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松浦》文学谈话录 经典常谈（一）
来源：《万松浦》2025年第1期 | 马兵 主持
1938年到1942年，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朱自清辗转昆明、成都等地，广泛搜求资料，采择“近人新说”，精心撰著七万多字的《经典常谈》。在自序中，他开宗明义：“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希望读者能把《经典常谈》“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而这本小书也彰显了经典常谈常新的魅力。
相较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氛围对于民族与个体的影响未可估量。在文化传承和个体心灵塑造的双层意义上，“经典常谈”的价值或许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前言中的举例，“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总会有“灯不俱坏，光不全绝”的回响。
2025年，《万松浦》借用“经典常谈”的名字，每期邀请不同代际的作家和批评家围绕与文学经典相关的话题展开，希望激活经典常谈常新的魅力。这些讨论不预设立场，尊重共识亦鼓励歧见，我们不仅期待重现经典的光辉，更希望展现它们在当下获得的新鲜解读，恰如卡尔维诺所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是一个人的生命史，而一个作家经典阅读的感思，构成了他文学教养和审美理解最核心可能也是最秘密的部分。
“经典常谈”主持人：马兵（评论家，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对话人：南翔（评论家、作家，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松（作家、诗人、文学及艺术评论家）
艾玛（作家，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付秀莹（作家，《中国作家》副主编）
李宏伟（作家、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茱萸（诗人、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沈念（作家，《湖南文学》主编）
项静（评论家、作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马 兵：给读者说一下您的枕边书吧，或者说您常读常新的经典之作是哪一部？为什么是它？阅读过多少次？
南 翔：我曾在《长江文艺》的一篇创作谈中谈到《好作品的三个信息量》，这个“好作品”也可以置换为“好书”。饱含“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创新的审美信息量”的书，我以为都值得读一读，都适合定期或不定期地放在枕边。如果一本书或一篇较长的文章，三个信息量都具备，那当然再好不过；某本书或某篇作品，其中有一个信息量特别突出，也值得汲取。所谓经典，其实也是人言言殊的。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很高：“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可是另一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却不高，据说他在留学美国期间与祖叔通信，给中国古典小说排序，《石头记》忝列在《水浒传》《儒林外史》之后。他后来还说过“我对考证有兴趣，只是为考证而考证”“《红楼梦》毫无价值”之类的话。我的一位朋友陈墨，是金庸研究大家，他写过的金庸研究，简繁本加起来，估计有几十本之多。我曾问过他颇为傻气的一句话：“你读完了金庸吗？”他正色道：“你应该问我读过多少遍的问题。”他是真喜爱，不然怎么会锲而不舍地写那么多金庸解读！可我，实话实说，连一部金庸的大部头都不曾读完，相反，读过他不少散文。
一本不以写论文、做课题，完成项目而去反复阅读的书，就是他的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某个具体的读者而言，经典是一个常量，也是一个变量。具体来说，我当然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经典，它的语言、人物与细节，可以常读常新，但不妨碍我把汪曾祺的一本《晚翠文谈》置之座右，经常翻看。近日有位大学同事读了我的《好作品的三个信息量》，并说希望我写一本创作谈，我就给她推荐汪老的《晚翠文谈》。我喜欢阅读的还有白先勇、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王鼎钧、齐邦媛的非虚构。尽管他们未必算得上是经典，或者，正在经典化的路上？
赵 松：《陶渊明集》。有几个不同笺注的版本，很多年了，一直放在床头，睡前读，或随时翻开。我一直都认为，中国古诗的最高境界就是陶诗，与山气、草木、飞鸟、白云相契而无违，将语言化为最朴素的声音，无姿态，无企图，无怨悔，安贫自然，心境如颜回，终归是儒生。
付秀莹：如果只选一本枕边书，我肯定要选《红楼梦》。这些年来，差不多，我每年都要重读一遍。有时候是通篇细读，有时候也不一定从头到尾老老实实读，就随便翻开一页，从哪里进入，都觉得亲切有味，觉得没有任何障碍，因为太熟了，就像那种老友之间的交谈，随性的，闲散的，无拘束，没有功利心，坦诚自在，即便是相对沉默，也觉得温暖动人，觉得心有灵犀。不同的年纪和心境，每一回重读都有不同的滋味，不同的感怀。《红楼梦》是中国审美理想的高山大河，滋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艾 玛：现在很少重读什么书，只觉得有很多新书要读，简直读不过来。不过，正在读的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词后收录的短评很好，词大多都熟悉的，也算是一种重读吧。这两年感觉视力没有从前好了，看书时间长了，眼睛很累，所以枕边放的多是诗集，古今中外的都有，比读小说轻松。
项 静：我经常重读的是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契诃夫的作品，没事的时候就翻翻，想不起一个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来的时候，就重新去看看，今年暑假看契诃夫比较多。但我特别想说的不是前面几位的作品，经常重读的是毛姆的《刀锋》，他自嘲说自己是二流作家，我却非常受益于这本书，重读过四次，也不算多。约翰·D·菲茨杰拉德认为小说里九成以上都是关于困境的，困境故事展现并解决了一个或多个虚构人物在虚构故事的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个困境，而这个困境及其解决方法一定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更有趣，同时在读者眼中也是可信的。人无往不在枷锁中，有时候是微小的困境，情绪的遇挫、紧张、不安，有时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家庭中与父母不睦，获得不了理解与尊重，在职场中触到天花板，看不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一个地方处于长久的厌倦与情绪晦暗中。毛姆《刀锋》中战后归来的拉里，陷入巨大的困惑和价值迷茫，它极致化地演绎了人类面对精神困境的种种情状和解决方式。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部文艺青年小说，有时候又觉得它已经具备了小说和人生的方法论，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
李宏伟：一度，有两部作品我经常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金隄译本）与加缪的《局外人》（郭宏安译本），前者大约每年会读一遍，后者不时就翻翻。初读《局外人》刚上大学不久，默尔索对世界采取的态度、将这种态度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方式，让我生出强烈的共鸣——时隔多年再看，这种共鸣其实是对暗示、引导的应和，因而更准确地说，这部作品对那个阶段我的自我认知与建构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尤利西斯》于此延续，斯蒂芬、布鲁姆这对精神上的父子给出了青年与中年的对照、过渡，同样深化了我对不同人生阶段的体认。这么说，仿佛过于强调它们的“教育功能”。事实上，文学作品对人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情感教育、体认教育。经典作品影响我们，也主要从这样的层面。至于这些经典在写作上的示范性，则是发生在前述影响之后才真正有效，否则容易沦为技术性的皮相模仿。目前，我经常翻的是耶胡达·阿米亥、华莱士·史蒂文斯、里尔克等人的诗作，希望找到自己与语言与生活更绵长更松弛的关系，也希望以不同时空观照此时此刻。
