不能太多，太多了会损害激励机制和市场机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发挥不出来，一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经济会衰退，强者、弱者、富人、穷人的利益最终都受损。
但是福利也不能太少，太少了，弱者、穷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社会稳定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选举选出一个独裁者，导致整个社会最终走向毁灭。如果社会这条大船翻了，那么船上所有人都遭殃，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富人还是穷人。
政府的职责就是尽量把福利的多少调到最优状态，即那个倒U型曲线的顶点，既保护市场，又维护稳定，即经济学中经典的“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题。不管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有多少复杂深奥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事情，根本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在实践中，大家对于目前福利处于倒U型曲线的哪一点会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觉得太偏左了，应该向右调；有人觉得太偏右了，应该向左调。
巴菲特认为美国应该提高福利，为弱者、穷人提供更好的保障。多年来他一直呼吁政府增加对富人的税收，以至于当年奥巴马计划把对富人征收的额外税收称为“巴菲特税”。可惜没有通过，不然巴菲特真的会千古留名了。除了呼吁征收“富人税”，巴菲特还大做慈善，自己裸捐外还热衷于劝说其他富人裸捐，甚至带着比尔·盖茨一起跑到中国、印度劝捐，目前看来效果不是很好。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一样非常支持加征遗产税。他俩都认为，人不应该一生出来就坐享其成，富人给子女留很多钱是害他们，应该把钱拿出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财富应该广泛地重新分配。
有的人一方面指责巴菲特不应该倡导提高社会福利，高福利会影响社会效率，另一方面又反对巴菲特建议增加遗产税。对于这种人，巴菲特在2005年与堪萨斯大学学生对话时揭露了他们的虚伪，他说：“有些人觉得我是在宣扬国家要为公民提供高福利，这些人可以想想，如果生下来就是富二代会怎样。你刚一出生就得到了一大笔股票，这样的话，你不是一生下来就靠有钱的父母提供高福利吗？这有什么两样？”
巴菲特有个“卵巢彩票”（Ovarian Lottery）理论，他很谦虚地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投胎投得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投在了合适的娘胎。显然他认为，中了“娘胎彩票”的人应该把彩票所得拿出来和没有中彩票的人分享，而不是自己穷奢极欲地花掉，更不能留给后代。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是无法接受的。
巴菲特对于美国政府的第二个建议是维持美元的稳定（maintain a stable currency）。货币的稳定对于投资、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繁荣至关重要。
1999年，巴菲特在爱达荷州太阳谷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把利率比作万有引力，他说：“利率之于投资，就好比地心引力之于物体，利率越高，向下牵引的力量也越大。任何投资都必须先与无风险的国债作比较，投资国债的回报率即收益率的高低，会连带影响到其他投资的价值。”
巴菲特用这个比拟来解释为什么1964年至1981年期间，美国的GDP增长了3.7倍，财富500强的销售额（当然组成公司会有变动）增长了近6倍，但道琼斯工业指数却在原地踏步。
他说：“在1964～1981年间，长期国债的利率呈现大幅走扬的态势，从原先的4%飙升到最后的15%，这仿佛是要人们在3倍的地心引力下生活，对所有的投资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承受之重，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股票的价格，这间接解释了为何这段时间股票指数一动也不动。”
巴菲特的这个比喻用来解释为什么利率水平应该保持稳定也很有效。如果一个星球的万有引力不稳定，忽大忽小，人类根本无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所有人和所有物体一会儿飞起来，一会儿被压扁，人还怎么活下去。一个经济体也是一样，如果利率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就会带来灾难。
但是有种经济学流派认为，只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大幅促进经济发展。
这个理论好比认为增加人体血量就可以增加人体身高体重，显然有点本末倒置了。
短期来讲、一定程度之内，通货膨胀或许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长期来讲、根本来讲，只会损害经济，让经济陷入滞胀，也就是通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居不下。菲利普斯曲线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其实不用懂艰深的经济学就可知道，这个理论不可能正确，如果只要增发货币，就可以发展经济，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了。
不过这个理论很受欢迎，美其名曰“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国家货币理论、内生货币理论等基础上。它很受欢迎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它倡导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所谓的理论基础。
与现代货币理论（MMT）针锋相对的流派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这两个流派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有点太相似，很容易搞混。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维持物价稳定，其余的事情如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应该由市场去解决，市场是终极的内在稳定力量。政府越干预，经济越糟糕。
