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人
她第一次来咨询我的时候，还是2020年，因为家里宅基地被占的事情。正值疫情期间，她戴着口罩，我对她的长相没有太多印象。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信息是：她是一个养女，只有一个养父，养父还是聋哑人。
这种情况，就会非常同情这个女孩，觉得她很不容易。咨询结束后，她问，多少钱咨询费？我一看，行吧，都不容易，就说，没事没事，走就行了。就这样让她走了。
其实最初咨询的时候我们加了微信，她的微信名叫“宝贝回家”。我当时还没有什么概念，以为就是因为寻找小孩，所以用了这么个比较可爱的名字，或者是她参加了一个什么公益组织。确实没有更多联想。
大概一年后，2021年5月15日，我刷抖音时看到一个女孩发布了一个认亲视频，特别火爆，就怀疑，这个女孩有点像我的当事人。后来又刷朋友圈看到她发了那个视频，就在微信里问她，这个认亲的是你吗？她说是。
就这样，我帮杨妞花代理被拐案的故事开启了。
在正式代理前，前期咨询的战线其实拉得很长。出于职业敏感，我当时对她说，后期如果你有法律问题，可以咨询我。之后，她就开始陆陆续续咨询。这期间经历了很多波折，涉及很多问题。比如，这个案子有没有过诉讼追诉期。这其实是所有被拐儿童案的共性问题。
关于被拐儿童案的法律条款在1997年修订过一次。
1997年之后发生的事反而好说。1997年刑法修订施行后，针对的是事，只要报过案，无论这个人是谁，只要不超过追诉期，就可以抓捕。
我们国家的司法理念是，从旧兼从轻。1997年之前的事，采用的是1979年刑法，主要针对的是人，比如你要确定是谁，就通缉他（她）。但是大部分被拐者都不知道人贩子是谁，如果中间没有一直去追，或者追了，却根本没有证据，那追诉就很难。
追诉时效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只拐卖一个人，正常情况下追诉期就是15年。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最高追诉期是20年，超过20年，有必要追诉的，要报最高检核准。但是拐卖儿童案里，一般情况下你不知道他（她）拐卖了多少人，究竟满不满足最高20年，甚至更久追诉期的条件。
所以，我们在余华英案遇到的问题是，事情发生在1997年之前，可能已经过了追诉期，怎么办呢？
我当时告诉杨妞花，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余华英再次犯罪了，被立过案，追诉期就能接上。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中间人，爆料了一个关键信息——余华英在2004年被判过刑，当时河北的警方也配合抓过她。这个信息被调出来后，基本可以锁定目标了。后来，监狱将余华英的照片调出来，杨妞花马上指认，就是这个人。
2022年6月30日，余华英被抓到了。
怎么判刑呢
余华英被抓后，我一直关注案件怎样进展，直到这个案件真正送到法院。2023年4月，我正式进入案件。
委托这个案件，整体上都是没有收费的。当时能想到这个案件会有这么大影响力吗？其实当时想的只是，这是一个群体事件，肯定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是没有想到，随着案件发展，所有媒体报道，全国都在关注，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
我从业以来一直专注刑事案件，很多年前也曾接触过一个拐卖儿童案。一个人偷了同事的小孩，卖了。我当时仅仅将它当作一个偶发性犯罪。余华英案之后，我才真正关注到寻亲这个群体。
在正式为杨妞花代理之前，我要额外补充相关知识。原来受理的案件大多都是现时的，比如打架、故意伤害，都是最近发生的，可以适用最新的法律。但拐卖儿童案大部分发生在20年前，可能要查当时的法律。比如拐卖1个、3个、10个……根据数量和情节不同，当时的法律界定也不同。
一直以来，拐卖儿童案件的一个难点都是——怎么定罪，定什么样的罪？
对被拐家庭来讲，判他（她）死刑不为过，千刀万剐不为过。因为拐孩子和其他犯罪是不一样的。你偷了人家一万块钱，可能人家只是紧张一下就过去了，后续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但你偷人家一个孩子，真的是偷走了人家整个家庭的后半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这怎么判刑呢？
杨妞花这个案子代理过程的最大难点也是，余华英到底拐卖了多少人？有没有对被拐儿童进行虐待、殴打，有没有造成伤害？这就决定了，最终余华英走向什么样的结局。
之前也有过很多这样的案件，可能人贩子拐卖了很多儿童，最终没有被判很高的刑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拐卖儿童案件，如果判了死刑，更多的原因是直接造成了被拐儿童伤害，比如造成死亡、被拐家庭重伤，等等。
在没有证据证明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仅仅以被拐数量之多去判处死刑的——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应该是很少很少，杨妞花案件几乎可以说是首例。
很多案件当事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受到了这么多伤害，人贩子反而逍遥法外？我们代理过很多大案，不是为了蹭热度。热点案件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给大家普法，了解我们的法律是什么样子的，向大众树立一种正确的司法理念：一定要尊重法律。同时，这些案例还可以起到警示作用，让悲剧不再发生。
普法，对大众进行正确的引导，这是一个律师应当做的事情。
圆满与不圆满
整体来看，这个案件是非常圆满的，但对杨妞花来说，打拐寻亲的这个事情是不圆满的。
她千辛万苦找回家，面对的是两座孤坟。可以说，比起其他人，她的结局更悲惨，更缺憾。但她依然在逆境中这么阳光励志。
目前被拐的17名“儿童”，都与家人相认了。但是真正回归的其实没有几个。杨妞花是个案，虽然她的亲生父母不在了，她也要经常回邯郸的家，但是她和姐姐通过这三年的相处，重拾了姐妹间的感情。
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其他的寻亲家庭，亲情并没有真正重建起来。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有的家长见孩子一面都很难，只是偶尔打个电话。甚至有的孩子连声妈妈都没有叫过。这个情况让我们很痛心。他们找了这么多年，找到孩子后，本来期待的是全家团圆，没想到，情感的建立很难很难。庆幸的是，他们至少找到了。有时候我劝这些家长，至少你找到孩子了，不用继续奔波了，至于孩子能不能真正回归，一切交给时间就行了。
只能交给时间。也许有的孩子自己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会更加理解当年父母找他（她）的那种艰辛，那时回归的可能性可能大一些。
另一方面，我其实非常理解这些孩子。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没有做错。