沈 念：没有固定的枕边书，我的睡前阅读已成习惯，但读的书会变换。不过常读的一本书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书薄，可随身携带，几乎每年都会重读一两遍吧。尤其是前几年，到乡村走访，关注和探寻乡土社会的意识自觉和强烈了许多，读的过程所获得的领悟也更多一些。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它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价值，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对乡村研究的理论路径和分析工具。对作家而言，作者对乡土世界和农民生活的深刻洞察，能带来很多灵感的启示。优秀的作家，不仅是写浮在生活中的人事、现象，也应该挖掘埋在生活里的根因问题，一些好的社会学著作，往往能帮助作家打开天眼。
茱 萸：我的枕边经常堆着各种书，多数都已开始读但没有读完。“枕边书”这个词汇，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份永远无法完成的阅读任务清单，上面罗列（堆垒）着我近期想读、要读或在读的书，对这些书的阅读开始于睡前或醒后，但阅读的完成，大概得实现在梦里。常读常新的经典大抵是有的，比如李商隐的《玉溪生诗集》，我很喜欢他流传至今的那五百多首诗篇中的绝大多数，因为它们绮丽、瑰美、哀艳、博学，时而婉转多姿，时而议论生风；因为它们体现了一个诗人拿不起、放不下、舍不得、看不破的对人与世界的深情。我反复读它们，少年时代是集中读，近年则常用碎片时间读，即使不刻意背，大部分我也都能记诵。
马 兵：卡尔维诺曾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谈到对于经典的若干理解，其中谈到经典之作“让你不能对它无动于衷，它帮你在一种构建与它的关系或是在反对它的过程中定义自我”，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呢？
南 翔：我认同卡尔维诺的这个说法。卡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寓言式的短篇小说尤其深深吸引过我；对我而言，比我父亲还小一岁的这位大师，也是经典作家。他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与经典构建的吸引关系，一个是与经典构建的排斥或曰两不相干的关系。写作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感受战栗或美好的阅读体验中，无疑会被深深吸引；至于那种久久徘徊，过其门而难入的体验也是会有的。前一种不必多说，后一种我在阅读十九世纪的某些俄罗斯经典作家中遭遇过不止一次，那种冗长的心理描写或场景描写固然也是文学的表现，我却皆有快翻之而后快之感。平时也遇到一些读者朋友问及，我不爱读某某作品，尽管它是世人皆知的经典，怎么办？我答曰：即便是经典，也不是人人都爱读同一本书。你大可搁置不读，大可不必为不能趋同而焦虑；先去读你喜欢的经典，至于以后还会不会回过头来喜欢，听其自然就好。
赵 松：我是非常认同卡尔维诺的这种说法的，但说认同是容易的，难的是真正能体验到什么是“让你不能对它无动于衷”，什么又是“它帮你在一种构建与它的关系或是反对它的过程中定义自我”。这意味着，对经典的阅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某种非同寻常的觉醒，随之而来的，是令自己震惊的发现，关于文学的，关于经典的，关于自我的。让你喜欢沉湎的经典肯定会给你带来深刻的影响。但是，到了某个关键阶段，或许只有某些曾让你非常不喜欢的经典作品能给你带来最为重要的启发。在这以后，你会发现你喜欢的经典作品给你的那个玻璃罩消失了，你重新认识的不仅仅是那部你曾不喜欢的经典作品，而是自己跟文学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
艾 玛：这里的经典，应该是指读者自己高度认同、喜爱的经典，卡尔维诺是在这样一种接受程度上来谈经典对读者的影响的。因为喜爱，所以不会无动于衷，读者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被感染、被启发，同时，读者对经典不会只是被动接受。正如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卡尔维诺，卡尔维诺说自己是卢梭的粉丝，但他也承认卢梭催发了自己要抗拒他、批评他，与他辩论的激情与冲动。他很喜爱陀氏，陀氏也让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与偶像的距离与差别。理想读者与经典之间就这样参互错综，也算是一种“互文性”吧。
李宏伟：原则上，我认同卡尔维诺这一说法，但在具体情境中，我也发现自己就是会对一些经典没有感觉。当然，“无感”也可以纳入“构建”与“反对”这一组关系中。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我认知的推进，我会重新回到那些无感的经典，得其门而入。
茱萸：去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在任教的大学开了一门叫“小说鉴赏”的新生研讨课，具有通识性质的那种，一周阅读并研讨一篇小说。这个学期，我调整了这门课的上法，将课程划分为三个专题，其中第一个专题叫“故事里的故事”。我选了四篇小说，涵盖不同代际或时代的作者、作品，分别是胡适《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施蛰存《石秀》、西西《芭蕉扇》和李黎《请你证明你是浪子》。即使大家不熟悉这些篇目（除了《石秀》），大概也能猜到，它们都和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西游记》或《水浒传》相关。这个专题多少可以体现我对经典的理解：它是一个开放的传统，既给后来人提供新的灵感，又经得起一代代作者对它的重新定义或改写，经得起他们发动对它的戏谑或反叛。可以说，多少与卡尔维诺的论断暗合吧。经典不是一时的流行竞品，而是可以生根发芽、长出新枝的树。
沈 念：二十年前，卡尔维诺就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经典作家。他的这个观点，揭示的是经典对于读者个人成长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读者与经典构建亲密关系的过程，一旦与作品中的角色、情节或主题产生共鸣时，他们会在内心深处进行一场关于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涉及对自我价值观的审视、重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对未来方向的思考，而对某些观点或情节产生质疑和批判性的思考，实际上也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挑战和反省，其目的和作用，大概就是强化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楣刻下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马 兵：批评界对于经典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经典是跨越时空的、永恒的，可称之为本质主义经典观；另一种认为经典的遴选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建构力量，比如文化权力、时代环境、读者的趣味等等，经典总是在变的，可称之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对此，您怎么看待呢？
