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季冬萍而言，共同生活二十年的老公没了，当保姆家的女主人没了，任凭她满腹心肠已磨成磐石，孑然一身的凄凉感，时不时也会悄然袭上心头。
配图 | 《初来乍到》剧照
2008年2月，春节刚过，上海的长街短巷依旧弥漫着浓郁的年味，季冬萍已坐上返回伦敦的飞机。
她此次回上海，是为了办理结婚签证。一切都意想不到的顺利，短短两个月批准通知便已下达。自此以后，她在伦敦不再是“黑人”，而是一位有合法居留权的居民。回国前的纠结，在领馆面谈时的忐忑，被签证官问话时的语塞和结巴，以及接到签证通知时的难以置信……各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季冬萍心累神伤，五味杂陈，使得十三小时的平稳航行里，她的心情却好似一直在不稳定气流里穿行，上下颠簸个不停。
季冬萍扭过头看向邻座，林艾伦正在呼呼大睡。他也是她悲喜的一部分：虽然作为她的丈夫，在伦敦的后半生将有艾伦与她相依为命，可她心底因离开儿子、离开故土而渐渐干涸荒芜的那一角土壤，却是林艾伦无力浇灌的，她的遗憾，也是身边这个男人难以完全弥补的。
时隔近七年，重回故里又很快离去，季冬萍预感到，自己从此将彻底成为一叶浮萍，在异国的河流里随波逐流。
七年里，季冬萍经历了太多的担忧与恐惧，无奈与意外，那都是她即使想要忘记，也无法抹去的回忆。
2001年7月，一个微凉的黄昏，季冬萍和女伴走出希思罗机场，举目搜寻，却未见来接机的人。这是她们第一次出国，哪里知道该去电车站还是地铁站。好在季冬萍出国前临时抱拂脚，死记硬背了几个英语单词，TAXI就是其中之一。
茫然四顾一阵后，季冬萍两人跟着人群排队上了出租车。一路上，她们用夹杂着上海方言的蹩脚“洋泾浜英语”，结结巴巴地请司机送她们去唐人街。虽然她们在唐人街并没有认识的人，但到了那里，总会碰到说中国话的同胞吧，遇到同胞就总会有办法。怎奈何，虽然费了吃奶的劲，司机还是没弄明白俩人的意思。等她们付了70英磅车费下了出租，俩人才发现正置身于维多利亚车站前——这里离唐人街有半个伦敦的距离，唯一的相似之处是：人多嘈杂。
天色已晚，她们只能就地寻找过夜的地方。季冬萍两人走进一家酒店模样的楼房，一看价格，吓得忙不迭转身出来，继续拖着笨重的行李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游逛。
伦敦的夏夜，没有上海的暑气和温热。在夜色和冷风中盘桓不多久，两人很快便感到从肌肤到内里的寒凉，她们走啊走，看啊看，临近午夜总算找到一家廉价小旅馆。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晚，就这样在放着两张双层床的地下室渡过了。
接下来，怎么办？
当初收取季冬萍4万元中介费、代办出国签证的那个男士，噱头好唻兮，说的话像费正清唱的歌，又好听又上头。可真到了异国他乡，会发生被丢在维多利亚车站，两眼一抹黑，人海茫茫、四顾茫茫的窘况，他可是连一句提醒、半句警告也没说过啊。
但是，来都来了，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想办法找出路。
女伴打电话给上海的母亲求救，母亲转了好几圈联系上一位在伦敦办留学业务的乡亲。乡亲建议她们去伦敦西北的伊灵地区，并帮着找了个蝇头旅馆。住下后，季冬萍和女伴马上出门到处转悠，找租房，也找工作，她们在街上看到中国人，不管张三李四，上前就攀谈。在遭受一个个白眼后，她们终于碰到一位慈眉善眼的北京老画家，他认识一位广东来的房东，房东恰好空出一间房来。就这样，两个女人总算找到了临时的栖身之所。
住宿落实了，打工挣钱迫在眉睫。说到底，折腾一大通，砸锅卖铁，劳命伤财，出来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离开上海前，季冬萍是新世纪百货的床上用品部售货员，日子虽然紧巴，但凑合着也还过得下去，可季冬萍老觉得生活灰扑扑暗沉沉，看不到希望。她渴望过上更好的日子。
尽管出生在老闸北，也没上过大学，季冬萍却并不迟钝，也不缺乏勇气。她最大的心愿，是为即将上技校的儿子攒下将来开店谋生的资金，但这个愿望单靠卖床单被罩是无法实现的。何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她急于摆脱现状：丈夫没个正经工作，整天浑浑噩噩混着，夫妻情分早在争吵和撕扯中消磨殆尽，分道扬镳的念头萌生已不止一天两天。
