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也成为了重中之重。
这与打仗显然是不同的，其中的难度亦是可想而知，更遑论当时还伴随着新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国内运动的此起彼伏等状况。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中，各地在成绩的取得之外可谓是乱象丛生。
“水稻（小麦）亩产过万斤，更甚者还有广西亩产十几万近的”，“牲畜一头千斤重”这种违背科学的夸大数据宣传屡屡见诸报端。河南作为沃野千里的中原腹地，自然也是“重灾区”。
此情此景在后人看来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对于当时的环境而言每个人都身处其中难以自持。其中少有的敢站出来说话者，即便是身居高位的说话者也大都遭到了批斗，这也包括了周小舟，时任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开始后，对工农业科学有一定了解的周小舟（毕竟他乃是大学生）是持保留态度的。
一如当时为了赶超英美的口号，全国兴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但是绝大多数炼钢采用的却不是高炉炼钢法，而是土法炼钢法。
对于盛行的土法炼钢，他也本着共产党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态度，邀请了大学同学担任涟钢总工程师的吴鉴光来查验。
得到的结果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为了炼钢家中锅都被投入高炉之中），土法炼钢质量差、损耗高，于是他立刻同省委副书记周惠见面研究相关问题，决定在湖南省停止土法炼钢。如实之下湖南的一部分土高炉还没有点火就立刻下马了，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对于人民公社化后的食堂问题，周小舟也是极为关注，认识到了其中产生的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等行为。
为此周小舟提出了3条解决办法，第一条是群众愿意，办得好的，就继续办下去，但是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分成小食堂。第二条是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要尊重群众的意愿。第三条是一般地区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不能盲目的一刀切定标准。
至于“高产卫星田”问题，实质上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了，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例子钱学森先生都被迫“论证过亩产过万的合理性”）。是以相较与前面的两个问题，这无疑是存在政治风险的。
不过周小舟还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这也导致了1958年11月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湖南因为实报农业产量而成为全国倒数第一的情况。可笑的是湖北、广东、河南这些高报的反倒在次年就找上了湖南要支援。
而毛主席本人也在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对坚持看法的周小舟进行了批评。
1959年6月，毛泽东视察湖南，时任省委副书记周惠不免与毛主席谈起了当下的形势。
尽管得到了毛主席觉得形势不错的答复，可周惠还是本着谨慎负责的太多表示：“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前途还是光明的。”毛主席最后也同意了周惠的看法，而他说的这话也定调了庐山会议。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开始后，周小舟、周惠受邀去庐山开会。
此行周小舟无疑是意见很大的，作为老师的时任湖南省工业厅副厅长的杨第甫建议他多总结教训，尽量少提意见，并表示至少现在不适合提意见。
可是周小舟却表示如有失误，就应该纠正。其实彭老总又何尝不是这种想法，而比彭老总更直白的是周小舟在面对毛主席甚至表示“高指标、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而后彭老总上了“万言书”被批斗，不得不多次道歉。周小舟也被毛主席要求批斗彭德怀，但被周小舟拒绝，毛主席劝他“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并说只要他写一个检讨，可他却直言：“主席，我不能这样做，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最终周小舟也离开了领导岗位，到了1966年他遇到了大麻烦，选择了服药结束生命，1979年才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