沈 念：恒定的经典与会变化的经典，我觉得是一种存在的互补，也符合时间里的文化特性和人性特征。本质主义经典观突出经典作品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强调在文化传承和文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但忽视了历史和现实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解读和接受。建构主义经典观则更加注重经典作品在历史和社会中的建构过程，强调的是作品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被赋予的特殊地位和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经典作品在历史和文化中的演变过程。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经典的互补性，一方面要承认经典具有的内在的价值和品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经典的遴选和认定是一个动态过程，时刻提醒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体认经典、学习经典并参与经典的建造过程。
李宏伟：经典的关注是永恒或至少长久持存的，比如对单独个体存在情境的烛照、对个体相互间关系的理解、对人与人之外的实物与实体如何关联的想象、对人有关高于其的存在的玄思与凝视……所有这些构成了经典的精神或实质；但在不同时空下，具体的人及人群体认这些精神或实质的层次、程度又有所差异，并且随着这些差异，经典的名单及排序又会有所调整。比如，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法国人，他们对《论语》经典地位的认知，肯定是不同的。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与二十一世纪的，他们对《论语》经典地位的认知，也未必有多么一致。
我想说的是，本质主义经典观与建构主义经典观并没有乍看起来那么不兼容，它们如同河水与河道，可以分开谈论，但不必非此即彼地谈论。
艾 玛：把经典放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中来考量的话，第一种观点应该是对的。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当下，第二种观点听上去很有道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愿意相信时间最终会过滤掉杂音，喧嚣扬尘最终会安静地落下来，那时真诚将袒露自身，好作品会被时间擦亮。一个多世纪以来，好像没有比诺奖更有影响的建构力量了，但我们如果把历届诺奖的获奖名单拿出来看看，就会发现，不过才一百多年，也有诺奖都没能留住的作品与作家。所以，最终应该还是作品决定一切。
南 翔：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环境、读者趣味乃至价值取向。前几天，一位毕业多年的研究生吴继磊找到我1998年发表在《鸭绿江》第11期上的一个短篇小说《格里高尔新生记》，这个标题一看而知是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致敬或“再变形”。我的一位大学同事阅后说：“你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娱乐至死，还是在那个年代写的，相当敏锐犀利。而今某些现象比那时更要疯狂变态了。可见好作品都具有前瞻性。”
好的经典选择，既是时代的，从众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小众的。亦即在大块的绿荫覆盖之下，也不乏典雅的案头清供。与其说经典就是众皆认可，不如说，经典更是湍流淘洗之后的举荐或遗存。那是一块块留下时光摩挲之吻，通体圆润、无懈可击的鹅卵石，但，要允许有些人就不喜欢这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简言之，每个人都有自己个性化的阅读，个性化的书单，个性化的枕边书，这或许也是对所谓文化权力的一种“反动”。
付秀莹：我所理解的经典，应该是那种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时代风潮的冲刷以及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选择、检验、确认之后，依然光彩熠熠打动人心的作品，它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不朽的力量。当然，具体到每个时代，很多作品之外的因素比如文化权力、时代语境以及读者趣味等的影响、介入和渗透，经典遴选会有短时性的波动和变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但一旦时过境迁，真正的经典最终会水落石出。这是残酷的，也是公正的。无情而又有情。仔细想来，这两种观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经典的接受、阐释和确立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处于“过程”之中，受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美学等这样那样因素的影响和左右，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动态过程，有主观性和相对性，但在一个长时段内，经典又是确定的，是有“审美公约数”的。经典就是在不断地挑选、淘洗中被逐渐确立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化的过程，也是持续不断的当代化过程。
项 静：我比较认同建构主义的经典观，一直处于各种力量的制衡、协商和变动之中。同时，经典说到底还是一桩个人的事情，即便每个时代都有权威专家学者列出的经典书单，也只能获得部分人的认同，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作为私人事务，每个人都有做决定的权力，从而形成对更具社会化经典系列的认同、偏离、补充。
茱 萸：在这个话题上，我采取一种折中的立场：经典的形成，可能是本质主义经典观与建构主义经典观背后的能量合力的结果。当然，对经典的理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世事几番新，“经典”的名单也可能会不断更新，但这里面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这艘大船上的几块压舱石吧？
赵 松：到底什么作品能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留下来，成为文学经典，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偶然性。以三千年为时限，肯定有很多文学作品消失了，它们中有没有完全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品呢？没有答案，甚至无法猜想。经典确实是总是在变的，但我不认为这跟读者趣味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经典总能超越读者的趣味，能跨越时代创造自己的读者，认为读者发现创造了经典，这只是个错觉。同样，文化权力，时代环境，其实并不能在经典的诞生过程中产生什么关键作用，因为没有人能规划这个过程。
马 兵：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讨论了26位西方的典范作家，他把莎士比亚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称他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位文学巨匠”。您认同这个评价吗？认同与否的理由是什么呢？
赵 松：老托尔斯泰非常讨厌莎士比亚，为了避免武断，他甚至又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最后结论并没有改变。老托尔斯泰和布鲁姆的两极判断，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文学从来不是可以由某个重要人物就可以拍案定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托和布鲁姆都是对的。重要的不是在他们之间选择站队，而是像他们那样，以自己的方式和热情在文学世界里发现至爱经典。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评判，永远只能是个体审美活动，而不可能是集体趣味活动。尤其是，不管我们推崇的伟大作家是谁，都不是为了建立某种狐假虎威的优越感和势利的鄙视链，而只是为了更为深刻清晰地面对自我和世界。
