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疆域非常广阔，其鼎盛时期的版图达到约1237万平方公里，远超汉、宋等朝代。然而，这一庞大疆域在极盛后迅速缩水，至唐玄宗时期已不足90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唐王朝无法维持庞大的疆域呢。
首选从军事制度来看，唐朝初年依靠府兵制实现军事扩张。府兵制以“兵民一体”为核心，士兵自备武器粮草，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既节省军费又保持战斗力。然而，随着疆域扩张至西域、辽东等边远地区，长期驻防导致士兵服役周期延长，土地荒芜、家庭破产，府兵制难以为继。
公元676年大非川之败后，唐朝被迫转向募兵制，士兵职业化虽提升了战斗力，但也带来两大隐患：
1.财政压力剧增：募兵制依赖中央财政供养，而唐朝的“以战养战”策略在边疆稳定后难以为继，导致军费成为沉重负担。
2.军队地方化：节度使逐渐掌握辖区内的军事、财政与人事权，形成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成为独立王国。
为应对边疆战争，唐朝赋予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权力。这一制度虽在短期内强化了边防，却使将领权力膨胀。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叛乱平定后，唐廷为安抚降将，被迫承认田承嗣等人在河北的割据地位，藩镇问题自此成为顽疾。
唐朝边疆治理的困难
唐朝时期的辽东半岛，唐朝通过联合新罗灭高句丽（668年）获得辽东，但其统治始终不稳，高丽遗民与靺鞨人频繁反抗，而新罗趁机吞并百济，迫使唐朝陷入两线作战。
契丹与渤海国的崛起：武则天时期的“营州之乱”（696年）导致契丹倒向后突厥，靺鞨人建立渤海国（698年）。唐玄宗为缓解压力，册封渤海郡王，并将安东都护府内迁至河北，实质放弃辽东。
渤海国
唐朝西域的收缩与吐蕃的威胁
唐朝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但670年吐蕃联合西突厥攻陷龟兹，迫使唐军回撤。尽管后来收复部分失地，但怛罗斯之战（751年）的失败加速了西域控制力的衰退。唐朝长期忽视吐蕃的威胁，将其视为次要敌人，导致后者在青海、吐谷浑地区扩张，成为心腹大患。
吐蕃
唐朝战略重心的失误，重东北、轻西南。
唐朝将主要精力投入对高句丽和西突厥的战争，却低估了吐蕃的威胁。吐蕃已形成成熟的政权体系，而唐朝仍以对付部落联盟的方式应对，导致青海地区失守，西南防线崩溃。
唐朝的内耗
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关陇集团与新兴势力矛盾激化。名将裴行俭因反对武则天被贬西域，王方翼因与王皇后同族遭猜忌，导致边疆人才断层。安史之乱后，唐廷对武将的猜忌更甚，九节度使围攻相州时因缺乏统一指挥而惨败，进一步削弱中央权威。
唐朝经济崩溃，均田制是府兵制的基础，但唐朝疆域扩张导致土地分配不均，农民破产逃亡，府兵制随之瓦解。募兵制虽缓解兵源问题，却加剧财政赤字，形成“养兵—加税—民变”的恶性循环。
唐朝在辽东、西域的统治依赖军事据点，未能建立有效的经济整合。例如，安东都护府迁至辽阳后，辽东逐渐被渤海国蚕食，而唐朝因运输成本高昂无力反制。
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的衰败，安史之乱（755-763年）虽被平定，但唐朝为笼络降将，承认河朔三镇的半独立地位。藩镇“自补官吏，不输王赋”，士兵为利益而战，形成“利在此而此为主”的逐利逻辑。
安史之乱后，神策军等中央军战斗力衰退，平叛依赖藩镇军队。黄巢起义（878-884年）中，镇压主力已是朱温、李克用等藩镇势力，唐朝中央彻底被架空。
唐朝的疆域崩溃，是“扩张—治理—失控”这一循环的必然结果。其军事制度无法适应长期边疆战争，战略选择只能依靠当朝者的战略思想，李世民实行的是传统的草原均势，打击草原最强的一方，来实现草原势力的均等，但后世的皇帝无力打击草原势力，北方的突厥相继富国，北方成为唐朝巨大的威胁，更在此时高原气候发生了变化，青藏高原温度比现在高四到五度，气候温暖湿润，再加上西南南诏的崛起，而东北的高句丽和百济相继复国，契丹时叛时降，最终在唐朝崩溃后，建立辽朝，成为中原王朝大患，唐朝一直处于多线作战的境地，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庞大帝国。即便强如开元盛世，也无法支撑军事支出，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