正是在2001年前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出国大潮不但席卷了大学生，也影响了打工人。季冬萍开始琢磨：如果出国一趟挣个十几二十万，儿子开店的本钱就有了，自己也不用过得如此紧巴。在美好未来的诱惑下，季冬萍找到了出国中介。那个西装革履的代理告诉她，去美国的难度和费用都增加了，建议她去英国，还意味深长地说：“趁你才四十几岁，赶紧去那边找个人，搞个假结婚，等再老几岁可就难办喽。”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在伦敦“抓”个人结婚就跟在外滩堵住个压马路的闲人似的，便当得很。
然而，如今真到了伦敦，季冬萍唯一的指望却是来自广东的房东。为了恳求房东给她介绍份工作，她放低姿态，摒弃作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主动为房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间。
房东为她介绍的第一份工，是去一户人家做留宿保姆。
那户人家在伦敦北面一个偏僻的地区，家里只有香港丈夫、马华太太和他们七岁的儿子。季冬萍的主要责任是照顾小男孩和打扫卫生。白天，季冬萍跟小男孩相守，无话可说；晚上，她关在自己的小房间，无事可做。在这极度的寂寞中，她感到一种身陷囫囵的恐慌感，仿佛跟这个世界隔绝了。
上工第三天，季冬萍去前院倒垃圾，屋前人迹寥寥，天空辽阔湛蓝，云朵稀稀拉拉地点缀其间，一架波音747从头顶掠过，一个念想刺进她心头：两周前，也是一架波音747，把她从上海带到伦敦，让她和儿子相隔万里。霎那间，眼泪不由自主地喷涌而出。天高地远，当然没人看不到她的狼狈相，只有身边的七岁小男孩，仰头问她：“你在哭吗？你为什么哭？”
总算挨到周六傍晚下工，按一周120磅算，季冬萍获得了四天80磅的工钱。男主人开车送她到公交站后，不会一句完整英语句子、不能辨识城东城西的她，独自倒换三路公交车，辗转回到了合租处。女伴打开门，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模样，惊吓得连声问：“天啦，你怎么了？”
季冬萍后来没回那户香港马华人家，一是她不喜欢住在别人家的那种拘束，二是她无法承受那种与世隔绝的恐慌。好在经房东朋友的朋友介绍，她很快找到份食品加工厂的工作。虽然上下班通勤时间加起来要三小时，但工资不差，一周200磅，而且早九晚五的出勤时间给她一种工厂女工的正式感。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她包的烧卖和饺子实在不符合标准，两个月后，她失去了这份很中意的工作。
到伦敦的第三个月末，季冬萍再次面临找工的境况。
然而，相较于找工作，更让她揪心的是，签证还有三个月就要过期。难道就这样打道回府吗？
为了这趟出国，季冬萍辞了职，又用买断工龄得到的补偿费付了中介费，剩余的积蓄换成2000美元，她全带了出来，不能就这样回去啊，别说离预期的二十万目标还差得很远，就连为这趟出国花掉的巨额费用，也还没挣回来呢。更何况，难道她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面对那个毫无生气的家和游手好闲的丈夫？
刹那间，出国中介的话在脑海里萦绕起来：去那边后赶紧找个人，搞个假结婚。
房东也极力劝她：挣满二十万就回去？也太短见薄识了！管它什么办法，留下来总能挣到更多的钱。
思前想后，季冬萍发现似乎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成为“黑人”，同时想办法通过结婚获得身份。于是，在房东的出谋划策下，她凑了2000英镑的中间人介绍费，与潜在的结婚对象林艾伦，在一家中餐馆见了第一面。
语言上隔江隔海，交流上自然是疙里疙瘩。尽管签证过期的焦虑，搅得季冬萍如同激流中的溺水者，恨不得胡乱抓根浮木就当救生圈，可她的确从林艾伦的“卖相”和作派里，意外地发现了某种让她怦然心动的东西。吃完见面饭，艾伦的态度模棱两可，两人仅仅交换了电话号码。
这可是2000英镑买来的联系方式啊，她哪能就此放过？于是，她三天两头地给艾伦发短信，还主动请他在中国超市龙凤行楼上的广东餐厅饮茶。在倒茶夹菜之际，碗筷相碰之间，两人渐渐敞开心扉。艾伦告诉她，自已有轻微糖尿病，季冬萍马上保证：“糖尿病要靠食疗，我会在饮食上让你的病好起来。”
终于，在一个晴朗的周日，艾伦开车接了她，一同前往剑桥郡游玩。是的，就像新世纪百货的顾客被她说动一样，艾伦也动心了。