茱 萸：怎么说呢？我很敬重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批评家，我认为他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代人在文学经典的品位上的压舱石，仿佛有他（的论断）在，我们有时候被潮流或时风所影响的对经典的信任危机，就有了一份起码的保证金。至于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当然是基于下意识的欧洲中心的立场（正如本琼生言“得意吧，我的不列颠”并说莎剧“可以折服欧罗巴所有的戏文”）——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学传统中，对莎士比亚的阅读才多久？也就百年吧。可以说，我们对伟大的莎士比亚的理解，其实是新文化以来启蒙文化或现代性的直接产物。我不是一个文化上的或别的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我甚至是学外国哲学出身的，但所谓“汉家自有制度”，在“最伟大的一位文学巨匠”这样的一句判断前，是不是也需要考虑汉语世界的具体语境？要说在“伟大”这件事情上“比一比”，我们是不是也有杜甫呢？所以，布鲁姆的这个具体结论可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得出这个结论背后的逻辑，否则，此话题最终就要“转译”成“诸神之争”了。
项 静：我个人并不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获得特别多阅读的快乐，对他戏剧中那个时代的故事、背景和戏剧文本总有一点隔膜，但仍然认可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创造了太多具有原创性的文学议题，比如对政治、经济、种族议题、人性和欲望的表达，还有众多人物原型、结构原型和情感原型，不仅仅衍生了很多重要的研究课题，还能不断激起后代作家重写和借鉴的激情，莎士比亚戏剧在剧院中仍然反复被演绎。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一直是“活着”的当代作家，这一点就非常伟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煊赫一时的作家，过一段时间就被人遗忘了。
南 翔：我们这一代生活在戏曲式微的年代，包括所谓文明戏之话剧。记得我生活了20年的南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演地方戏如赣剧、采茶戏为主的剧院在赣江边，那是码头赶脚的引车卖浆者流的驻足地；演话剧、歌舞为主的剧院在八一大道边，比邻的是省政府及知识分子聚集区。很快地，随着影视业的发达，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以前多种多样的剧团，要么合并，要么裁撤。犹记得，十多年前，白先勇带着“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来深圳演出，我请他在深圳大学大会议厅做演讲，他双目炯炯，一谈起昆曲就兴奋不已。即便称之“青春版”的一出《牡丹亭》在深圳会堂也得连演三晚，每晚三个小时。想必农耕文明时代，火烛灯笼，勾栏瓦肆，无论皇家还是民间，戏剧几乎是唯一的上下一致的消遣。可以一甩袖，一放声，便是几天几夜的连轴转。工业文明时代戏剧的“没落”或是必然的，改编成“青春版”，或在京剧中加入西洋乐器譬如钢琴的元素，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吗？当然，即便如斯，喜欢地方戏或话剧的人也终究是有的。我每到一处地方，就喜欢看看地方戏。这更像是一种体验，如同每走一地，都会看看当地的非遗——有不少地方戏，都列入了各级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成了需要保护的遗产，那就界定了地方戏不那么光明的远景，不是吗？
在这个背景下来看莎士比亚，会更清晰一些。简言之，莎剧或可分为舞台上的与剧本里的。乃至，我书橱里还有一本《莎士比亚故事集》。亦即我们感受莎士比亚，是从阅读而非观看中来的。这两者固然有着很深的同源性，却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文学史把莎士比亚列为世界文学的三个高峰之一，比之前后，他以一己之力耸立起一座高峰，伟哉壮哉！我们即使没有经受多少舞台上莎剧的感受，甚至也没有读完他的所有剧本，这并不能说没有受到他的鼓舞与影响。因为莎翁的文学性已经渗透在他身后密如森林一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间接受之沾溉也是无穷的。准此，我认同他是一位文学巨匠的说法；至于是否最伟大，没有之一？无法妄断。
沈 念：我尊重布鲁姆的看法和评价，但对于“最伟大”这一评价，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有些人可能更注重作品的艺术创新性，而有些人则更看重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或思想深度。毫无疑义，莎士比亚的每部作品都蕴含了深刻的情感奥义，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但他的作品也毫无疑义地受到了当时时代和文化的局限，无法完全反映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观。我更偏向于开阔地认定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因为文学史的变迁中涌现出许多伟大杰出的作家，其作品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力，是各美其美，也是美美与共。
艾 玛：我认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试图找出一位可以取代他的西方经典作家，我没能想出来。沙翁创造出了那么多富有个性且生动鲜活的人物，考虑到其作品丰富的原创性、思想性，以及几百年来持续不衰的影响力，西方文学史上这个最核心的位置，不留给他，还能留给谁呢？
李宏伟：正如书名所示，布鲁姆讨论的是“西方正典及其相关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他对莎士比亚的认定及断言难以拒绝，但作为一个中文使用者，我也无法对这一断言完全共情。至少在现阶段，我对《西游记》的兴趣要超过莎士比亚。我并不是在说，《西游记》比莎士比亚作品更伟大，或者相反的话。
马 兵：哈罗德·布鲁姆还谈到，真正的经典之作具有一种无法被同化的“原创性”或“陌生性”，那么经典能被模仿吗？
南 翔：原创性、陌生性，是每一个有出息的作家的追求。模仿是可以的，尤其初上文学之路者；准确地说，成熟的作家对经典是借鉴。莫言获诺奖的授奖词有一句：“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与其说是模仿（魔幻现实主义），不如说借鉴更合适。
艾 玛：《圣经》里写上帝造人，是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类。作家的写作，有点像上帝这个创造人的过程，不管使用什么材质，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也决定着创作中最核心的东西。所以经典可以被模仿，但模仿可能创造不出真正的经典。
赵 松：经典的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们能启发激励后来者敢于跳出任何经典之作所带来的“范式”，就在于它们总会以其特有的存在方式提示我们，在写作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和想象的方式，并且敢于不守常法，对经典的最好回应就是在知其所以然的前提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模仿。
李宏伟：仿照维柯《新科学》里的区分，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将论述分作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三段。无论这三个时代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性，能够如此区分，说明它们相互之间一定出现了断裂。旧时代的关注重心逐渐偏移，焦点最终落在新的地方，直至形成新的群落，构成新的时代。我更倾向于认为，同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共享着独属于这个时代，赋形这个时代的“原创性”或“陌生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时代本身就是唯一的经典，我们正在谈论的、单独书写的、具体可见的经典，都是其中的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无法被模仿，但单独的作家与作品可以与他所属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相互照见，互为镜像。