从小经历了被拐，有人知道，但也许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亲生父母不要你了，他们没有勇气去找家；有人可能从婴幼儿时期就被拐，根本不知道。
现在，亲生父母突然出现，他们很矛盾的。如果养父母对他们不好，我觉得他们回归的欲望更大一些，但如果养父母对他们很好，他们很纠结。如果和亲生父母相认了，会不会伤害自己的养父母？
甚至有人不愿寻亲，是在考虑，如果寻亲成功，自己的养父母会不会被判刑？因为现在社会在讨论买卖同罪，他们有很多的顾虑。另外，他们还要面对一种不确定性，如果找到了，发现自己真的是被遗弃的，可能心里接受不了这种现实。也可能在意外界的眼光，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拐儿童，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
还有一些经济顾虑，各种综合因素，导致被拐孩子的境地很尴尬。很多孩子会说，等养父母不在了，再去寻亲。其实我想说的是，等你的养父母不在了，你的亲生父母也可能不在了。
寻亲里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家长，他们找孩子，另一个是孩子，他们找家。寻亲本身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如果孩子不是送养的，家长找孩子很难，但如果孩子也在找家，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现在大数据、DNA数据库，加上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便利性，可能很快就能比对上。比如杨妞花2021年5月初发的寻亲视频，三五天就找到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在支持、宣传打拐，就是想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鼓励这些对自己身世有怀疑的孩子，能像杨妞花一样站出来，能够坚韧地指控人贩子，去找家。这很难很难。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关注杨妞花？我想，大家就是想看到，像杨妞花这样一个人，在悲惨逆境中能主动参与到案件中去，能够坚强、坚韧地去追击人贩子，能成功找回家，又能和姐姐重建亲情，在这个过程中，还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样其他寻亲的孩子会看到，寻亲成功不会对自己有任何负面影响，可能还会给自己带来更好的东西，比如通过自己的知名度提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是一种正能量的东西。
心存善念
我是1983年出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时候开始想干律师的。小时候，同学喜欢夸我，说我特别能说会道，应该干律师。那时候开始对律师有了一些认知，看到电视上的律师侃侃而谈，感觉挺好的，是有光环的人。
可能就是在那时，心里就种下了种子。上大学时，我读了法律，就决定干律师。
2007年12月，我开始实习，2009年执业，如今，进入律师行业已经18个年头了。真正成为律师后，你会发现，能说会道不一定能做好律师，真的要做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一开始没有案源，不知道怎么生存，过程是很艰难的。但我始终相信，要不忘初心。我们做律师到底是为了什么？
做刑事辩护，真的是看尽了人生百态。有些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或者近亲犯罪……无论什么样的人，身陷囹圄的时候，在里面表现出的人情、大起大落，都会对自己的心理有一个冲击。时间越久，自己变得越强大，越明白，我办的不是案件，真的是别人的人生。
人家找我肯定是基于信任，我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维护人家的合法权益。当然，律师有时候又非常无奈，掌控不了结果，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撼动每个结果，朝一个好的结果去努力。
比如，我觉得杨妞花很不容易，就想为她求一个尽可能好的结果，但这个结果能否如愿呢？余华英第一次判死刑的时候，我们都没想到。第二天就要宣判了，我非常纠结，一夜没睡觉，真的睡不着。因为不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的结果，也不敢跟杨妞花说，跟她说的是，明天肯定会好的。
有时候，你慢慢会相信一句话：心存善念，天必佑之。
杨妞花第一次咨询我时，我出于善念，觉得她非常不容易，就帮助了她，没有收费。后来她寻亲成功，我又进入她的案件，又没有收费。这个案件我算了一下，一共出差7趟，投入的时间有30天以上。
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到案件能有多大影响力，但是无意中，这个案件让大家再一次认识了我，收到了这么多好评，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我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外界的光环。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这个东西带来的成就感，远比一个案件挣到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可能更大。
我觉得，可能心存善念带来的看不见的东西也是一种回报吧。
我自己也想过，自己在这个案件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我想，可能我是杨妞花在那个阶段的引路人。帮她梳理案件，告诉她怎样维权，提出这个案件一定要提级审理（如果不是提级审理，余华英不会被判处死刑）。最后，这个案件从杨妞花本人的个体案件，变成了一个社会案件，我觉得，我在里面可能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案件落幕了。实际上，打拐之路并没有停止。我对杨妞花也说过，我现在不是你的贵人了，而是朋友了。
我们曾一起走向巅峰，但她还有她的路要走，她已经不是原来的杨妞花了。在下一个阶段，她要飞得更高、更远，要遇见的是下一个贵人，帮助她更强大，这样，她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也有我的路要走。通过热点案件，可能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案源了，也可能仍会遇到一些弱势群体。当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依然会在援助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