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影响着学术界和思想界。时至今日，这部经典在日本仍被广泛研究，吸引着一代代学者深入探讨。而随着新时代的变化发展，对于《论语》等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也发生着改变。作为日本汉学家代表之一，早稻田大学常务副校长、文学学术院教授渡边义浩近年在日本出版了《论语新解：孔子语录是如何形成的》（以下简称《论语新解》），他在书中对《论语》的成书过程提出了独特见解，即《论语》并不是孔子“宝贵”之言的汇集，所谓的孔子语录，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思想家们有意识地再创作。日前，该书已被引进至国内出版。
图片说明2：渡边义浩新书《论语新解：孔子语录是如何形成的》
图片说明1：渡边义浩
渡边义浩在书中提出，对《论语》的注释主要分为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代表的“新注”和从秦汉到隋唐时期形成的“古注”两大体系。而《论语新解》一书则“新”在对“古注”发展的探究。渡边义浩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唯有理解《论语》成书过程中社会环境及思想背景的影响并加以剥离，我们才可能更加接近孔子的真正思想。”
揭示更早期的《论语》面貌
环球时报：您创作《论语新解》的初衷是什么？在研究《论语》的过程中，是否有某些问题特别吸引您去探索？
渡边义浩：《论语》是有史以来在东亚传阅最广泛的经典之一，据说专业研究并撰写的注释达3000多种。然而，通读《论语》后，不难发现其中内容存在大量的不统一之处，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本出自同一人之手的著作。正因如此，人们才倾向于认为其内容源自孔子的言论，或者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纂，并试图以统一的方式加以解读，这才催生出众多不同的注释。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应该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其他诸子学派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论语》的成书过程？如今，新的出土资料不断被发现，这让我更想探究《论语》最终形成现有版本的历程。
此外，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阅读《论语》时，人们普遍以朱熹的新注为圭臬，但也存在对这一现象感到不满的声音。如果能够理解在怎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早期的古注得以诞生，并厘清其特征，我们或许可以更接近《论语》的原貌。因此，我撰写了《论语新解》，希望借此揭示更早期的《论语》面貌。
环球时报：《论语》的“新注”与“古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作为拥有现代视角的读者，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新注”与“古注”之间的关系？
渡边义浩：新注与古注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基于朱子学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对《论语》进行系统性解读。朱熹的学问极为精深，他试图在自己的学术体系中，为《论语》五百余章的内容重新定位，尽管这些章句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思想背景各异。在朱熹的注释下，《论语》似乎仅仅传达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而这种统一性的解读，正是朱熹追求的结果。对于朱子学的信奉者而言，完全接受这样的解读并无障碍，而在朱子学被奉为官方学问的明清帝国或日本江户幕府时代，更是如此。然而，即使在明清和江户时代，朱子学仍然面临不少争议，一些人认为朱熹的解读方式无法真正贴近孔子的思想。
相较而言，古注并不像新注那样具有体系性，甚至部分解读并不完全通顺，其中所呈现的孔子形象也并非统一。这或许表明，《论语》在复杂的成书过程中，汇集了众多人的著述。可以说，古注使我们得以阅读更为质朴的《论语》。当然，古注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及思想背景的影响。因此，唯有理解这些影响并加以剥离，我们才可能更加接近孔子的真正思想。
日本中学教材选录《论语》篇章
环球时报：日本的儒学者和汉学家在解读《论语》时，与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渡边义浩：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在解读《论语》时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在日本，儒教更多地被视为一门学问。《论语》的研究也主要从学术角度出发，而非全盘接受，这一传统已延续到今天的日本学术界。
环球时报：《论语》的思想对日本年轻一代是否仍然具有吸引力？您希望通过《论语新解》传达给日本年轻读者怎样的价值观念？
渡边义浩：由于《论语》具有启蒙性质，因此日本也有一些专门教授小学生《论语》的场所。此外，日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也会选录《论语》篇章，因此许多日本人都熟悉《论语》中的经典名句。然而，年轻人将其作为人生信条的却并不多。反而是在经历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后，许多人重新阅读《论语》，更能为其中深邃的思想所触动。
《论语新解》较为学术化，内容较难，因此并非旨在向年轻读者普及《论语》思想，而是希望帮助日本读者理解《论语》这部古典著作在中国的历史变迁及其解读方式的演变。
儒学的普遍性价值值得向世界传播
环球时报：如何用儒学思想解读当下多种价值观多元发展的国际社会？
渡边义浩：欧美国家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等价值观，主要适用于欧美国家之间，但在曾被其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双重标准早已广为人知，因此这些价值观的接受度相对较低。而儒家思想从未成为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其普遍性价值仍然可以向世界传播。在这一点上，我尤其关注中国“新儒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环球时报：未来，儒家经典是否还会出现新的解读方向？
渡边义浩：至今，已有超过3000种不同的《论语》注释，它们各自反映了不同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未来，儒家经典必然还会诞生新的解读方式，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新的解读，那么儒家思想也难以成为新的世界规范之一。此外，若要真正让中国古典思想具备普遍性，将其翻译为英文也是必要的一步。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开始推进，我也在一直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