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军先遣队通过彝族聚居区后,星夜奔驰,往大渡河方向急行军。

刘伯承骑在他那匹白马上,一边往前走,一边思考问题。他心情沉重,神思恍然,灵魂出窍,口中不时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毫无疑问,大渡河是横亘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又一道难关。早在5月中旬中央红军赶往大渡河之前,蒋介石就察觉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调动十余万中央军和五万余川军,在大渡河沿线组成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

他致电各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蒋介石还特别调动刘文辉防守大渡河:“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薛岳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跟追于后,望兄督励所部,严密防守,务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


大渡河

为防止刘文辉敷衍了事,蒋介石派遣康泽的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由大队长马维骥率领到了雅安,并以一部进驻汉源,对刘文辉部队进行监视。

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刘文辉将他手下所有能调动的力量都部署在大渡河防线上。

为了对红军的心理上施加压力,蒋介石还用飞机向红军投下传单,叫嚣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刘伯承看到了这些传单,也清楚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往事。如今,红军的处境与石达开颇有相似之处:大家都是前有重兵把守的大渡河,后有重兵步步紧逼。如果要避免历史的轮回,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在敌人追兵尚未赶到之前,迅速渡过河去。

那么,能不能像渡过乌江那样,在大渡河上面临时搭建几座桥梁呢?

答案是:不能。在中央红军预备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大渡河的河面有300多米宽,水深30多米,水流湍急,惊涛骇浪,河里到处都是漩涡,架桥难度远远超过了乌江。红军只能通过船渡的方式渡过大渡河。这一点,刘文辉自然也想到了,早就提前把安顺场一带的所有船只都收走了。所以,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到渡船。

难怪刘伯承会为这个问题焦头烂额,茶饭不思,甚至睡觉时说梦话都翻来覆去念叨着“找船”的事情。

5月24日晚8时左右,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司令部翻过此行的最后一道山梁,来到大渡河边。

山梁下面,是先遣队首先要占领的安顺场。安顺场是一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场镇,位于大渡河东岸,这里驻扎着刘文辉的两个连。在大渡河西岸,驻扎着刘文辉一个团。


安顺场

按照此前制定的计划,主攻安顺场的部队是红一团第一营。刘伯承和聂荣臻通过警卫员找来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了解敌情。孙继先跑步过来后,正要开口,聂荣臻问他:“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这个人吗?”

孙继先是山东省曹县人,小时候家里贫穷,没有读过什么书,当红军后在刘伯承担任校长的红军学校里读了半年书,能够认识一些汉字,但肯定不知道石达开这样的历史人物。

聂荣臻告诉他:“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曾经带着数万人的部队来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也就是我们今天站的这个地方。可是,石达开没有渡过去,在清兵的追击下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他们还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做第二个石达开。”

听了这番话,孙继先明白了聂荣臻的用意,当即豪迈地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渡过大渡河!”

刘伯承点点头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这就看你们的了。”

随后,刘伯承下了作战任务,由红一团第一营担任攻打安顺场的主攻部队。孙继先领受任务后,回到营部,找来各连干部,传达了刘伯承、聂荣臻交代的任务,并进行了战斗分工:由第一连在正面进行强攻,第二连和营部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进攻并负责找船,第三连从西南冲进攻。

当晚10时,第一营向安顺场发起进攻。安顺场上的敌人毫无戒备。此前,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领红五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红军将由此过河去攻打成都的消息,敌人以为红军可能走通往富林的大道,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安顺场。因此安顺场上的敌人唱戏的唱戏,拉琴的拉琴,一幅歌舞升平景象。当红军冲进来时,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反抗,就放下武器投降了

第一营占领了安顺场的同时,还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战利品:一条渡船。这是敌人驻守安顺场的一个营长赖执中留下来准备逃命用的,结果被红军缴获了。

第二天早晨,红军找来了船工帅仕高,请他驾船送红军过河。帅仕高毫不犹豫地立即答应,并找来了当地船工郑有伦、减仕华、汪有伦协助自己开船。可是,在选择突击队员时,第一营的战士们却吵闹不休,都想当突击队员。聂荣臻只好发话由孙继先来选择突击队员人选。

孙继先通过点名的方式,直接从第二连里先点了16个人,他们分别是:连长熊尚林,排长曾会明,班长刘长发、郭世苍,副班长张克表、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由连长熊尚林任突击队长。

可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兵通信员陈万清哭叫着一定要加入突击队伍,孙继先无奈地看着杨得志。杨得志一挥手:“让他去吧!”

于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从16人变成了17人。

5月25日上午9时,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一声令下,司号员吹响嘹亮的冲锋号。

6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向对岸开火,进行火力压制。17名配带驳壳枪、冲锋枪、马刀和数颗手榴弹的突击队员乘坐上渡船,解开系在岸边的船缆后,渡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

对岸的敌人开枪阻击渡船前进,机枪子弹将渡船四周的河水打得“哧”“哧”响。南岸的人都提心吊胆,刘伯承和聂荣臻也从指挥部出来,到前沿阵地观察情况。

帅仕高等船工以其高超的技术,驾驶渡船迅速越过波涛汹涌的江心,向对岸靠拢。就在快要靠岸时,渡船撞在一块大礁石上,溅起巨大的水浪。帅仕高赶紧吩咐其余几名船工跳下河里。他们用脊背顶住了船帮,合力支撑着渡船离开危险区,继续朝对岸冲去。

在大家焦急的眼光中,渡船终于在对岸码头靠岸了。熊尚林率领突击队员下船,迅速投入战斗。然而,敌人碉堡的机枪火力太猛,将突击队员压制在滩头阵地上,难以前进。

刘伯承看到这种情况,连忙命炮工营营长赵章成开炮,敲掉敌人的碉堡。赵章成是河南洛阳人,26岁参加红军。他见情况非常紧急,操着迫击炮,打出仅有的3发炮弹。结果3发炮弹都不偏不倚地击中敌人碉堡,打掉了敌人的火力点。突击队抓紧时机,以雷霆之势冲上去,攻占了东岸渡口。


强渡大渡河

就在突击队攻占北岸渡口的同时,帅仕高等船工将渡船开回来,将后续部队送到东岸。随后,这艘能容纳40多人的渡船不分昼夜,来回不停地渡,将红一团全部渡过河,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完全控制了北岸渡口。至此,红军将安顺场两岸的渡口都成功控制在自己手里。

随后,红军主力部队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从石达开全军覆没,到红军绝地逢生——相隔72年,同一条大渡河,截然不同的结局。毛主席感慨地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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