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电才

近日,京东、美团相继宣布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引发行业震动:自3月1日起,京东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美团则预计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



图源:京东黑板报

这一举措不仅撕开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口子,更将公众目光引向与之相似的快递行业——同为数百万级从业群体的快递小哥,为何仍在社保“真空”中挣扎?当外卖平台以“破冰者”姿态迈出第一步,快递行业能否借势打破劳动关系与保障的僵局?

01 社保分化图谱:直营“正规军”与加盟“游击队”

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这一数字相当于每一秒钟有超过5400件快递在国内流动,每天有逾4亿件快递在神州大地上流动。

以快递、外卖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出现,让很多人获得了更为灵活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让劳动关系模糊。传统社保要求的“单位+雇员”模式,在这些灵活就业人员面前显得僵化且难以适配。

当前,市面上主流的快递企业可大致分为直营和加盟两种模式。

在直营模式下,总部对全链条(转运中心、网点、人员)拥有绝对控制权,可统一执行服务标准。例如某东物流的“送、装、拆、收”一体化服务,就是有赖直营体系实现的;某丰则通过自有飞机、车辆和直营网点,即便是疫情期间也能保证时效性和安全性。

直营企业会与快递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社保成本由总部承担。比如某东物流自2016年起就为快递员全员缴纳五险一金,并提供商业保险、通讯补贴等30余项福利,2024年一线员工的上半年薪酬福利支出达299亿元;某丰的正式员工也按照规定缴纳社保,但其“五险一金”缴纳情况因各地区政策影响略有差异。



图源:某东物流

而加盟模式(如通达系、某兔)以轻资产快速扩张见长,快递企业通过“总部-加盟商-劳动者”分工,将末端网点成本转嫁给加盟商,以迅速抢占市场份额。例如通达系的单票收入仅2.2~2.3元,以规模效应摊薄成本,成为拼多多等平台的主力承运商;某兔则凭借加盟模式在3年内覆盖全国,迅速打入快递市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经营模式的不同,使得直营制企业和加盟制企业在服务对象、客单价、用户体验上都有明显差异。

比如,直营制的快递企业多提供服务要求比较高的时效件和商务件,注重客户体验,自然客单价相对更高。以某丰为例,2025年1月,其平均单价达到15.61元/单;某东快递平均单价因服务类型和运输距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平均单价也达到了约15元左右。

而加盟制企业则以低价电商件为主,单价普遍较低。上面说过通达系的单票收入仅2.2~2.3元,这使得加盟网点的单票收入仅在0.3~0.5元之间。当加盟商的生存压力传导至更下游,便是一线快递员的劳动者权益缺失。

在加盟模式下,总部与加盟商“责任切割”,加盟商需承担用工成本,快递员多与加盟商签订劳务合同或未签合同。并且,由于末端网点盈利依赖低价竞争,利润微薄无力承担社保成本,再加上松散的劳务关系,大部分加盟网点都未给快递员缴纳五险一金。

而在快递市场,加盟制企业占据着70%的份额,数百万快递员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02 快递为何难“保”:多重因素下的制度性症结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快递行业社保实缴率仅为28.7%。现如今,为外卖小哥缴纳社保在2025年被提上日程,让不少人觉得快递行业也将迎来社保“春天”。

但在《节点财经》看来,相比于外卖行业,快递行业的用工复杂性、政策性支持、经济成本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同。这使得为快递小哥缴纳社保并非一个新话题,但这些年推动得并不顺畅。

首先,在用工逻辑上,外卖行业的骑手分为专送(直接签约平台)与众包(灵活接单),平台通过“稳定兼职”可定义责任边界(如美团“全年接单260天以上”视为稳定骑手)。

而快递行业的快递员与总部无直接关联,加盟商则常通过“承包协议”、“劳务合同”等方式规避劳动关系,导致快递员难以证明与总部或加盟商存在劳动关系,进而无法主张社保权益。

其次,在政策方面,据《节点财经》了解,尽管政府呼吁“全员社保”,但法规对灵活就业的界定相对滞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虽明确了用人单位和个人的缴费义务,但对加盟制用工模式下的责任归属问题缺乏针对性条款,导致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模糊地带。

并且,目前外卖试点已获政府补贴(如职业伤害险),而快递行业则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尽管人社部2021年发布的56号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分法”的概念,首次区分了新业态劳动用工的三种类型。但“三分法”也并未完全覆盖快递场景。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邮政局已表示2025年将在部分城市开展快递行业劳动合同制度试点,推动快递企业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国家邮政局2025年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图源:中国交通广播微博

此外,前面也提到过,给快递员交社保是笔大开支。外卖平台的背后企业能以高毛利业务反哺配送,例如美团财报显示,2019~2022年,美团的到店酒旅业务营业利润率高达37.84%、38.58%、43.38%、45.8%,可以贴补一直在亏钱的配送服务。