付秀莹：真正的经典具有强大的涵养容纳的力量，它允许一切认真郑重地模仿，像或者不像，都无损它半点光辉。就像一座高山，它矗立在那里，我们仰望、登攀，甚至取走山石林木飞禽走兽，它自岿然不动。问题是，你能否真正触摸到经典的灵魂，跟这伟大的灵魂惺惺相惜，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茱 萸：2019年，我应《诗刊》之邀，到湖南汨罗参加一个诗歌节，后来为汨罗之行（以及临近的平江县杜甫初葬地之行）作了三首现代诗。其中一首里有这样两行：“但战国和当代如何一决雌雄？/惟过去的诗篇永恒。”这两行诗背后，暗含了我对经典的某种理解：在时间河流的上游书写的先辈们，总是具备某种优先性的（犹如余光中先生言，“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种优先性，有点像开辟之初得天地道机的机缘，后来者很难具备。但反过来说，之所以会有“如何一决雌雄”的试问，说明我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当代”不会一败涂地，但它如果有与文学传统、源头争胜的可能性，不在于“肖”，而在于“不肖”——和过去“不像”。这点与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说的可能差不多，就是，汇入传统之河、经典之林的方式，不是要和它变得一样，而是能够为它增添一些新的东西。我不确定这能不能等同于布鲁姆所说的“原创性”“陌生性”，但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说，对经典的模仿如果能催生或造就新的经典，那么这种模仿，一定是一种再生型的而不是复制型的模仿——不是生命克隆，而是植物扦插？
沈 念：经典是可以去模仿的，但又是不能被模仿的。这话听起来有些绕，原因是经典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展现了难以模仿的原创性，包括语言风格、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追求等。与原创性紧密相关的陌生性，指的是作品带给读者的新奇感和独特体验，那种与众不同的审美震撼。所以对于经典之作的模仿，从技术上讲，任何作品都可以被模仿，但模仿并不意味着能够复制其经典性。一般来说，模仿是有限制的，即使形式上高度接近，也很难在精神层面上捕捉到原作的精髓并超出其价值。写作者与其简单地模仿，不如在借鉴其优秀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努力创造出突破时空限制、超越模仿的个人性作品。
项 静：经典很难被模仿，所谓的原创性和陌生性就是一种开天辟地，发明一种承载人类现实、生活和心灵的艺术形式，比如《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并在各自的方向上做到了极致和典范。经典（原创性和陌生性）会一直处于被模仿的状态中，对其原创和新异部分的改进和增补，总之会在后续的创作中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得到回响。
马 兵：如果不说模仿，我们也总有向经典致敬的时刻吧。可以在您的创作中举出一个例子吗？
付秀莹：在我的创作中，有很多向经典致敬的时刻。《陌上》对日常生活细部的描写，风景、习俗、人物服饰、饮食、器物等等，我对此津津乐道，不厌烦琐。你看《红楼梦》里那些日常小戏，一场丧事，一席家宴，写得何其动人。所谓的世道人心，种种曲折幽微之处，都在里头了。我总觉得，我们写新时代新乡村，不一定非要正面强攻，写脱贫攻坚啊第一书记啊乡村文旅啊这些“坚硬”的元素，很多时候，一场红白喜事，一顿家常便饭，甚至一场街头巷尾的口角，都饱含着丰富复杂的时代风雷，携带着鲜活生动一言难尽的历史情绪。写好这些乡村日常，可能就无意中写出了这个时代，至少能让人看到这个时代的波光云影，风吹草动。在《野望》中我写到翠台的一个梦：
好像是个晚上，挺好的月亮地儿，天上的银河看得清清楚楚，牛郎星在河这头，织女星在河那头。一个白衣人在前头飘飘飞着，不时回头招手叫她。她晕晕乎乎跟着那人疾走，好像腿脚都不是自己的了。过山岗密林，涉河水溪流，走呀走，竟不知疲劳。那白衣人也看不见脸，只见衣裳飘飞，翅膀一样。翠台心里疑惑，想着还要回家做饭呢，怎么就跟着人家来到这里了。正想着，一抬头那白衣人却不见了。一座宫殿模样的房子就在眼前，仙气缭绕，祥云乱飞，耳边隐隐有仙乐传来，似在千里之外。心想这莫不是神仙住的地方？正怔忡呢，忽听有个声音从天外传来，好大胆子，肉身凡胎，竟敢闯到这世外仙境来了。翠台惊得左顾右盼，却不见其人，只有黄金满地，白银缀天，天上的星星都是珍宝玉石，璀璨夺目，叫人眼花缭乱。翠台心里说我的娘哎，天下真有这样的地方。一时顾不得胆怯，弯腰就捡拾起来。不料拾起一个，又掉落一个，再拾起一个，又掉落一个，横竖是装不到自家兜里去。正着急呢，只听那声音笑道，可知人心都是贪的。我只说你是一个仁义厚道之人，难得勤谨本分，克己守德。本想试探一下，不想却跟世人一般无异。翠台吓得一身冷汗，忙说，仙家休怪，我不拿就是了。那声音叹道，也怪不得你。世事如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一个弱女子，心性高强，奈何运命不济。为人生儿育女，半生操劳，遍尝艰难顿挫，不正是为了一个“钱”字？家宅平安，光景顺遂，都少不得一个“钱”字做底子。谁知世间红尘万丈，功名利禄如过眼烟云，是非成败转瞬成空。至于那为情所困，为恨所苦者，比比皆是。若非那翻过跟头来的，总难悟透看破。翠台听着，似懂非懂。只听那声音叹道，也罢，你一个乡野妇道人家，如何懂得这些？只须求得现世安稳，享尽百年之寿。如此，甚好。你且去吧，只随意便是。翠台大喜。手忙脚乱，尽情怀金揽银，含珠噙玉。只恨不能打电话叫根来他们来帮她。兴头头往回走，却觉得怀里的金银财宝越来越沉，低头一看，竟然是满怀屎尿，臭气熏天。翠台惊得啊呀一声——
翠台这样一个乡村妇女，天天俗务缠身，正为着家里的钱财经济苦恼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梦。费力弄来的金银财宝竟然是满怀屎尿。我是想把《红楼梦》那种“虚”的东西掺杂进来，虚实相生，轻重相倚，让人物在沉重的现实人生中偶尔抬头仰望一下明月星辰，让时代巨变中的芳村在脚踏大地的同时，增添一种超越日常之上的轻逸姿态。
南 翔：我的短篇小说《格里高尔新生记》，就是向卡夫卡致敬的小说。可以说有对卡夫卡名作《变形记》的改写或借鉴，但无模仿，因为《新生记》写了一个似乎翻身的格里高尔，《变形记》的主人公则是颓败的，潦倒的，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另，几年前我采写了一本非虚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这本书获得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翻译成了英文、日文等。那一年前我去日本，联系了日本非虚构作家盐野米松，我写中国的非遗，起始就是受到盐野米松先生《留住手艺》的影响。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读到他的这本书，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20年之后我写了《手上春秋》。我事先给盐野米松去信（通过懂日文的朋友翻译及邮箱联系），表示去日本想跟他见一面，向他致敬，《手上春秋》就是向他的《留住手艺》致敬的书。结果他在北海道，希望我在东京多等他一两天，无奈我跟旅行社出行，即将从大阪飞返深圳，终于缘悭一面。
艾 玛：我写过一个很短的短篇《往事一页》，是向卡夫卡致敬的。卡夫卡有篇小说叫《往事一页》，写的是古代中国的故事，游牧部族入侵了，他们驻扎在皇宫外的广场上，他们和他们的马，把肉铺的肉吃光了，肉铺的老板弄来了一头牛，他们从四面八方扑了上去，市民惊恐不安，国王躲在皇宫的窗帘后偷看。“事情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拯救祖国的任务落到了工匠和商人的身上，而他们却很清楚自己担当不起。小说写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在一个最为紧张的时刻，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它会激发读者去想象一个或多个结果。
李宏伟：我一直对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短篇《河的第三条岸》充满喜爱乃至敬畏，这篇杰作仅仅三千多字，却达到了可以与《圣经》中的不少篇章对读的程度。我一直想写个小说，向它致敬或者有所回应，迄今尚未如愿。但我另有一次致敬得以达成，那就是在耶胡达·阿米亥《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一诗的影响下，写下了自己的诗《理性的大人更善于把监狱填满》。
