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的方汉奇至今每天都在记日记。但他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只记事，不评议。
他曾跟弟子开玩笑说，他的人生与其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不如说是一场又一场的侥幸，如今比乾隆干得还长，算是“超期服役”了。
方汉奇的博士生、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尹韵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方汉奇从事的新闻史研究并不是热门学科，学生中把新闻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的更是不多，但方汉奇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他得以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就了自己独到的学术影响力。
多年治新闻史，使得方汉奇的视角总是带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事新闻事业也要有立场和观点，少数人先知先觉，多数人后知后觉，极少数人不知不觉。他99岁了，经历过北洋军阀时期，从国民党专制时期过来，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最后亲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很多认识都是逐步形成的。研究新闻史的意义就是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不再做蠢事。
“随巧拙，任浮沉”
方汉奇读中学时的梦想是能像邹韬奋、范长江、萧乾等名记者一样，“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填写大学志愿时，他全报了新闻系。1946年，他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担任研究馆员，负责《申报》史整理工作。
方汉奇的父亲方少云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方汉奇一家有的去了中国港台地区，有的在美国定居。方汉奇中学时按学校要求加入过“三青团”，虽然从没参加过该组织的活动，但这段经历加上家庭背景，让他无缘记者工作。他就专心研究《申报》，读完已出版的78年的全部27000余份《申报》，三年摘录了两万多张卡片。
1951年，方汉奇受邀去圣约翰大学兼职讲授新闻史专题，受到上海《解放日报》编委罗列的赏识。1953年，罗列出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兼新闻教研室主任，就把方汉奇调去教新闻史。
此时，新闻史没有一本通用教材，方汉奇只能边备课边讲。在北大工作的五年，他翻阅了大量旧报刊，看了2000多本书。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退休教授曹璐在1955年考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二年开始上方汉奇的新闻史课。曹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方汉奇上课往往只拿几张卡片，把新闻事件、人物和时代背景讲得生动翔实，深入浅出。方汉奇记忆力超群，曹璐至今记得他大段背诵《警世钟》《猛回头》等名篇。
1958年5月，方汉奇带着曹璐等几名学生到《保定日报》实习。他们去报社排字车间学排版，方汉奇学得最好最快，排版速度连年轻人都比不过。几个月后，实习结束，他们返回北京后才得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已于9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很快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方汉奇成了一位“老运动员”，去食堂打饭常常排在队伍最后面。他曾被关“牛棚”三年，笑称人大附近所有屋顶都上过，所有下水道都钻过，每一个厕所坑都清理过，被“改造”得身强体健。
尹韵公曾问过方汉奇，如何与伤害过他的人相处。方汉奇笑笑，只说了一句“唾面自干”。
“文革”时期新闻史人物只能研究毛泽东和鲁迅，前者研究的人太多了，而研究鲁迅办报活动的人还没有，方汉奇就选择了研究鲁迅。那时开会不断，他总是坐在角落里，偷偷做卡片。他说：“几十年来，能研究时我就研究，不能研究时我就不研究。”其实，他并未停止过研究，只是不“明目张胆”地研究。他有个信念，坚持做学问，总有一天用得着。
《方汉奇传》作者、南京财经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刘泱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方汉奇在任何时候都积极乐观。换言之，他能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对待各种逆境，如辛弃疾的《鹧鸪天·不寐》中所写：“随巧拙，任浮沉。”
2023年9月，方汉奇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图/中新
新闻学的第一张地图
低谷期的坚持积累，让方汉奇在改革开放后得以抓住机会，脱颖而出。
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他为这部书已积累近30年，做了2.5万张卡片，写了57万字。
新闻学家戈公振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新闻业通史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被视为继《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业界称方汉奇和戈公振是中国新闻史领域“两座高峰”，方汉奇说：“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他说这部书受时代局限有很多不够妥当之处，但再版时他也不计划修订，因为任何作品都是历史产物，留给后人研究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曾说，方汉奇所做的工作，对于新中国的新闻学来说，就如同是第一张地图。“没有地图，你怎么知道哪里有重要的城市、重要的矿产、重要的人？”