剑桥的空气里氤氲着特别的气息，花香渗透肺腑，柔波滋润身心。季冬萍感到心头深处原本枯干的一角，有些湿润松动起来。这种湿润和松动，不是出自实际利益的计量，而是来自内心的天然渴求。清风、绿草、碧波、古老庄严的建筑……流连之间，心旌摇曳，林艾伦在她眼里，从一个靠付介绍费而认识的男人，变成一个付了介绍费也难以碰到的男人。
林艾伦是马来华人，早年在英国海军基地服役做地面通讯员。退役后，他有资格选择定居英国或英联邦其它国家，他选择了英国。妻子病逝后，林艾伦当了十几年鳏夫，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独立，年逾五十的艾伦，就动了找个人过日子的念头。
两颗心靠近之后，季冬萍也开始进入林艾伦的生活。第一次到艾伦家，她一进门就找来抹布、拖把、吸尘器埋头干活。那天，她用光了两瓶清洁剂，将炉灶上的油垢刮得干干净净，厨房的污渍悉数抹掉，地板也终于现出该有的颜色。接下来的几周，她凭一己之力，重新粉刷了厨房、客厅。几个月后，当卧室也焕然一新时，她搬进了林艾伦家。
在与林艾伦加深关系的过程中，季冬萍的工作也变得顺利起来。
被食品加工厂辞退后，季冬萍辗转于各种零工之间，这儿干几天外卖，那儿干几天洗碗，直到两个月后，她才总算又找到一份稳定的保姆工作，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六年。
雇主罗娜是一位美籍华人，与白人丈夫共同养育了三个儿子，分别是四岁、二岁和十个月。每天清晨七点之前，季冬萍都会准时赶到她家，照顾三个小孩吃早餐。饭后，她会先送四岁和二岁的孩子去幼儿园，再带十个月的孩子去公园坐跷跷板。下午放学后，她要接回四岁和二岁的孩子，准备晚饭，收拾厨房，直到三个孩子洗完澡安顿上床，她才下班离开。
罗娜的丈夫性格随和，成天乐呵呵的，对季冬萍的态度和对邻居朋友的并无两样，这让她体会到平等和尊严。罗娜也只管大局，不会事无巨细地挑剔。唯有一次，因为三个男孩实在吵闹不休，季冬萍便给了他们每人两颗水果糖，事后被罗娜发现批评她时，她本能地说不是自己给的。罗娜为此很生气，严厉地告诫她：“如果今后再撒谎，这个活儿就不能干了，因为我不会再信任你。”
说实在的，早7晚7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喂饭洗澡、接送哄睡的工作内容，如果说不累一定是假话。况且这份工作责任重大，每次拉扯着三个小男孩过红绿灯时，她总是紧张得额头冒汗。但是，这家人让季冬萍觉得自在，没有主仆之差带来的尊卑，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见到的也都是有礼貌的体面人。此外，把她栓牢在这份工上的主要原因，是从十个月大就开始照顾的三儿子对她产生了依赖：晚上从浴室抱到床上后，小孩哭喊着不要她离开，直到罗娜下令说：“他哭他的，你走你的。”
不久后，罗娜生了第四个孩子，是个全家盼望已久的小囡囡。而季冬萍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因远离儿子而无处安放的母爱，倾注到了罗娜的四个孩子身上，尤其是三儿子和小女儿。
有工作，有恋人，季冬萍似乎已经在伦敦扎下根了，可她心里清楚，这是表象，真正的现实是，她的六个月签证已经过期，她已经“黑了”。她也不能马上和艾伦结婚，因为，她还没跟前夫离成婚。
和前夫的离婚远比季冬萍想象的更麻烦，足足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她有时直接跟前夫交涉，有时请朋友迂回劝说，一会儿用蜜糖哄，一会儿用炮弹轰，季冬萍反复向前夫保证，儿子成家立业的费用她全部承担，还会给他一定的补偿费。毕竟，这一切不过就是“假离婚——假结婚——拿身份”的手段嘛，一个过场而已。在三番五次的交涉和协商后，前夫也磨尽了拉锯的精气神，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2003年9月18日，在同居一年多后，季冬萍和林艾伦在富勒姆区政府正式登记结婚。
在登记结婚时，有一道将结婚双方的名字公布在登记大厅的电子屏幕上的程序，两周内无人对二人结为夫妻提出异议，才能正式办理登记手续。
看到屏幕上自己的名字时，再看着大厅里进进出出的人群，季冬萍的心情紧张多过喜悦，莫名地提心吊胆，仿佛自己被暴露于公审法庭。好在没人理会这桩婚事，区政府也没有因她的签证状况而拒绝登记。日后回忆起来，季冬萍不由得感慨命运的眷顾：如果拖到2005年，他们的结婚登记申请就会转到内政部，由移民局确定追审与否。
结婚登记完成后，两人在附近的教堂举行了仪式。那是个华人聚集的教会，牧师是东南亚华人。艾伦的朋友、季冬萍的前房东、同来伦敦的女伴，还有几个后来认识的打工女同胞，见证了季冬萍一生中唯一的结婚仪式。