茱 萸：在我的诗歌写作中，有一种专题式的写作，比如《九枝灯》系列，可以说都是在“向经典致敬”。《九枝灯》目前有18首诗，虽然是一个系列——原本是打算写成一整部诗集，但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计划似乎“烂尾”了，但其中的每一首诗都可被视作自足的个体，它往往由与诗相关的经历引起，试图在我自己与被书写的经典诗人间建立一种更为私密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致敬”的关系，并借助他们完成对生活与写作的重新审视。在这组诗里，我所“致敬”的经典诗人，有曹丕、阮籍、庾信、李贺、李商隐、高启、钱谦益……
马 兵：中国本土的文学经典，哪一部对您影响最大？原因是什么呢？
南 翔：说起来可能还是《红楼梦》，它的语言太美妙了。尤其是人物的语言，闭上眼睛都能想起她们说话的口吻与模样。我读到一些朋友包括影响很大的作家朋友的作品，里面每个人都写得很聪明，检控官与罪犯都一样伶牙俐齿，甚至，都是哲学家。有一次，汪曾祺写了篇小说，自以为对话写得非常漂亮，沈从文却对他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从文认为：“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这样才真实。”日后谈到写作时，汪曾祺也说：“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这就是看似不会讲课的沈从文说的“要贴着人物写”。贴着人物写，使得汪曾祺受益无穷。什么时候，我们聪明无比的作家，才会遏制自己在小说中逞才使气的当哲学家的欲望呢？！
李宏伟：最近这些年，我尝试从整体上来理解鲁迅，将他所有的作品及一生经历视为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是毫无疑问的经典，对它的想象与阅读将持续不辍，并恒久地影响着我。
项 静：我个人比较喜欢汪曾祺后期的一些作品，主要是喜欢其介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那种写法，对世界和人物都有一种特别松弛和圆融的态度，看不到特别刻意的成分，特别羡慕这种拥有余裕的叙事语气。在看似简单的生活、人物和故事背后，又有一种生命穿透性的力量。我写过一篇小说《三友记》，不自觉地使用了这种方式，从一个跟故事并不特别关联的地方开始，就像跟随一个随机的镜头进入故事空间。小说写了三个乡村医生，这三个人物在我脑海中徘徊过很久，除了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确处于同一个空间，彼此互联外，一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安放他们。汪曾祺的《岁寒三友》给我了启示，我试着让他们处在时间链条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与时代同步起伏。在小说所呈现的个人故事和彼此联系剥离之后，还有一个命运的维度，时间会在每一人生命中都要无情地刻画自己的形状，不以任何内在和外在的意志为转移。
沈 念：《聊斋志异》。我老家有个戏台上的对联是这样的：“帝王将相戏非儿戏，妖狐鬼怪情是真情。”我一直觉得对联脱胎于作者对《聊斋志异》的阅读。少时是带着好奇心读，后来是带着写作的目的读，《聊斋志异》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和想象空间，还教会了写作者如何运用超现实的想象力、独特的文学风格与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描绘场景和推进情节，作品所蕴藏的思想内涵与人性探索也充满了奇崛性和经典性，若将其放在历史和人性变化的历程中审读，会有常读常新之感。
茱 萸：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回答。从小喝的奶，以及长这么大以来吃的饭菜里，让我谈里头哪种养分、哪类食物对我最重要，好像还真挺难说。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所谓“文学”或“文学经典”的概念，也是很晚近的事，可能影响我至深的一些经典，在如今的分类法里，未必是属于文学的……其实，说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具体某部经典，而是一种看待、阅读和理解经典的眼光或角度。这种眼光或角度的获得，细想起来，可能来自我硕士时代在美学专业上的学术训练和阅读：刘勰《文心雕龙》，瓦莱里、本雅明、罗兰·巴特、卡尔维诺、巴什拉、桑塔格、布鲁姆、朱光潜，甚至宇文所安。
付秀莹：除了刚才说到的《红楼梦》，还有《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也是写日常生活，典型的中国人的烟火人生。少年时读它，读不出其中妙处，只觉得琐碎；等人到中年再读，只觉得如逢故人，如游故地，尤其是它的语言，安静克制，淡而有味，文笔着实厉害，甚至在“红楼”之上。我独爱书中迷人的烟火气，人间的繁华热闹、孤独寂寞、世情百态，都在其中了。
艾 玛：我想，应该还是《红楼梦》吧。其实对我来说，除了《红楼梦》，应该还有《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三部作品，《金瓶梅》读得比较晚，年近三十才读到，这三部小说帮助我完成了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完整想象，从一线城市的世袭贵胄之家到基层小城镇的市井流民、百姓，以及中低层官僚系统的运作模式和政治生态，和我从史书中获得的互相佐证，甚至比史书中得来的要更加丰富、可信。比如从西汉开始的异地任官制，在这三部作品里都有生动的描写，它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实施情况，以及在防止腐败、约束地方权力方面是否有效，小说也通过非常可信的生活细节给出了鲜活的答案。
赵 松：应该说，是废名的《桥》，它让我意识到，中国的现代汉语和现代小说写作，其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然成熟了，即使是面对世界文学语境来说，仍旧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废名找到了能打通中国古典传统叙事、诗意与中国现代小说写作的方式，甚至消解了传统与现代认知里的小说与散文随笔的界限，他创造的是一种淡然自然、生趣盎然、简约微妙的小说新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开创性，至今无人可比。从中国现代小说的创造贡献度来看，除了鲁迅，就是废名。
马 兵：您能给普通读者和初习写作的爱好者一点经典阅读的建议吗？有的读者看重经典的方法论意义，有的看重经典的熏染，有的则仅仅出于“因为别人说它是经典”……
赵 松：其实，无论文学史里如何强调，也无论别人如何推荐，对经典作品的真正认识，只能是自己在缓慢的阅读中忽然发现的，这里只有弯路，而没有什么捷径。属于你的经典之作，只能是你在百转千回的阅读寻找过程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你发现它时，它是不是经典，有多少人推崇，已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就是它在那里，在你面前，在你心里，无可替代。你发现它之后，并通过对它的反复阅读重新发现了自我与世界之后，文学就不再是你之前以为的那个样子了。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并不是朝圣之旅，可以从众而行，招摇来去；相反，倒更像是在远海里深度潜水，这个过程中注定是孤独而寂静的，甚至也是危险的，而没有危险，就没有发现和创造。
沈 念：选择适合自己的经典，享受阅读过程，是读有所获的基础。初学者不必强求一开始就读那些深奥难懂的巨著，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题材入手，选择那些被广泛认可且易于理解的经典。经典往往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不要局限于一种理解或解释，可以尝试从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不同角度去解读，也可以关注作品的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艺术特色。阅读经典后的交流很重要，可以是在读书会、文学沙龙中与他人分享，也可以是写下收获心得或是尝试模仿经典作品中的写作技巧和风格。我觉得阅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要因为别人谈论某部经典就去阅读它，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来选择，也许能找到更多的乐趣和收获。