197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新闻系随之恢复。那一年，尹韵公考入人大新闻系。他回忆，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新闻系（专业）只有人大、复旦、暨南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四家，以人大和复旦的新闻系影响力最强。那时课堂气氛很活跃，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最后一排都是外校老师，他们来人大进修取经，再回去创办新闻院系，人大很多老师也被其他院校邀请去做指导。
1979年成为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批研究生的郭镇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为了解决专业课程不足的问题，将人大教新闻史的方汉奇、傅显明、张隆栋等教师“一锅端”地请来上课。大家很佩服这些老先生的学问，方汉奇一头银发，矫健敏捷。
方汉奇讲课像单口相声，趣味横生。他的公开大课上，学生多到挤坐在窗台上。
他讲邵飘萍采访“府院之争”，提到调停人、副总统冯国璋时说“这位冯国璋正是当今笑星冯巩的祖爷爷”，教室齐声“哦——”。他讲到梁启超时说：“那时有位叫蒋百里的，写了一部5万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纵笔所至，略不检束’，洋洋亦达5万字。蒋百里很为难，只得劝梁启超另出一本书，这便是较有分量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的序便由蒋百里作了。”教室里笑声不止。他又说：“蒋百里后来因故自杀，未遂住院，竟因祸得福，与护理他的日本护士恋爱了，他们以后生有一女，正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大家又是恍然大悟。
新闻史课堂很受欢迎，但新闻史研究事业仍是冷门。1982年，尹韵公这一届要做毕业论文，班上同学都想成为记者或报告文学作家，所以都选了新闻理论或采访写作，没有人选方汉奇的新闻史。那时尹韵公因发表过一些颇有影响的史学文章已崭露头角，新闻系系主任秦珪动员他：“方老师那么大学问，没人选他的研究方向说不过去。”尹韵公就成了唯一一位选报方汉奇为指导老师的毕业生。
1984年1月，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甘惜分与复旦新闻系的王中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尹韵公说，第一届博导含金量很高，要求也高，两年内招不到博士就会被取消博导资格。第一年甘惜分招到童兵一人，方汉奇没有招到。
第二年，尹韵公即将硕士毕业，方汉奇三次到学生宿舍动员他报考自己的博士生。最终，方汉奇招到了三位博士生，其中就包括尹韵公和郭镇之。
本来方汉奇希望郭镇之的博士论文写中国女性新闻史，因为她读研究生期间研究过秋瑾和《中国女报》，又是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但郭镇之提出写中国电视史，那时电视刚刚兴起，她认为研究前景更广阔。方汉奇很支持，从那时起，本来没时间看电视的方汉奇开始看电视了。郭镇之曾想要用“中国电视三十年”作为论文题目，方汉奇认为不够大气，改为“中国电视史稿”。
20世纪80年代，关于新闻“有学”“无学”的论争遍布学界业界。尹韵公解释，之所以有这一争论，是因为新闻理论紧贴新闻实践前沿，但跟得太紧就会有不确定因素，成果淘汰得快，做研究有不确定感。而新闻史学则向历史靠拢，研究对象比较稳定，成果也较稳定可靠，容易得到公认。
尹韵公说，新闻史专业的开疆拓土始于方汉奇。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方汉奇陆续组织编写了《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和《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2版）等多部教材，填补了国内空白。
1989年，方汉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这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国家一级学会。方汉奇任首任会长，几任继任会长赵玉明、程曼丽、陈昌凤、王润泽都是他的学生。1997年，经方汉奇等人推动，新闻传播学被评定为一级学科。1999年，方汉奇等老一辈新闻史专家从1986年起组织50位学者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出齐。
方汉奇不仅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首届召集人，还长期担任吴玉章奖金新闻学评议组召集人。刘泱育说，他这三个身份影响的不仅仅是新闻史学界，还影响着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界。
进入21世纪，包括北大和清华在内的一批高校陆续成立了新闻院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教授陈昌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和方汉奇的影响力密不可分。
1998年是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也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80周年，方汉奇发表文章，赞誉北大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他还以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身份，联合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纪念座谈会，邀请北大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何芳川出席。何芳川做了题为“重整旗鼓，再创辉煌”的发言，他引用方汉奇文章中的话，说北大这个新闻教育的摇篮摇着摇着把孩子给摇没了，在新闻教育方面，“北大将登高一呼”。
