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后，长期排挤、孤立陈毅，欲树立自己的个人威望，此举让陈毅感到苦恼，忍不住向毛主席“诉苦”。
毛主席得知，苦心劝慰陈毅，当时主席说了什么？饶漱石为何针对陈毅呢？
1942年，抗日战争的战局进入僵持阶段，新四军作为党领导下的抗日中坚力量，在敌后战场英勇奋战，作用显著。这一年，新四军的领导核心迁移至淮安盱眙的黄花塘，这里成为指挥作战的新据点。
为强化党组织力量，提升部队战斗力，新四军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启动整风学习运动，这场凝聚共识、净化风气的活动，也让黄花塘事件的序幕就此拉开。
事件的导火索，源于新四军代理政委饶漱石与军长陈毅之间错综复杂的工作分歧与个人情感纠葛。1942年5月，基于工作需要，饶漱石被派遣至淮南地区，负责二师工作的审查与指导。在此期间，陈毅临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及政治委员职务，他兢兢业业，获得干部们的广泛赞誉。
饶漱石归来后，面对这样的反差，心中难免生出被取代的忧虑，加之个人权力欲望的驱使及对陈毅的微妙敌意，开始利用整风学习的契机，悄然布局。
1943年深秋，饶漱石于安徽盱眙的黄花塘，主持一场整风学习会议，会上直接点名陈毅，首当其冲地指责其反对毛主席的立场。
这一指控，源自陈毅早年在红四军七大时的决策，曾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一职。不明所以的干部们闻讯，纷纷站队饶漱石，除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保持清醒外，大多加入对陈毅的批判行列。
饶漱石随后向毛主席、少奇同志发送一封长达千五百字的电报，详细列举陈毅的“十大罪状”，包括持续反对毛主席、抵制政委制度、破坏党内团结以及个人主义倾向等，恳请派遣德才兼备的领导前来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批判的新四军干部中，不乏与陈毅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曾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历经三年游击战的洗礼，与陈毅关系深厚。在整风审干的大环境下，这些干部也不得不顺应潮流，使得陈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为平息这场风波，毛主席安排陈毅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意在让双方暂时分开，以便冷静思考。
初到延安的陈毅，满心委屈地向毛主席倾诉与饶漱石的矛盾，主席却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将话题引向陈毅的抗战经验分享，避而不谈具体的人事纷争，让陈毅在讲述中逐渐找回自信。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思，陈毅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不足，主动向华中局发出电报，坦诚地反思自己在某些认知和处理事务上的不足。
陈毅意识到，自己过去过于沉溺于个人情感与细节之中，对人对事缺乏足够的严谨与客观，这种态度无疑对双方的合作造成不利影响。
陈毅的这一转变，让毛主席深感欣慰，高度评价陈毅的勇于自我反省精神，明确指出，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的分歧，并非关乎根本路线的原则性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饶漱石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依然坚持要对陈毅进行批判，面对饶漱石的坚持，陈毅感到愤怒。
毛主席再次向陈毅传授宝贵的智慧：“凡事要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自己所不能。要着眼大局，只要不妨碍大原则，多多原谅别人。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此后，陈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将满腹委屈深藏心底，转而全身心投入到延安的整风学习中。
直至1954年，随着历史的尘埃落定，“黄花塘事件”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饶漱石在反思中坦承，当年对陈毅的指控纯属捏造，煽动不明真相的干部对陈毅进行批判，借此机会排挤他，这一迟来的真相，为陈毅洗清多年的冤屈。
此次事件，要吸取相应教训，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及纪律性培养，以防此类纷争重现，影响党的团结与战斗力。
参考资料《毛泽东谈领导干部如何做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