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越南人民军仍然处于抗法斗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看到自己的邻居在苦苦挣扎，我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成为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唯一一个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国家。
1975年越南独立，新上位的黎笋集团在越南境内大肆推行“反华政策”，当时在越华人同胞很多都受到了影响，再后来，越南人民军骚扰我国边境。
鉴于越南人民军在边境的疯狂举动，我国领导人于1978年12月7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做出对越南实施自卫反击的决定，1979年2月17日，我军和越南人民军在边境开始交火，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作战正式开始。
1979年3月6日，我军下令从越南撤军后，越南黎笋集团在国际上大肆宣扬我军被他们打退了。越南人民军当时在战斗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越南视角下的1979年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
1950—1978年间，我国在越南无视双方友谊撕破脸皮之前，共向越南提供了6.35亿美元的自由外汇、2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包括93.3%的无偿援助和6.7%的无息贷款）、94.3亿多吨的无偿军援、300000人的武装部队支援。
即便如此，黎笋集团在越南独立后依然做出了“中国人是很阴险的，我们要提高警惕”的错误决定。1975年，原越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在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的谈话中表示：
“在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执行这一政策了。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黄松的讲话内容在当时实际上是代表黎笋态度的，谈话后不久，黎笋集团就出让金兰湾，彻底倒向苏联，在越南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排华行动，枪击我国边民，侵占中国领土。至1978年12月底的时候，共有20万华侨被驱逐出越南，越南制造的边境流血事件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08起。
尽管越南当时在中越边境地区已经达到了嚣张跋扈的地步，但我们依然本着和平外交的政策，对越南的做法一忍再忍。
我方为了给和平谈判创造条件，专门命令边防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打第一枪”。但黎笋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和谈诚意，继续在边境地区侵占我国领土。鉴于如此，我们只能用越南能听懂的“语言”和他们对话。
1978年12月8日，我中央军委下达正式命令，“以广州军区、昆明军区部队，歼灭越南人民军第一线边防部队，摧毁其军事设施，还击越南当局奉行的侵略政策，保卫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接到命令后，我军各部队迅速进行战斗准备。
1979年2月17日，经多次警告无果后，我军向越南方面发动自卫反击作战。在战斗初期，由于我军提前做好战斗准备，越军并未料到我军具体进攻时间，在战斗初期进展非常迅速。
在1979年2月17日凌晨的战斗中，发生在越南武警第33边防哨所的一场战斗曾经被越南媒体进行过报道。他们声称“中国3个营包围了33边防哨所，一天被消灭600人”。
越南媒体在报道中是这样描述当年的战况的：1979年2月，越南人民军一等兵谢光良在南纳河边的一个掩体中，发现下士范氏河受伤，将他从生死边缘救了出来。
在战场的枪林弹雨中，他们失去了联系，30年后他们再次相遇。之后，越南媒体记者对谢光良和范氏河这两位战争亲历者进行了专门的采访。
在接受越南记者采访的时候，范氏河对战斗中的场景进行了回忆，“1979年2月17日晚上，当我受伤躺在南纳河附近的掩体中时，我听到了脚步声，吓了一跳，我以为敌人来了，我拿着手榴弹准备进行反击，我做的最坏的打算就是和敌人同归于尽。但当脚步靠近的时候，我听到的是越南话的声音，‘有人在吗’我抬头看到帽子上有一颗星星，我得救了！”来人正是越南人民军一等兵谢光良。