当月，北大就启动了筹建工作，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师陈昌凤也参与其中。方汉奇提供了很多建议和帮助，还写了纸条或手信，让陈昌凤带上去多方联系。2001年5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恢复成立。陈昌凤在建院时担任副院长，负责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
新闻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报考方汉奇博士生的人也越来越多，招生早已不成为问题。他培养了大批新闻史学博士和博士后，这些人又招收和培养了自己的新闻史学博士。
2004年，方汉奇办理退休手续，随即被学校返聘。2023年11月，他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周航屹通过论文答辩，顺利毕业。97岁的他正式结束新闻教育生涯，至此他已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
“该吃吃，该喝喝，不知老之已至”
方汉奇的家在人大校内的宜园，步行到新闻学院只要三分钟。卸下博导身份后，他说自己没有任务也没有压力了，每天就是看书看报。
他书房的书架三面环墙，一直到天花板。他的大部分藏书已送给人大新闻学院，但他的书架仍然摆得很满。他做的10万余张学术卡片，一些被毁掉了，余下几万张交由人大新闻学院史论部收藏。他多年来的集报成果，现存于人大新闻学院资料室。
方汉奇总是保持着新闻人的敏锐和好奇。早在1998年左右，他就买了一台386型号电脑，成了国内最早一批网民。他用一只手指学会了五笔打字，自嘲这是“一指禅”。他感慨，胡适当年研究《水经注》找材料花了20多年，在网络时代用电脑检索一个星期就能搞定。
2010年11月29日，方汉奇开通微博，粉丝最高时有170多万。他是活跃用户，发了一条“想去西藏，怕高原反应”，几分钟后又发了一条“想去阿拉斯加，怕那里太冷”，引发网友纷纷效仿“想……怕……”体。2013年11月1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他发了一条微博：“三中全会开过，果然有了很多新的政策和举措。中国这条船不仅船体大，船上的人也多。掉头转向都不能太猛。哪怕碎步前进，也是好的。只要坚持改革，中国的前景就看好。”
2014年，方汉奇学会了用微信，之后便转战微信阵地，不再发微博，发博总数停留在317条。
陈昌凤说，方汉奇看起来很淡泊，不太表达感情，但实际上很细腻。20世纪90年代初，方汉奇第一次去台湾，从父母的坟上捧回一把土，装在小磁碟里，放在窗台上。土里萌生出小芽，长出野草，开出淡蓝色小花。
2015年，相伴60多年的夫人黄晓芙在医院病危，陈昌凤去向方汉奇通报情况，方汉奇泪流满面。他们很恩爱，方汉奇出门会给黄晓芙买她爱吃的冰激凌，生日时送她玫瑰花，动手给她改装不太舒适的轮椅，去医院探视会亲一下她的额头。黄晓芙辞世后，方汉奇独自生活，学生们常去看他，在人民大学工作的王润泽等弟子总伴他身边。
这一年，方汉奇的老同事甘惜分百岁了。两人相差10岁，相知相识61年，风雨与共。方汉奇去探望他，笑着说：“他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的一代宗师，但愿马克思别惦记着他，让他继续健康快乐地享受生活。”
首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终身成就奖提名方汉奇时，他以不够资格推辞，推荐了甘惜分和宁树藩。他说自己就是个教书的，在新闻学、新闻教育等领域做了一点事情，岁数比较大，培养了一批学生，如此而已。
陈昌凤近年在做人工智能和媒介伦理的相关研究，方汉奇很感兴趣。他很着迷开车时自由的感觉，但他的年纪已不允许考驾照。他希望能等到汽车智能化的那一天，他就可以开车了。
他的腿脚已不似从前敏捷，但还是很想出门，有时会对陈昌凤说：“你什么时候再去西藏？把老头儿我也捎上吧！”去年他琢磨会了打车软件，成功打了一次车出门，学生们听说后都吓坏了，“这么大年纪乱跑可不得了”，很快就不由分说把他的软件卸载了。
方汉奇至今每天在电脑上用word文档记日记，文件夹里分门别类收存着很多资料。他将截至2021年的180余万字日记独家授权给刘泱育，供他撰写《方汉奇年谱长编》。日记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残存的“文革”日记，约5万字，记录了他被关“牛棚”半年多的见闻；第二类是“断片日记”，约4万字，记录了他2002年后去广州、海南、伦敦、芝加哥的行程；第三类是“连年日记”，约173万字，从2010年初至2021年末，平均每天约400字，记下了他83岁到95岁的日常。
方汉奇身边的人都认为，有事做、不计较、宠辱不惊，是他长寿的重要原因。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原院长吴廷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方汉奇曾自我评价说，自己“只是心态较好，不嘀咕，该吃吃，该喝喝，不知老之已至而已”。
2017年，方汉奇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把100万元奖金悉数捐给了中国新闻史学会。转账当天，银行工作人员疑心他遭到诈骗，差点报了警。最终，这笔奖金用于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方汉奇基金”，以推动新闻学、新闻史研究和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但对于新闻教育，方汉奇不希望摊子铺得太大，他说：“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一味追求数量会导致就业困难。”他想送给未来的新闻研究者一句话：“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掌握充分的第一手材料，作出合乎事实和历史的判断，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方汉奇最大的遗憾是没当成记者，他说如果来生有机会，就在年轻时先当记者，再做编辑，最后研究新闻历史和理论。他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本文参考了《方汉奇文集》；刘泱育《方汉奇传》《学人与学科：以方汉奇影响力为中心》；陈昌凤《亦师亦友 笔走千秋》）
发于2025.3.3总第117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99岁方汉奇：不知老之已至
记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编辑：黄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