而快递行业的利润率本就不高。直营制企业尚且可以算大账,不需要每个网点都盈利,只需在一个完整的服务闭环内整体盈利即可。但加盟制企业是独立核算的,这就导致网点端对于缴纳社保这件事并非不愿,实属不能。每增加一笔社保支出,都可能触动网点的生死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京东物流是行业唯一一家坚持与所有一线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五险一金”的民营物流企业。哪怕是后来收购的德邦物流,京东也从2023年1月1日起,为这十几万德邦兄弟缴齐了五险一金。

在《节点财经》看来,这不仅是基于京东物流较高的单价、物流开放以及京东电商巨大的基本盘,还和企业掌舵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息息相关。要知道,很多快递同行哪怕同为直营模式,也都还没有能力或魄力去“牺牲”企业的利润率,为大量一线员工缴足“五险一金”。

总之,从“用工逻辑”到“政策盲区”,再到“资本博弈”,快递行业社保难是制度性症结,需要政府、企业和用工模式的多方位推进才能解决。

03 社保只是起点:“向善内卷”才能迎接更好未来

当下,快递行业早已度过了野蛮生长期,但野蛮生长发展的惯性仍在,相当一部分快递企业仍高度依赖价格战和规模效应获取市场份额。这使得价格内卷、人员流动性大、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因此,《节点财经》认为,解决快递员社保难题,既是保障新就业形态下更多劳动者的权益,也有助于人员稳定与服务提升,进而重构行业价值。

说实话,没有一位快递员不想在一家企业干到退休、拿到养老金,也没有一位顾客不希望能与身边的快递员形成长久稳定的信任关系。

在京东物流退休的快递员郭宏坤,十几年服务同一区域,街坊们对他的称呼从“小郭”到“郭师傅”再到“郭大爷”。在长久的接触与交往中,客户对其高度信赖,甚至将家中钥匙交予其代收包裹。郭宏坤也曾在八旬老人深夜突发疾病时上门帮忙,并时时提醒徒弟们各种服务规范,比如上门送货时“不能太急,要敲一下停两三秒”。



京东物流退休快递员郭宏坤图源:南方都市报

如今即便已经退休,每月能领到三四千元的退休金,但郭宏坤还是住在快递站附近,每当同事有事请假就会跑去帮忙。“京东没有亏待我,我也对客户尽心尽责”,他曾在采访中如是说道。

据了解,京东物流已有超5.5万名五年以上司龄的老员工,其中一线员工占比约80%,员工的五年留存率达到68%,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有超过1200名一线员工从京东物流光荣退休,他们中不仅有快递员,更涵盖了分拣员、运输司机、防损员等多个一线岗位。

“我对兄弟们好,兄弟们才能把生活过好,也才能把客户服务好。”

正如刘强东所言,在全员社保后,2019年京东物流的投诉率下降了30%,人均配送效率则提升了15%;2024年,京东物流入选Brand Finance 2024全球十大最强物流品牌榜单,位列第二名。这证明了员工的权益保障并非成本负担,而是能转化为企业提升生产力、用户体验以及品牌价值的源动力。



图源:京东物流黑板报

当然,除了企业要积极为员工谋保障、增福利,快递行业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寻求政策支持与模式创新。

比如,为减轻加盟网点的社保成本压力,可参考外卖行业的职业伤害险试点模式,快递员社保可由三方共担机制,即总部承担50%、加盟商承担30%、个人承担20%。这种三方共担机制通过责任切割与分摊,可缓解加盟商和快递员的社保压力,同时强化总部的监管责任。

再比如,设立按单量阶梯缴费的“轻量级”社保。如单量在1000单/月以下,按每单0.1元缴纳(保障基本权益);1000-3000单/月,按每单0.15元缴纳(体现多劳多保);3000单以上/月,按每单0.2元缴纳(强化高负荷劳动者保障)。尽量将社保从“身份绑定”转向“劳动事实绑定”,以求在保障灵活就业者权益与企业生存能力之间找到平衡点。

与此同时,在外卖领域,美团通过建立骑手社区、取消超时扣款、上线防疲劳机制等举措,终结“以罚代管”,快递行业亦可借鉴这种“正向激励”机制,进而让企业从“低价竞争”转向“服务竞争”。

总之,在《节点财经》看来,这是一场关乎尊严与效率的行业革命。当京东成为激活外卖市场的“鲶鱼”,以“社保破局”掀起“权益觉醒”,快递行业或可借势将劳动关系从“推诿困局”推向“人性化治理”。

而这场变革不仅是劳动者的胜利,更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有系紧社保这条“安全带”,快递小哥们方能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而非“系统里的数字幽灵”。

*题图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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