付秀莹：关于经典阅读，年轻的时候可以庞杂一些，看得进去的看不进去的，消化良好的消化不良的，都可以读一读、看一看，是审美视野和边界的拓宽和丰富。到了一定年纪，可以由杂到精，有选择有重点地阅读。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现在就只读那些对我有营养的东西，有的经典甚至反复阅读，随着年龄变化、经验积累、境遇不同，每次重读都有新的感受和收获。不要跟风阅读，不要受潮流左右（当然也有虚荣心作祟），认真阅读让自己真正受益的经典之作。外国文学经典当然是一个丰富宝藏，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从中受到滋养、启迪。这些年来，我们“向外”看的已经很多了，很多人甚至声称不看中国书，言必谈国外，言必谈世界。我倒是觉得，在我们阅读世界的同时，不妨也“向内”看一看，多读读我们自己的文学经典，多浸润我们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长河是如此浩瀚，知来路、明去路，方能致远。
南 翔：阅读跟写作一样，都得一步一个台阶来。人家读什么我就读什么，人家开一个百本必读书单，自己就照单全收，无此必要。拿起一本书，看看自己能否读下去，然后跟着领读者读，依然读不下去，就以后再说。找到自己喜爱的，能读的，能读出自己感受的书，这就是上了一个台阶。至于经典的读法也是如此。总有一本经典自己能读出味道，那就从这本开始，而非从所有的经典开始。既非必然，也非必要。
茱 萸：人和经典的相遇，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机缘。如果确实“看重”，那么他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机缘获得与经典的邂逅，觅得接近经典的法门。当然，最便捷的办法其实是，根据有经验者开具的书单来按图索骥地阅读（这件事我其实在前述回答中已经算是做过了），这也是接受好的教育的必要所在。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确实受惠于这样那样的书单，但我还记得，老师之一的张闳教授当年给我们开书单时写下的几句补充说明，抄录于此作为回答：“任何书单都是书的欠缺。好的阅读从来就是对书单的背叛，同理，对书单的迷信也就是对阅读的背叛。书单无非是书的丛林中的一些路标，提示通向某处的可能的途径。遵循这些路标，可能安全抵达某处。但对于探险家来说，他需要的是绘制自己的地图。”
李宏伟：很少有人是按照某一个书目，平均用力在其中的所有作品上，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在一堆经典作品中，一定有某个作家更吸引你，记住这个作家，多看他的作品，哪怕是他那些不那么有名，甚至根本不被纳入经典序列的。看下来之后，你就如同认识了一个人，并在这个人的优缺点上，看到自己的局部、局限与可能。另外，没有一个作家是一座孤岛，他（她）一定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这些喜欢的讯息总会以某些方式、某种途径透露出来，顺着线索跟上去，看看那些作家里是否有你喜欢的。这样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有一张自己的经典网络，构成你最基本的营养。
这并不是说，要始终保持阅读上的偏好，不去触碰那些没有感觉的，而是说在阅读与写作的最初，找到你感兴趣的“食物”，从它们那里得到足够的养分，才能支撑着你往下走。这些最初的“食物”也会构成独属于你自己的坐标，并随着你的前行而慢慢向纵深扩张，在你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时刻，将你此前未曾料想过的世界纳入其中，这可能就是你再次去面对此前放置一旁的无感经典的契机。
项 静：经常做这样的推荐工作，实际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作品，可能换一个人完全读不进去。很多作品是毫无疑问的经典，但它们不对自己产生有效的吸引和阅读动力，我认为可以放弃，去随心所欲地阅读，不必纠结于是否经典。能够对自己产生熏染，并且生出新的意义和指引，才是对自己有效的经典。专家或者他人口中的经典，不必因为无法获得同样的感受而自卑，也许还没到时间，也许就是自我的局限。保持阅读，作品会带领我们走向作品，作家也会带领我们走向其他的作家，一定会遇到经典或者有趣的作品，而那些暂时无法激活的经典，即使永远不属于自己，也不必遗憾。
艾 玛：人生苦短，要读就读经典，不要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也要正视、接纳自己的阅读偏好，不要勉强自己去阅读别人说好，而自己却无感的作品，哪怕是经典。去读自己认同、欣赏、喜欢的作品时，才能沉浸下去，才有可能被点燃、被激发。
马 兵：经典似乎免不了要面对时间的质疑，所以对于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经典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您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有可以比肩现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吗？
项 静：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写作的娴熟度上来讲，当代文学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这些远远超过现代文学的表达。但在思想高度上，可能真没有达到媲美古代文学经典《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以及现代文学中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当代文学中的确有我热爱的作家作品，这种喜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欣赏，就是同一时空中的感同身受和钦佩，通过这些作品去理解历史、时代和自我，这种亲近感和关联性是古代和现代经典无法比拟的。当代文学还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特殊的文学类型，比如我们可能无法避免提及《创业史》《三里湾》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在精英文学之外另开一路。另外，张承志《心灵史》、陈忠实《白鹿原》、韩少功《马桥词典》、史铁生《病隙随笔》、张炜《古船》等，在当代长篇小说的写作范式中堪为经典，思想性、实验性和对长篇小说的贡献，或者无法模仿，或者不断被模仿并未实现真实的超越。
沈 念：成就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所以在当代文学中挑选经典，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但不可否定，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个时代都会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和作家作品。新时期以来，我以为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以及近年王跃文的《家山》等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文学界的认可，但我们还需要给予当代文学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成长。
茱 萸：要让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能够成为比肩现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学经典的存在，我们可能需要调校理解、界定经典时的某些指标。这么说不是耍滑头，而是说，我们对经典的理解也需要不断更新与扩展，并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一种精神共振。我虽然自认为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也时常警惕自己的可能会成为保守立场表征的某些成见。当代文学，尤其是我较为熟悉的当代诗歌中，一定有足以比肩过去时代经典的作家作品，但任何经典的形成，总是需要时间，我们这些身在现场的人，未必能看到那么一天。杜甫在他的诗《偶题》的开头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大家都记得前两句，却往往忽略了后两句。杜甫还有一个体现于他的诗句的基本的文化态度或立场，值得我们记取：“不薄今人爱古人。”