那天，艾伦身穿米色西服套装，左胸口袋露出一寸左右的白手绢，领口别着一朵红玫瑰。季冬萍穿了件中式礼服。
站在牧师前，季冬萍心头莫名涌出一种沧桑感——有自矜自得、也有自叹自怜——她与前夫结婚时，哪有什么仪式啊，搬进一个小房间，请来几个熟人朋友，几根香烟，几包瓜子，几把水果糖，就算了事了。
而现在，走下祭台、走出教堂时，林艾伦牵着她的手；聚餐时，他先为她拉开椅子，等她坐稳当自己才入座。她哪像个伺候人的保姆啊，分明是被保姆伺候的主人！季冬萍的心里，仿佛装进了块金子，光彩透过脸色散发出来。
工作稳定了，婚姻关系也理清了，但签证过期留下的身份问题，依旧跟在身后如影随形，像是随时会吞噬她的幽灵。可对于何时回国申请结婚签证，季冬萍却始终犹豫不决。因为她深知，回去后能否申请到配偶签证，是否还能重返伦敦，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但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命运的必然把季冬萍推上了回国的航班，如果要说其中有什么“推手”的话，应该说是两个事件，两个与季冬萍的自尊和“地位”有关的事件。
第一件，和林艾伦有关。
结婚后，尽管艾伦的收入并不高，但他全额担负了两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季冬萍当保姆赚的钱，全归自己所有。林艾伦的女儿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儿子虽然跟季冬萍并无交流，但至少礼貌有加。渐渐地，居家度日的安定感开始滋生弥漫。
只是，一起过日子当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一次，艾伦带上她去朋友家打麻将，一坐就是四个小时，还赌点小钱。她坐在房间一角，从百无聊赖变得坐立不安，从坐立不安变得满腔怨气，满腔怨气变得忍无可忍。她拉下脸催了几回，艾伦才不情不愿地离开麻将桌。回家路上，她喋喋不休地数落抱怨。他也不是毫无脾气，再说麻将桌上还输了钱，他按捺不住脾气怼了回去。于是，盎盂相击，俩人嗓门越喊越高，愈来愈口不择言，终于，林艾伦大声喊出：“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去警察局，你‘黑人’一个，进去就别想再出来！”
季冬萍愣住了，但很快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关乎婚姻格局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她今后在他面前是弯着腰看脸色，还是挺胸直背平起平坐。此时如果哀求，今后只能任由他摆布。于是她也大声叫喊：“你送啊，你不送就是王八蛋。”她伸手去抓方向盘，艾伦惊呼：“你疯了！”她回答：“我就是疯了，都是你逼的！册那，侬个赤佬……”情急之下，上海话脱口而出。
幸好，两人的理智并未完全丧失，回到家后，艾伦主动了道歉。从那以后，她对他更加放心，也更加用心。也因此，当后来季冬萍提出一起去上海办理签证时，艾伦虽然犹豫，但考虑到毕竟共同生活了六年，而且他六十多岁了，已离不开把照顾自己当作份内责任的她，再加上内心深处的乡愁——他的祖辈曾漂洋过海去了马来西亚，再未回过大陆。于是，他答应了季冬萍，一同踏上了回上海的旅程。
第二件成为“推手”的事件，则是直接点燃了季冬萍的导火线。
到2007年，季冬萍已认识了好几个跟她境遇相似的“黑”女人，有东北的，有温州的；有曾是小学老师的，有来自工厂销售科的；有的是商务签证来的，有的是探亲签证来的……其中有几个，假结婚也好，真结婚也罢，陆陆续续取得了合法身份。
一天，在唐人街，季冬萍碰到了沈阳阿姨。
沈阳阿姨曾经跟季冬萍参加过同一个打工人聚集的教会，后来跟一个救护车司机结了婚。如今，身份合法的沈阳阿姨言谈举止和曾经判若两人，跟季冬萍说话时，她下巴微微仰起，哼哼唧唧，鼻音拖得老长。这一幕深深刺激了季冬萍，她断绝了和沈阳阿姨的来往，也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洗白脱黑”。
本文为人大出版社“”
第十六期学员尤琪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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