谢光良是一位出生于1960年的越南人民军退伍军人，1979年我军和越军开战时，其正在越南边境的武警第33边防站（现莱州省丰寿县马鲁塘边防哨所）服役。根据谢光良在采访中描述，“随着西南地区波尔布特的枪击事件，北部边境局势开始升温。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们遭到攻击，2月17日上午9点，我们接到撤退的命令，但第33号哨所仍坚守到当天下午6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发生在越南人民军第33号哨所的战斗是非常惨烈的。
谢光良继续回忆道：“尽管我们兵力少、武器少，但我们的部队还是坚守阵地，与入侵的3个中国营作战，摧毁了3辆坦克和600名敌人，在战斗中的时候，我的旁边时不时就会有战友倒下，我只听见‘啪’的一声，就看到战友的额头被打出了一个洞，背也被打断了，所以一开始我很害怕，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我的战友就没这么幸运了”。
经过激烈战斗后，第33号哨所失守，谢光良和9名战友侥幸逃脱。回到部队驻地后，谢光良和9名战友接到了新的命令，他们需要找回剩余的战友。随后，谢光良同战友在森林里摸索前进，他们不仅需要寻找其余受伤和战亡的战友，还需要躲避中国军队的探照灯、炮弹和机枪扫射。
关于寻找战友期间发生的事情，谢光良在采访中也进行了说明：“事件发生在1979年2月17日至18日夜间，我们发现战亡战友的尸体后，奉命将他们的尸体带回驻地。撤退途中，我们需要穿过当时我们布设的一片雷区，撤退途中，我和队友在南纳河边的一个战壕里发现了一盏闪烁的灯光，我向下面喊道‘有人吗？’，下面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是谁？’，紧接着便是一声枪响，还好我们没人受伤。听到对方讲的话是越南语后，我们一行人下到战壕中，我看见一个女人拖着血淋淋的双腿，手里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枪。”
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基本将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进行场景还原。看到谢光良一行人的时候，躺在战壕中的女人说道“我是741部队的一名战士，负责向前哨运送弹药”。见到女人受伤很重，谢光良紧急对女人的伤口进行了包扎，然后把她从战壕中解救出来。
这名被谢光良解救的女战士正是越南人民军第741团运输部队的范氏河。我军和越军开始交火后，范氏河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向驻扎在马鲁塘的武警边防第33哨所的越南人民军第741团第42营第5连战士运送弹药。
在接近边防哨所时，范氏河被我军炮弹击中，腿部和手指被流弹击中，在撤退途中，范氏河因伤势过重被暂时留在战壕中等待支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氏河遇到了前来寻找战友的谢光良。之后，谢光良一行人就地取材制作了简易的木筏通过河流将范氏河带回了部队驻地。
回忆起回部队的那段路途，谢光良表示“敌人阵地距离我们非常近，即使是最轻微的动静也可能会被发现并被攻击。因此，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下进行。木筏准备好后，我们趁着天黑偷偷渡河，那段时间，饿了就只能嚼干饭或者找些野菜充饥。口渴时，赶紧喝点溪水，然后继续前进。有时候，我们因为疲惫不堪而不得不紧紧抱在一起”。
行进到一半时，我军战士发现了谢光良一行人，迅速向他们开火，1979年2月20日夜里，一条血路被开辟出来，谢光良一行人继续前进，3天后他们终于回到部队驻地，范氏河被送上军用救护车。之后，谢光良和范氏河就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越南记者对他们进行采访的时候才再次相见。
以上是越南方面对1979年我军与越军在越南武警第33号哨所中发生的战斗情况的描述，关于当年的战斗情况，我方并未公布详细的作战信息。
对于在越南武警第33哨所战斗中的伤亡情况，越南政府表示：“中国3个营包围33边防哨所，一天被消灭600人”。诚然，黎笋集团当时动员了很多越南人民参战，但是也不至于600个人，甚至超过600人驻守一个哨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越南的兵力部署未免也太离谱了。
资料显示，越南人民军第741团当时总共2000多人，下辖第40、第41、第42营，这样来看第42营总共才近700人，当时越军编制混乱，1个营平均下辖3个连，所以驻扎在越南武警第33哨所的第5连建制大约为200多人，这还是最多的情况。当时我军1个营有近500人，3个营加起来已经有近1500人了。所以，这场发生在越南边境的武警第33边防站的战斗，我军就是将越军全歼，也只是消灭了200多人。
从数据上足以可见，越南方面的资料有多夸张，不过这也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了，只有通过夸大伤亡的方式，才能够显示出当时战斗中越军表现的英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