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自1964年进入国防科委工作后，一直深居简出过着真正意义的平凡生活，如果不是她偶尔会出现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毛主席的长女。毛主席逝世后，李敏的生活更加低调，即使家中拮据，仍不给组织添麻烦，1996年军委决定给李敏提升至副军级待遇，这是组织出于对她作出贡献的认可，然而她却说：“父母是父母，我是我”，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时光的闸门。
李敏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与孤独，1936年李敏出生后，母亲贺子珍身体孱弱去苏联治病，李敏从小就被送到老乡家寄养，她四岁时被送往苏联才与母亲团聚。然而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容易，丝毫看不出伟人子女的优越感，相反，她不仅要适应异国他乡的环境，还要面对艰难的生活。母亲工作繁忙时她曾被送进儿童院，度过一段孤独的时光，尽管如此，她依然坚强地与母亲和哥哥们苦中作乐、相互扶持生活。
1949年，李敏与父亲毛主席团聚，第一次见面时毛主席轻轻地把她搂在怀里说：“我的娇娇长大了”，从这句话看到毛主席对李敏的关爱溢于言表，也让李敏真切感受到血脉相连的温度。可这份温暖里始终藏着遗憾，母亲始终没能与父亲重逢，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望着许久不见的毛主席掩面痛哭，李敏才在父母交错的泪光中读懂了时代的无奈。
这种夹在时代缝隙中的成长，让李敏早早学会了在光环与平凡间寻找平衡，身为毛主席长女，她更懂得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毛主席经常告诉她，要像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一样生活、工作、学习，不要搞任何特殊化，李敏深受父亲的影响，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也是如此，甚至在困难时期，与家人一起节衣缩食、共度难关。
大学毕业后，李敏进入国防科委工作，她从未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她与丈夫孔令华住在简陋的筒子楼内，每天骑车上班，下班回来买菜做饭，甚至经常挑一些便宜的菜作为日常饭食。他们夫妻二人过着与普通家庭并无两样的生活，即使在生活拮据时，李敏仍通过自身能力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她的艰苦奋斗作风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人民领袖的女儿。
毛主席知道李敏日子过得艰难，在给李讷八千元生活费时，也同样给李敏八千元，只是李敏知道这是父亲辛苦获得的稿费，她把存款单锁进铁盒，仍然每天清晨五点到早市挑选最便宜的青菜。有次女儿孔东梅翻出李敏的旧衣，发现领口补丁摞着补丁，心疼得直掉眼泪，李敏却抚着女儿的手说：“你外公当年在延安，一件棉衣穿七年，补32个补丁，咱们现在有白面馒头吃，比长征路上幸福多了。”
1976年毛主席逝世，李敏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之后她与丈夫孔令华一起承担照顾母亲贺子珍的责任，尽管生活艰难，但她依然坚守着父亲的教诲，过着普通人的生活。1996年，当中央军委得知李敏的生活困境后，决定给予她副军级待遇，然而李敏却说：“父母是父母，我是我，我不能因为他们享受特权，我没有为国家做什么贡献。”
其实这不止是组织上帮助李敏提高生活质量，更是对她工作能力的认可，她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国防科委的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光与热，她能同时承担工作与家庭的重力，单是这份无怨无悔的付出就值得副军级待遇。但李敏仍然认为组织对她的关照过于厚重，她把第一个月工资分成两份，一份添置社区阅览室书架，另一份托人捐给井冈山希望小学。
李敏的言行深深影响着子女，女儿孔东梅在她的影响下，把红色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还热衷于公益事业，她创建的东润公益基金会，帮助无数困难家庭渡过难关，也让很多山区的孩子看到了未来生活的美好与希望。在孔东梅身上能够看到她所履行的那份“历史责任”，而责任的背后是母亲李敏对她的言传身教。
如今李敏已经89岁高龄，她用一生诠释出红色家风的传承，她所说的“父母是父母，我是我”，是面对特权与光环时的坦然。在时代的洪流中，她始终保持着普通人的姿态，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她在红色光环下坚守本真的身影，终将成为永恒的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