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天，河南的麦田被晒得卷了边。19岁的陈建军蹲在自家土坯房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被汗水洇湿的高考成绩单。数学卷最后三道大题没来得及做，英语作文写跑了题，总分比预估低了整整八十分。
"要不复读吧。"班主任张老师第三次来家访时，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磕，"你底子扎实，明年肯定能考上。"母亲在灶台边添柴火的手顿了顿，火星噼啪溅在补丁摞补丁的围裙上。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突然开口："建军，明天跟我去镇上武装部看看。"
武装部办公室的白墙上贴着泛黄的征兵海报。陈建军记得那天自己特意换了件蓝的确良衬衫，笔挺地站在体重秤上，看着指针稳稳指向58公斤。可政审名单公布那天，他在公示栏前反复数了三遍，第三名的位置上分明印着村长儿子的名字。
"体检合格的一共六个，就招三个。"武装部干事叼着烟卷，手指在名单上划拉，"你看这王强，人家爹是村主任，还有那个李辉，他叔在县财政局..."陈建军攥着体检表的手微微发抖，指甲几乎要戳破薄薄的纸张。回家路上，他踢飞了路边的土坷垃，惊起一群觅食的麻雀。
复读班的教室在高中顶楼，三十八度的高温里，吊扇吱呀转着，黑板上的粉笔字被汗水晕染成模糊的一团。陈建军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垫在课本下，每晚在宿舍走廊的路灯下做题，直到保安来赶人才罢休。有天深夜，他发现母亲蹲在走廊尽头，就着月光纳鞋底，身旁放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
第二年高考放榜那天，陈建军在县城小旅馆的黑白电视前等到凌晨。当"北京大学"四个字出现在屏幕上时，他突然想起去年被顶替的兵役名额，喉咙里泛起咸涩的滋味。父亲用卖猪仔的钱给他买了新书包，母亲连夜缝了二十个咸鸭蛋，说带到北京给老师同学尝尝。
大学四年，陈建军做过家教、送过外卖、在图书馆当管理员。2003年他进入北京一家国企，从基层技术员干起，十年后成为部门经理。每次回村，他都会去张老师家坐坐，带两瓶二锅头，听老师讲当年的学生们。
去年清明回乡扫墓，陈建军在村头小卖部遇见了李辉。曾经白白胖胖的会计儿子如今满脸胡茬，裤脚沾着泥浆，正赊账买最便宜的白酒。"建军啊，"他打着酒嗝，"当年那名额...要是让给你就好了。"陈建军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如今陈建军在五环外买了三居室，把父母接来同住。母亲总说城里的自来水不如老家甜，父亲却每天早起去公园打太极。有时候陈建军会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想起二十年前那个蹲在武装部门口的少年。命运或许会在某个路口设下陷阱，但真正的强者，永远会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