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北大学者的书房：什么书、怎么摆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讲习教授吴志攀，办公室曾在二层，里面层层叠叠堆满了书，以至于当时管后勤的副校长多次来查看，说是怕他把楼压塌了。

这个风格的书房，大概是有传承的。吴志攀的导师芮沐先生，住过蔚秀园，书房面积很小，除了书，只有一桌一椅。学生去找他，师母就搬出一把折叠椅，支起来让学生坐。政治学家赵宝煦也是吴志攀的老师，晚年搬到蓝旗营的大房子，有不小的书房，可里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着之外，其他座椅上也堆着书，客人来了，得搬开这些书，才有地方坐……

“我的老师们就这样，所以我也这样，而且比老师们还不讲究，这可不能都怪我。”吴志攀为自己辩解。在他作序的《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以及续作《第一等好事：北大学者书房》中，共收录了31位当代北大学者的书房。

书房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习惯、格局等，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书籍、怎么安放这些书籍，都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很多信息。

王诗宬和他的书柜。

书的计量单位普遍是“墙”

推开戴锦华书房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书墙，书架上摆放着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各种书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笑着说：“我的书房是一个‘混沌’。”

经历过书籍匮乏的时代，戴锦华曾经“逢书必买”。所有空间都被书侵占了，她几乎无法从中找到想要查阅的书籍，着急用的时候只能再买一本，原来那本早已“云深不知处”。

范晔家中无处不是书房。

戴锦华在“电影与现实”课程直播中曾说，自己把书当成食物，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她认为，现在很多人家里的书房可能装饰性大于实用性，但她的书房仍然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阅读、思考和工作的空间，“书房不是一种陈设、一种情调。我不会在书房里玩”。

经过20多年的涓滴以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的藏书，已经超过1万册。朗润园的书斋只是冰山一角，3面书墙环绕两张桌案，书架的每一格都叠着内外两层书。古代汉籍、内亚文献、中亚史书、突厥语词典，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多为旅行纪实，透露出主人的专业和偏好。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贺桂梅的办公室，书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从《创业史》《红旗谱》到金庸小说，从《丁玲全集》《赵树理全集》到《后宫·甄嬛传》，勾勒出现当代文学的光谱。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费尔南达“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关在书房里”。对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主任、《百年孤独》译者范晔来说，文学和阅读也是他的日常。

范晔家中没有独立的书房，但书籍几乎摆入每个房间，所以也可以说，范晔家中无处不是书房。书籍最集中的客厅，书架顶天立地，书籍铺满了3面墙，原木的颜色，让人想起拉丁美洲的草泽与旷野。

范晔被称为“拉美文学的头号迷弟”，西语美洲文学类书籍占据书架的半壁江山。他在书架中划出特定的区域，放置他翻译过的作家的相关书籍，科塔萨尔、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因凡特……有关马尔克斯的书籍一排放不下，拐了个弯。

戴锦华在书房中。

给书组“CP”、全屋都是猫

书房是一种心境

戴锦华的书架上不仅有厚重的书，还有不少有趣的小摆件：朋友送的潮玩手办、学生折的大罐五角星和千纸鹤、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套娃、各种毛绒玩具……“我有一些很个人的爱好，比如我喜欢毛绒玩具，所以到处都有。”戴锦华说。

“有趣”和“好玩”，是范晔经常提及的词，这不仅是他遴选书籍、建构书房的理念，还是他生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喜欢动物，自称“猫科动物之友”，书架间的摆件是美洲豹、大食蚁兽等各类“珍禽异兽”。他还会精心装扮它们，比如给南浣熊戴上一顶毛线睡帽，让恐龙化石骑上自行车……

书房也是范晔的“玩具房”，他经常把书搬来搬去，如同孩子的积木，摆放和重组，遵循自己的独特设计。比如，有一些按照书脊色彩的搭配来摆放，还有一些是他给书籍组的“CP”——《捉猫故事集》和《如何屠龙》并列，因为两个词组好像能形成对照和反差；西方现代小说奠基之作《堂吉诃德》与欧洲文艺复兴先声《神曲》放在一起，“我想堂吉诃德和但丁，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副教授贾妍的书房中，沙发上的抱枕、书架上的摆件、墙面上的拼图……俯拾皆是“猫”。连书房的名字“缪书房”，都源于猫在埃及语中的发音。多年前，还在历史系攻读埃及学的贾妍，与书中一只名叫“塔缪”的古埃及猫邂逅，“因为觉得很可爱，所以暗暗把这只‘名存实无’的猫安排进了自己的未来”。

贾妍笑称，艺术史是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玩物丧志”的学科。她钟爱收集工艺品、小摆件。但她坚称，自己是读书人，而非广搜博采的藏书家。“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初期，图像和文字的区隔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比如一尊镂刻铭文的雕像，很难断言究竟是文物还是文献。”

罗新与他的三面书墙。

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而言，拥有一间独立书房曾经是一个梦想，但现在，除了满满当当的通顶书架，电子书数目已经远远超过纸质书。他相信，书的概念肯定是要与时俱进的。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长聘副教授苏祺，更是与团队打造了一个智能化数字图书馆，接连研发出了文献溯源分析平台、识典古籍阅读与整理平台，以及《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系统、《朱子年谱》可视化系统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说，真正的书房在心中，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中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讨论诗歌、爱情与理想

他们是书房的“国王”

吴志攀说，书房好比为学者量身定做的“衣服”，他们穿着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学者，也就是书生，手无寸铁，无权无势，只有这几平方米的书房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就是这里的“国王”，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在动辄以“墙”为单位统计书籍数量的众多学者书房中，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王诗宬的书柜毫不起眼。书不多，大多是与数学相关的读物，尤其是拓扑学。但即便在专业书中，依然能隐约看出他的阅读兴趣——他喜欢读诗。书桌上放着一本《魏晋南北朝诗精选》，书架上的《唐诗别裁集》也傲然挤进左右的数学公式里。

1977年，24岁的王诗宬到北京探望哥哥，坐公交车前往颐和园时路过北京大学，跳下车来，进了校门。他当时想不明白一个数学命题——6个人中，如果没有其中3个人两两相识，则一定有3个人两两不相识。后来成为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首任院长的姜伯驹面对这个贸然上门的陌生年轻人，鼓励他学数学，第二年，王诗宬考上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