货币主义的鼻祖、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联储最应该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他甚至直言，几乎所有的经济衰退、危机，从根本上讲，都是政府干预引起的。带领美国走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也不是践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的新政，而是二战。他主张，国会通过立法，强迫美联储稳定货币供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应该保持在3%。
这个3%的数字未必合理。更关键的是，就算合理，这个理论也无法实践。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固定，那么美联储、财政部等政府部门以及金融市场的很多人的饭碗就没了。
再正确的理论，如果只是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而不是给具体的人和组织带来好处，就不会有人和组织去落实践行，也就失去了指导实践的意义。
总之货币主义和现代货币理论，一个太左，一个太右，都不适合实践。实践中应该遵循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货币供应量应该与GDP配套，增长率应该取决于GDP增长率，好比人类血量与体重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7%至8%之间，特殊情况下稍有波动。
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给定货币机制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体中到底有多少货币在流通，更不能预测货币政策对货币数量的具体精确影响。GDP的增长率也同样无法具体精准地预测。
一切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好在美联储只要模糊地做对就可以了，这比精准地错要好。如果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那么美联储就应该果断提高利率，打压通货膨胀率；如果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出现了危机，好比一个人失血休克，那么美联储就应该果断输血救人。
这两种相反的情况，如果美联储处理反了，或者处理得不及时，就会导致灾难。 给定政策传导机制运作所需时间，“及时”意味着“有前瞻性”。
巴菲特特别认同敬重的两位美联储主席，一位是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一位是杰罗姆·鲍威尔（Jarome Powell）。前者很好地处理了第一种情况，后者很好地处理了第二种情况。
沃尔克1979年至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对打压当时的高通胀、稳定经济起过关键性作用。
鲍威尔则在疫情暴发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决心采取行动”，避免了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巴菲特在股东大会等多个场合表达他对这两位美联储主席的敬意，2023年他在日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想回顾一下保罗·沃克尔在1980年代的事迹，那时人们一直谴责他，但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美联储做了正确的事，而没有对这些批评做出什么回应。他是我所崇敬的人之一，我想他应该也是杰罗姆·鲍威尔所崇敬的人。我想，鲍威尔在2020年3月疫情开始时，其实也做了同样的事。”
这“同样的事”就是稳定货币，稳定美国经济，在过热时紧缩银根，让经济降温；在遭遇灾难时放松银根，让经济复苏。所谓反周期操作而不是滥用货币政策，试图达到稳定以外的目的。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特朗普对鲍威尔相当满意，疫情来袭，鲍威尔及时降息放水。然而第二个任期，特朗普对鲍威尔很不满意，因为他延续拜登任期的加息政策，不准备降息。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3%，超出预期，为2024年6月以来最大增幅；1月CPI环比增长0.5%，连续第7个月加速。2月11日出席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称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时，鲍威尔在事先准备的演讲稿中强调，美国的通胀率仍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持续强劲，在此环境下，联储对调整利率有耐心，重申降息太快和太慢的两方面风险。
财经界认为，特朗普大杀四方的关税等各项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率严重恶化，所以本来已经为降息做好各种准备的鲍威尔决定暂时不降息。
这让特朗普气急败坏。他曾多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的利率政策，甚至私下讨论过解职鲍威尔的可能性。
早在去年8月8日，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在海湖庄园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美国总统应该要对央行利率和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发言权，并说：“就我而言，我赚了很多钱，我非常成功……在很多情况下，我的直觉比美联储官员或美联储主席要好。”
这就好比有个人说：“我的身体很健康，指标非常漂亮，我应该当医生。”
美联储的独立性从来没有受到像现在这样的挑战。虽然鲍威尔强调，特朗普无权解雇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美联储理事等决策者，但是市场还是担心鲍威尔多大程度上能够扛住来自“懂王”总统的压力。
在这个背景下，再看巴菲特这句希望“山姆大叔”维护美元稳定的话，越发觉得语重心长。
正如他所说，“这需要智慧与警惕。”
No.6236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悟00000空
作者简介：曾在复旦学习、任教9年；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职20年。微信个人公众号：无语2022，微信视频号：无语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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