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在同侄子、侄女们的交谈中曾吐露过这样一件心事表达她心中的委屈：
你们身为周恩来的亲人，这一辈子没有沾过什么光，做事做人反而还处处受限，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委屈？
可是你们知道我作了名夫之妻，不仅不能主动在政府部门寻求职位，甚至，在旁人推荐我任职的时候，他（指周恩来）也会毫不留情的拒绝他人，不允许我在政府部门任职。
图一
周总理不同意邓颖超任副委员长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新的人民政府。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与许多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都打过交道，对其中的许多人都比较相熟。同时，他在革命队伍中也颇有威信，所以新中国首次组建政府的大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也就是说，新中国政府选择谁担任什么职位，都需要通过周恩来进行提名，然后经过书记处会议通过就能向社会宣布了。
图二
在选人任职的时候，周恩来总是将问题尽可能地考虑得更加全面一些，反复进行优劣比较后才敢定下最终名单。凡是周恩来提名的同志，他都会将该同志的履历做一个完整的整理，并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他提名的理由。
在考虑任命时，周恩来从不避讳那个人的“出身”。比如，提议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冯玉祥的夫人，周恩来提议她为卫生部长。他对有才能的人量才使用，让他们各尽其能。因此，周总理的提名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大家也忍不住感慨周总理的缜密与公正。
但当第一届政府的名单已经确定完毕后，周恩来得“不公”才被一些同志指出来。
图三
张治中是周恩来盛情留下的“和平将军”，他在看完名单之后，忍不住向周恩来提出意见，“周公啊，不管你说什么也应该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这样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啊。”周恩来听完后只是开玩笑地回：“先生，这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您就不要操心啦。”
然而，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比较好的江鲜云同志也替邓颖超感到不服气。邓颖超无论是从入团入党的时间来说，还是从资历、声望和个人工作能力来说，她当选一个部长都不为过。但在周恩来提名的新政府人员名单上却没有邓颖超的名字。
图四
于是江鲜云直接找到周恩来说：“总理啊，现在是新中国了，我们党讲究的始终是男女平等。邓颖超同志虽然是女性，但是她的能力就摆在那里，您说什么也该给她安排一个职位吧。”
周恩来看江鲜云态度十分认真，于是也严肃地回答她：“鲜云啊，你说的这些是事实，也很有道理。但是你要知道，我和邓颖超是夫妻，倘若我安排她去了哪一个部当部长，那么她所在部门发出的文件、指示别人就会觉得是我这个总理的指示。”
图五
说完这句话，总理顿了顿继续说到，“这样，我和邓颖超的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就会纠缠在一起，这十分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初，虽然有不少人希望周恩来能给邓颖超一个职位，但都被周恩来拒绝了。
197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会议上，有人提议邓颖超任副委员长的职位时，不仅被政治局一致通过。还被毛主席亲自做出批示：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图六
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连同其他人事安排都被周恩来带回了北京，但他仅仅将其他人的人事安排进行照办传达，对于毛主席写下的关于邓颖超的任命书，周恩来偷偷地将它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没有公布。
周总理说过，只要他当总理一天，就不会让邓颖超到政府任职。所以，直到 1976 年底，华国锋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邓颖超同志才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
图七
有不少人曾替邓颖超打抱不平，就连邓颖超自己在得知周恩来曾经扣下她的任命书时，也觉得有些委屈。但邓颖超知道，周恩来一向是一个将党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个准则。
周恩来不让邓颖超在政府部门任职，首先，就避免了别人曲解他们的可能。就像周总理说的，万一邓颖超在政府部门任职，其所在部门出了文件之后必然会导致有人将之曲解为是周恩来的意思，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图八
其次，在周总理晚年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作繁重且负责，有些人还抨击他。如果邓颖超和他一起在政府部门任职，那么邓颖超势必要受到牵连。
因而，于公于私，周总理都不愿让邓颖超在他还是总理的时候在政府部门任职。谁又能说周恩来的“强硬”不是在关心邓颖超呢？
弥留之际诉衷肠
周恩来对于党要求的事情总是会认真践行，凡是有保密纪律的工作，他从来不与无关人员透露半分，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枕边人。
图九
据邓颖超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镇压革命，迫害革命党人。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南昌组织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周总理接到任务之后，每天照常工作，回到家中后与邓颖超正常交流，但对南昌的任务只字未提。
直到出发前，他才收拾了东西告知邓颖超：“我今天晚上要动身去九江”，然后就离开了。邓颖超不知道他去哪里做什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没有说，她也就没有问。
图十
