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在苏区内取得胜利已无可能，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如今看，长征是人类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那是因为长征取得了胜利，如果失败了呢？我们回顾历史，长征途中是万分凶险的，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国民党军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27日，红军打响了突破这道封锁线的战役，至12月1日战斗结束，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至3万人。短短不到5天时间，牺牲了5万多人。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就知道了这场战役是湘江战役。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在脚山铺阻击敌军，打得相当吃力，局面一度到了连林彪都没了信心。
11月3日晚，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团参谋长左权联名给中央军委发出了那封“星夜兼程过河”的催促电报。
幸运的是，中央纵队12月1日中午之前渡过了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
敌军懈怠，不再玩命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进入西延山脉。“奉命”追击的各路军阀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玩命了。追击的桂军干脆追而不击。桂军7军24师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早早就跑到红军前头，占据龙胜的有利地形。
24师的参谋覃琦建议：“速占入黔通道马堤北坳，截断红军去路，一举包围聚歼。”覃琦的建议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完全正确，即使不能完全实现，也能给劫后余生的红军再次给予重创。
马堤之地是一条南北狭长的隘道，东西两侧是崇山峻岭，无路可走。红军南边有夏威的15军追击，若北路被24师截断，红军的处境会无比凶险。
然而，24师师长覃联芳却不采纳覃琦的建议，并不是覃琦的建议不准确，更不是覃联芳不懂军事。他执行的是白崇禧的作战计划。为此，他说了一段话，将各路追击杂牌军的心态直白地表露出来。
“总部(白崇禧)的作战计划是放开人违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人桂剿共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入。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于一时，他这有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考虑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鹬蚌相持，给中央本人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断不能行。”
总体来讲，桂军的追击策略就是“保存实力，不与红军主力交战”。即使红军经过他们的地盘，他们也是放开防堵正面，打开西进通道，让红军大部队通过。
同时，为了不落人口实。桂军会袭击红军尾部的小股人马，做做样子。但是，桂军对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则毫不客气。12月1日，负责追击红军的中央红军周浑元部万耀煌师从清水关进入广西。
覃联芳下令突袭，万耀煌师紧急撤退，但先头连还是被桂军缴械。后来，两部又心知肚明表演了一场“和解”的好戏。从此，万耀煌师再也不敢踏入广西一步。
桂军为了应付蒋介石，表面功夫做得十足。他们俘虏一些红军的伤员、掉队人员，花钱雇演员，拍摄成一部“七千俘虏”的影片，送给蒋介石炫耀战绩，并在全国各地大肆放映，制造舆论。
除了桂系、粤系、湘系皆是如此，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粤系陈济棠为了尽快让红军离开自己的地盘，甚至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协议。湘系何键看似卖力，兵力部署则是离湘越近，兵力越多，相反则反之。桂系则是干脆让出西进通道，明摆着让红军快快离开桂地。
更奇怪的是，中央军的薛岳奉命追击，也是“不远不近、不紧不慢”，与红军始终保持2天路程，企图让红军与各路军阀血拼，他好坐收渔翁之利。
薛岳执行的恰是蒋介石的策略：以湘、粤、桂军阀消耗红军实力，双方两败俱伤时，他则跳出来一举两得，一石二鸟。
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别人也不傻！
蒋介石命令无效，众将士不服
蒋介石对桂系“让道”的行为极为不满，大加指责。1934年12月1日，白崇禧直接回电，毫不客气地也指责蒋介石：
“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福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
白崇禧的“指责”从制度上上讲是不服从“党国”命令，似乎不对。但是，从情理和道义上来看，蒋介石“以邻为壑”的做法确实险恶，也难怪难以服众。
蒋介石拿桂军毫无办法，只是不断发电令，让桂军加快追击。白崇禧则给尾追的第七军廖磊下令：与红军主力保持两天行程。
廖磊严格遵令，待红军入贵州境内。廖磊全军则在独山停滞不前，坐镇贵阳的蒋介石发出紧急电令催促。廖磊慢吞吞地答复：“容请示白副司令后，再做定夺。”
蒋介石收到答复后，气得破口大骂，却也无可奈何，仰天叹息：“你们难道是外国的军队吗？”言外之意，他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指挥长官，已经指挥不动各路军阀了。
结语
蒋介石制定的“追剿”计划是完美精密的，但是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会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以为是的“一举除三害”之计，让“奉命”追剿的各路部队不愿意卖力，结果成了一场“送课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任何事情计划再完美，形式主义似地执行，终究会轰轰烈烈地开始，潦潦草草地结束，成为一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