李宏伟：个人认为，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是高于现代文学的。只不过因为现代文学站在起点上，确立了大多数延续至今的命题，使得当代文学仿佛笼罩在阴影之中。再加上我们习惯性地对辨认更近的事物更为吃力，因而面对“比肩”问题，难免迟疑。
当代文学有诸多重要作品可以在这个话题里来讨论，在此列举两例：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与刘慈欣的《三体》。《一句顶一万句》在现代文学的延长线上，但它以中国人为典型，对“孤独”“热切”等人类基本情感体察极深，处理极细；《三体》则另辟蹊径，其关于人与宇宙的整体性想象，其对人性悖谬的洞察，至少在中文文学里前所未有。
补充两句。前述“比肩”主要着眼小说，当代诗歌的成就较之于现代，似乎更具“压倒性”。“孰优孰劣”“谁比谁更好”永无定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与古代文学相互补充、发扬则是确定的，一如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拆开来，足以与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清代文学等古代文学“部件”相提并论。
南 翔：这种比较，再过半个世纪回头来看，或许更清晰。如果一定要回答，我认为莫言、白先勇、汪曾祺等作家作品都有经典品相。
赵 松：在巴尔扎克时代，最红的作家是乔治·桑，而不是巴尔扎克。所以现在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经典性问题，是个过早的问题，经典不是这样产生的，至少还要过个二三十年，或许才有可能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再把时间拉开一些，再过个五六十年，回头来看过去四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可能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个过渡期，与它前面的鲁迅年代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个高峰期相比，它可能相对没那么重要，更像是为了后面的新文学出现进行反复酝酿的准备期，其中当然也有优秀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但能成为经典的，可能只是极少数。就像近些年来在中国读者心中名声显赫的毛姆，他生前在英国乃至英语文学世界也是红人，一生名利双收，但当我们打开一部六百多页的《英国小说简史》时，会发现留给毛姆的只有三行字，而留给乔伊斯的则有五页。毛姆是好作家，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作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里，绝大多数作家其实是走毛姆路线的。
付秀莹：这里有一个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有一个诡异的现象就是，我们在经典评判标准上有一点厚古薄今，对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显得比较严苛，而对现代或者古代文学则相对宽容，甚至认为当代文学没有经典，这是另一种虚无主义，“当代虚无主义”。不可否认，当代文学成就斐然，很多作家作品都拥有众多读者，深受喜爱，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玫瑰门》、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古船》、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诸多作家的作品，堪称经典，这个名单应该很长，并且在持续变动中。
艾 玛：就说说长篇小说吧，能和古代长篇经典小说比肩的当代长篇，可能难觅，但可以比肩现代经典的当代文学作品，应该不能说没有。新时期以来，那么多前辈笔耕不辍，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虽说有泥沙俱下之感，但好作品难掩其光芒，相信时间会给出它的答案。
马 兵：有没有一本书或一个作家，是很多人公认的经典之作或文学巨匠，但您个人读来深感隔膜，甚至对其经典性有所疑问呢？为什么？
艾 玛：有的，比如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思辨的意味浓厚，但是作为小说来说，却又显得“单薄”了点。也没有疑问，只是不太喜欢。如果让我说出十部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肯定会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但他的《复活》，我总感觉缺少了一点真诚。考虑到托尔斯泰痛苦、纠结的晚年，能想象他写《复活》时的状态。《复活》像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牢牢抓住的，是他自己都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的东西，这令人悲伤。加拿大的两位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我也承认后者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能要大于前者，但前者是我会常常重读的作家，后者的作品，对我来说，读来缺少一点陌生感。比如《使女的故事》，指向性太明确了，可以预测的情节，就像一条太直的马路，从开始望向结局，看不到什么意外与惊喜。以上可能都是因为阅读偏好的缘故吧，就像我不喜欢《三国演义》，但不能说它写得不好一样。这些小说也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被人推崇，拥趸无数，得承认它们也是美食，只是不是我的菜而已。
南 翔：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经典作家或文学巨匠，我却没有读完过一部他的大部头。这当然不是经典的问题，而是我的浅陋。还有时间，我看看能否像喜欢肖洛霍夫一样喜欢上陀氏。
茱 萸：真要说，还是有的，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我就有些不以为然，虽然他其实引入了叔本华等当时的西洋新理论来丰富本民族固有的词学，按理说我这样的学术出身应该会喜欢，但我就是不大能亲近他的词学观念。据我所知，华东师大有位教授是力排王氏词学的，而且他比我有更加系统的论述。另外，他对《红楼梦》似乎也不以为然。篇幅所限，此处就不展开了。
沈 念：我二十来岁时的一个火热夏天，在租居屋顶楼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大汗淋漓，暑假期间读完了，却似乎全忘了。这部作品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无须赘言，我后来试图重读，但发现还是难以进入作品的世界，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象征性描写让我感到有些吃力，无法从中获得深刻的阅读体验或情感共鸣。起初读不懂所带来的不安，令人常有忧虑，但这些年的阅读也让我明白，一个人无法穷尽所有的经典，文化背景、审美偏好和阅读经验可能影响了阅读的接受，应该允许读不懂一些经典，这是人之常情。
项 静：对我来说，不是一本书和一个作家，而是有很多公认的经典和作家，阅读之后，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即便在理智上理解她或他的伟大之处，但无法成为自己的有效阅读和有效作品。如果专门说一个作家的话，我可能会选奥斯汀，从读书时代因为上专业课特别去看过《曼斯菲尔德庄园》《傲慢与偏见》，放在奥斯汀那个时代我理解她写作的价值，但自己阅读总觉得看不太进去。前几年暑假还特地重购了奥斯汀的全集，还搭配看了一些研究性的著作，从奥斯汀延伸出来好多话题，也的确非常有意思。只能说从阅读感受上，奥斯汀不是令我有获得感的作家。
赵 松：我觉得面对经典作品时，要明白一点，这个世界上的经典作品，并不能分成我喜欢的和我不喜欢的两种，也就是说，我喜欢和我不喜欢，不能成为评判经典作品的出发点和标准。不喜欢某些经典作品，却仍能明白它们何以成为经典，这才是重要的。另外，在我个人的阅读中，我觉得对经典的阅读行为里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什么，而不是质疑了什么。质疑是容易的，发现总是最难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他喜欢哪些经典，永远比他不喜欢哪些经典重要。
[原刊责编：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