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艺术中,大部分是以吓人取胜的。”
这是作曲家武玮发表在《三联爱乐》的文章《吓人和动人》中的一句话。令人咂舌的犀利!像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当代音乐浮肿的躯体。当不少作曲者沉迷于用新创的技法、特制的乐器、离经叛道的配器来制造听觉奇观时,她却将听诊器按在当代音乐的胸膛上——那些被称作“先锋”的声音里,跳动的有多少是创新的脉搏,又有多少是演技式的痉挛?
她曾目睹无数同行在创作时“为矛盾而矛盾,为撕裂而撕裂”,用无休止的散板、极端声压级和乐器粉碎的表演来探索“张力”的极限,构筑起一座座“吓人美学”的音响高塔。这种集体演技式的“创作伎俩”在她眼中,好似“中学作文堆砌修辞手法”,以修辞的华丽来掩盖实质的缺乏。当技术沦为遮羞布,当代音乐便成了“装神弄鬼”的兵法演练。
这番洞见源于切肤之痛。作为“不幸地抑或有幸地进入现当代音乐”的创作者,武玮亲历过这场美学瘟疫:教师要求学生将“听过20世纪作品”视为入场券,同行们将侃侃而谈某个流派当作勋章。但她始终困惑:“鸟语花香不是音乐吗?你没有听到过自己哭自己笑吗?”这种困惑最终化为觉醒——当整个行业将信息供奉为神坛时,她选择退回生活的原点:“听到比听过重要得多。”
“活着的音乐,其核心是动人。”她写道,“怎么花好当代音乐仓库里的储蓄,去触及生命原初的动人之处,成为我们今天最艰险的跋涉”。
她的批判不止于美学层面,更指向创作伦理。那些“为稻粱谋而误入歧途”的音乐家,将乐器当作自虐工具,把乐谱写成技术杂技的说明书。这种做法让她痛心:“他们中间多少人不过只为了温饱或社会虚荣而出发,其结果却超越了一个杂技演员的自虐。”
很多艺术家一生孤傲倔犟,自命“曲高和寡”,就算无人欣赏也不肯流露半分脆弱,唯恐被同行踩踏,但武玮却坦荡地不怕这些。她说,音乐“动人”的艰难在于它要求创作者暴露脆弱——“我多么希望,我的动人来自人们看见我的无能。”这种勇气,不是标榜缺陷,而是将创作视为“洗净尘埃”的过程。她引用苏格拉底的遗言:“一切有知都是为了认识自己无知。”当技术溢满到窒息时,或许唯有坦诚“不会写、写不好”,并持之以恒地不断创作,才能让自己的作品酝酿出“动人”的香气。(编辑/爱诺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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