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凉了，姐给母亲买了一件深红色的棉袄。母亲试穿了一下，衣服很合身，她很满意，也很高兴。但她脱下后就放进了衣柜，只是过年那几天才拿出来穿穿。
记得，有次我和母亲上街转商场，母亲看见一件红色棉袄眼睛一亮，柔和的目光就落在衣服上。我从母亲细微的表情变化猜到，母亲一定喜欢那件棉袄。我问母亲，是不是喜欢那件衣服，便决定给母亲买下来。母亲却说，自己有好几件棉袄，不需要。我说，先试一试吧。母亲先让我问老板价格，一听价格，死活不试，转身要走。我好说歹说，好不容易看上一件，先试试看效果。她嘴上说，太贵了，花这冤枉钱干什么。但经不住我的一再劝说，加上老板的盛情接待，她最终还是试穿了新衣，换上后，她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用手小心地抚摸来抚摸去，藏不住的喜悦在母亲嘴角慢慢流出。
衣服买回之后，母亲依旧也只是出门或过年那几天才穿。
我问母亲，怎么不穿新买的棉袄。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当年嫁过来时，家里特别穷，过年能给你们小孩子穿上新衣服就很不容易了，哪里还轮得到大人换新衣。所以我年年只穿一件棉袄。现在日子好了，我的老习惯却难改了……”
至今我仍然记得，儿时过年，最期盼的不是压岁钱，也不是过年才有的丰盛美食，而是过年的新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的新衣其实就是母亲手工纺织的粗布做的。而母亲过年时，却总是穿一件红色绸缎棉袄。
母亲人好强。她总说衣服可以不光鲜，吃食可以将就，但一定要干净、整洁，走出去穿得破破烂烂、脏脏兮兮，总是会被别人瞧不起的。所以，小时候的我衣服虽是用粗布做到，但还算合身又得体。
那时候做一件棉袄可不容易，首先要把采摘的棉花用轧花机轧一遍，把棉籽去掉，轧好的棉花还要送到弹花房里弹一遍，使棉花变得蓬松柔软。接下来要把织的布按尺寸裁剪，缝上边，絮上弹好的棉花，一针一线缝制，然后再缝上领子、扣子，一件棉袄才算做好。
母亲由于不会裁剪，缝纫机在当时更是个稀罕物。每到过年，母亲就拿着经过浆洗、染着黑、蓝颜色的粗布，走西家跑东家，央求会裁剪衣服的邻居、亲戚帮忙。别人家也很忙，母亲人很勤快，眼里有活，她就会帮他们干活。比如拆洗被子、扫舍，而帮他们纳鞋底，是母亲经常做、最擅长的。母亲说，自己虽不会裁剪衣服，但纳鞋底手快。母亲干活从不惜力，常常晚上加班加点纳鞋底，有时，一晚上可以纳一双鞋底，邻居家自然也很乐意帮忙。
孩子们的衣服有了着落，母亲却舍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记忆中，每年过年前几天，母亲都会挑一个晴朗的天气，把她那件视为珍宝的红色绣花绸缎面棉袄拿出来翻晒一番。有一次，我看见姐姐用手在棉袄上摸。姐姐说，棉袄好光滑好柔软，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而我的印象中，阳光下的红棉袄非常漂亮、耀眼，好似一团升腾的火焰。
多年后，母亲的新衣，总是这件红棉袄，时间久了，色泽淡了，后来慢慢掉色、没有光泽、补丁满满，红色已被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补丁盖住，绣花已经被岁月磨光，绸缎早已失去了光鲜。我问她为什么年年都给我们和父亲做一件新衣，自己却不做？她说：“我的棉袄虽然旧了，它还是很暖和的。”
母亲和父亲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口粮不够吃，更不用说穿衣了。母亲出身还算金贵，外爷家土改前是中农，那时，吃穿不用愁。外家由于成分不好，给母亲就找了出身贫农的父亲做女婿。但令母亲想不到的是，父亲家里实在太穷了，家大人多，年年粮食不够吃，有时，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而那件红色棉袄就是母亲的陪嫁，母亲一脸恬淡地说，这是母亲第一次和给我讲那件衣服的由来。
结婚不久，母亲为了吃饱饭，跟随生产队社员外出劳动，在离家10多里外的赵老峪十二盘修筑公路。这样，母亲即可以挣到公分，又能吃饱饭，有时还有白面馍吃。母亲当时和小姑结伴而去。路远，晚上回不了家。她们就住在老乡的窑洞里，地上铺着厚厚的蒿草。那时年轻，不知道冷，晚上窑洞里一波一波的吵闹声时不时被窑洞外一声声急促的北风怒吼声淹没。公路一修就是一个多月，当时在冬季，天寒地冻的，她只有一件棉袄，心里再舍不得也要穿。那件红棉袄，很红、很鲜艳。听说，母亲的穿着在工地上很亮眼，走到哪，好似一团燃烧地火，温暖了一大片。很多修路的女同志根本没有见过这种布料。那是舅舅特意在耀州给母亲买的布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
如今，每年过年我也会给自己的孩子准备新衣。每每这时，我就会想起母亲穿的那件红色绸缎棉袄，虽然现在它早已找不到了，我相信，它依然在母亲心里。因为，那是母亲的青春年华，是母亲的流金岁月，它依旧那么艳，那么暖，那么美。
作者简介：邢根有，富平人。渭南市作协会员，富平县作协会员，作品先后在《自学考试报》《农民报》《文化艺术报》《陕西农民报》《甘肃农民报》《陕西工人报》《长春日报》《渭南日报》《石川河》《洽川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