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四平后，由于不乐观的形势，东北局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对此中央复电同意，并表示“作长期打算，目前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可是杜聿明为什么选择“抬手”，没让这一最坏打算出现呢？
1946年2月，罗荣桓在苏军医院确诊为肾癌，同时杜聿明离开锦州到北平，在医院确诊肾结核。二人都必须越快接受切除手术越好。就在一个月后，第二次四平战役爆发。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四平这个地方爆发过四次大规模战役，双方互有胜负。第二次四平战役开始前不久，周总理、张治中和吉伦还刚签完《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
蒋介石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停战谈判所拖延的时间，火速调兵遣将，把6个军18个师调到沈阳附近。如此一来，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手下的人马，达到31万之巨。这是个骇人的数字。
1946年3月31日，杜聿明集中5个军11个师的部队，分两路出发，向南满、北满大举进攻。国民党军对苏军撤离区的行动，使得中央必须马上开始第二次四平战役的部署。
刚开始，四平是在苏军手上的，国民党利用获得的接收东北的“合法身份”轻松拿下。1946年3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克四平。四平于东北的重要性，从蒋介石丢失四平后的口头禅可以看出一二：“四平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
3月22日，国民党新1军攻占铁岭。这令蒋介石信心倍增，急命新1军在东北停战协定正式生效前拿下四平，不要“落人口实”。另一边，国民党又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发誓表态：“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
东北民主联军在4月初开始准备，联军总部从东满、西满和南满调兵遣将，集结部队于四平南部，准备跟国民党在四平地区来场大会战。
第二次四平战役开始于1946年4月18日，国民党军新1军第30师向位于四平南郊的我军阵地，开始正面进攻。一开战，国民党军就表现出势在必得的决心，连续攻城9天。
联军司令其实是不想在四平跟杜聿明会战的，他认为我军成功固守四平、夺取长春，以及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都不大，应把战略方针拟为消灭敌人为主，而不应该以保卫城市为主，以此避免被迫作战。
黄克诚的意见也是如此，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坚守四平的困难很大，成功率也很低。到59年的庐山会议，黄克诚还对“坚守四平”这一战念念不忘。
然而，当大战开始，联军司令电报中央表态：“敌已开始直接攻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从4月18日到5月18日，第二次四平战役持续了31天，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告一段落。
对于当时兵力、装备、训练、后勤等远逊于国民党军的东北民主联军，应当避免这样的阵地消耗战。虽说四平保卫战，我军伤亡8000余，毙伤国军16000余。但这在东北民主联军高层眼里，这仍是得不偿失的一仗。
但坚守四平、放弃四平，我军并非什么都没得到。国军猛攻四平的一个月时间，我军成功拿下重要城市长春。长春的政治意义非凡，它在当时是统治东北的象征。
但是，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后，难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阵线，做不到中央所要求的“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利谈判”。国军攻占四平后，分兵三路，采取快速急进的方式，继续北进追击。
当时联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司令主张的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另一种意见是坚守长春。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罗荣桓支持司令，一锤定音：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至哈尔滨。
数十万国军的一追再追，东北民主联军退到松花江北岸，终于把战线稳住了，但这只是暂时的。
6月1日，联军司令下定决心，说如果国军还要往北打，就放弃哈尔滨，准备游击战。理由很简单，打不下去了，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士气低迷，军心不稳，等等。经过两天的思考，中央复电同意。
若是这时候国军真打过来，恐怕会得到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为什么没打过来？国军统帅杜聿明是怎么想的？
攻占长春、吉林和松花江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后，国军出现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机动作战部队锐减拧不成一个拳头等情况。5月30日这天，还出现海城、营口的国军第184师起义的事。
杜聿明认为应继续乘胜追击，他有充分的理由，东北民主联军一定守不住。奈何蒋介石不支持、下面的部队不执行命令。如新1军的孙立人，公然违抗杜聿明的军令。杜上门讨说法，又是好说歹说，孙就是不从。四个月后，蒋介石追悔莫及，杜聿明摇头叹息。
一念之差，局势天翻地覆。蒋介石长于政治，却对军事七窍只通了六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