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近年来，香港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中小学积极推动STEM教育，为未来储备人才。科研方面，香港的表现同样获得国际认可。根据国际学术网站Research.com公布的2024年全球顶尖学者排名，在26个学术分项领域中，香港各大院校共有14名学者位列全国第一，充分体现了香港科研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在“产学研”结合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香港尚有提升空间。例如，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如何更有效地转化为市场化产品，依然是一大挑战。香港若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仅需要科技与教育的协同发展，还需要有针对性的策略，来推动学术研究的产业化落地。其中，产学研的上、中、下游定位问题尤为关键。
正如笔者年初在立法会一项有关推动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议案中，指出特区政府对“产学研”的定位需有明确指引，究竟是希望全过程，包括研究、样本实验及量化生产都在香港进行，还是仅专注于研究和推广，并将生产环节交由大湾区或东南亚国家承担？若选择全过程在港进行，那么，土地、人工和成本问题将成为重大挑战；若仅专注研究，则需考虑这与现有模式有何实质区别。这一定位直接影响香港职业教育的课程发展及人才引进政策的重点：究竟是只培养和引进具备研发能力的高端人才，还是同步培养和引进中层技术人才，以填补市场空缺？
同样的疑问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又再重演。人工智能占了今年预算案不少篇幅，其中提到“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已支持在港建立超过100条新智能生产线，涵盖生物科技、纳米纤维材料、新能源等多个行业，总投资额约13亿元。发展人工智能是全球大趋势，但生产线的实际规模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条仅有10人规模的小型生产线，与一条拥有1,000名技术工人的大型生产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是后者，100条这样的大规模生产线将涉及10万名人员，这对香港的职业专才教育规划将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政府有必要提供更多细节，让社会大众，尤其是与职专教育相关的机构例如职业训练局、应用科学大学及自资院校，能够清晰了解情况，以便就课程开办、教学内容设计，以及收生规划等进行安排。这些机构需要明确知道，究竟应培养中层技术管理人才，还是技术员工？如果香港计划大规模量产，则可能涉及劳福局的输入劳工政策；相反，若将量产交由其他地区或国家执行，香港的工作重点便应集中于中上游环节，对中层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将更为突出。
政府应正视问题，进一步交代具体细节，确保相关政策能够有效落地，从而推动“产学研”的融合发展，为香港的创新科技及产业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