邓颖超说，那个时候的战争很艰难，任何消息的透露都可能对战局造成不一样的影响，所以周总理不敢说。可是在那个年代，每次离别都可能是死别，但他们却不敢说不舍，不敢说留恋，不能好好告别，一次次只能无声地握紧对方的手告别。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和邓颖超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但他们之间一直对保密纪律保有敬意，所以从来不会过问彼此的工作。
1964 年，在研制原子弹期间，为了避免消息泄露，周总理反复强调，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他规定有关试验的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即便是家属和亲友也不能告知。
图十一
在动员大会上，他还特意指出：“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不会对她说。”周总理再三强调并以身作则，使得原子弹爆炸前一点消息都没泄露。甚至，当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很多研制人员的亲属都不知道他们参与了研制。
在“氢弹”研制出后，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氢弹爆炸试验的相关工作后，风向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为了保证试爆效果，周总理与研究人员一起持续工作了将近20个小时。邓颖超很担心他的身体，于是向值班人员询问是什么情况。
图十二
得知是风向不对后，她便宽慰周总理“听说风向不对，但你也不要太着急，风向肯定有对的时候嘛。”听到邓颖超的话，周总理立刻严肃地问，“你听谁说的风向不对？”邓颖超只好如实回答了他。
然后周恩来特意找到了那个值班人员，教育她“虽然我和邓颖超是夫妻，但是她的工作和我们没有关联，所以我们工作上的事情是不能向邓颖超同志透露的。这是纪律问题，是要严格执行的。”那个值班人员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以后再也不敢将工作透露给别人了。
图十三
其实，周恩来并不是不愿意同邓颖超分享，而是在国家那样的情况下，他必须成为一个“冷血”的领导者，以身作则把保密工作做好，严守党的机密，才能给国家争取更多的可能。
长久以来，周恩来无论在工作中遭受了多大的委屈，他都选择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在他工作很艰难的那段时间里，他对邓颖超也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
周总理身患癌症后，他们两个人终于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相处。在周总理的病情有一次恶化后，他强撑着身体对邓大姐说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对你说。”邓颖超回答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图十四
说这话时他们都十分清楚，已经到了他们最后诀别的时候了。那个残酷无情的事实就要到来了。但他们还是把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许多话，埋藏在了各自的心里。
周恩来与邓颖超于1925年结婚，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他们一起革命，一起奋斗，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他们的爱一向没有过多言语，他们的爱始终因为人民而克制。
图十五
爱你顺从你 但我依然是我自己
邓颖超在评价他与周恩来的关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所以，当周总理不允许她在政府中任职的时候，她答应了；当周总理请求她将自己的工资自降一级的时候，她问都没问就答应了。
但是，她并没有因为成为周总理的爱人而失去自己独立的品格。
邓颖超生于1904年2月，广西南宁人，她从小立志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在她的日记本上写着“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座右铭。
图十六
邓颖超是位性格刚毅、追求真理的女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15岁的邓颖超便勇敢地成为了一名斗士，加入到了战斗之中。在新青年新思想的引领下，邓颖超认识到女性必须要保持自己人格上的独立。
所以在结婚之后，朋友们笑称她是“周夫人”的时候，她立刻对朋友们发出声明：我有名字，我叫邓颖超。她从不将自己看做是周总理的附属品，始终将自己的人格放在第一位。认识邓颖超的人，在评价她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头脑清醒，思想独立”。
图十七
虽然邓颖超因为周总理的禁止，没能成为新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但是她一直是全国妇联的副主席。她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解放妇女的运动中，在《婚姻法》制定的过程中，她主张“离婚自由”。正是她的这个主张，解救了多少苦难中的妇女。
但就是这样一个新女性，她从不过问周总理为什么如此决定，她相信周恩来的每个决定必定是为了他人谋幸福。所以她愿意受委屈，愿意听从他的意见他的决定。
她说，“我们全党都要听中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他说得对，我们就要听他的。”所以她从来没有真正怪过周恩来“委屈”她，从她选择成为周恩来的革命伙伴开始，她也早就做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准备。
图十八
他们夫妻二人始终将党和国家、人民放在第一位，他们约定，死后也要再为人民服务一次。
后记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早就约定，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周恩来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无论生前还是生后，总理的心始终都牵挂着人民。
图十九
邓颖超在1982年6月17日写下的遗嘱上交代：遗体火化，骨灰不保留。
她最终还是想要化成风，与他相拥。
谨以此文铭记周总理与其妻子邓颖超，这盛世，如您们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