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多家权威媒体报道，特朗普上台后在外交领域动作频频，一系列举措引发全球关注，其中其对华政策走向更是成为焦点话题。在此背景下，对比特朗普与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差异，探究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极具现实意义。
特朗普与拜登，身处美国政治舞台的不同轨迹，其政治理念对中美关系影响深远。特朗普秉持 “美国优先” 理念，上台后便推行诸多逆全球化政策。在贸易方面，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促进美国本土产业发展，减少贸易逆差。在移民政策上，收紧移民标准，修建美墨边境墙，旨在维护美国本土就业机会和社会稳定。这种以美国自身利益为核心的理念，在对华政策上体现为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无端加征关税，试图迫使中国在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让步。
特朗普（资料图）
拜登则高举 “美式全球化” 旗帜，强调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试图通过多边合作机制重塑美国影响力。上台后积极重返《巴黎协定》，重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事务，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公共卫生合作。在对华政策上，虽延续了部分遏制策略，但更注重联合盟友，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例如，积极推动美欧、美日在经贸、科技领域加强协作，试图从多方面限制中国发展。
二人外交风格同样大相径庭。特朗普出身商业领域，行事风格务实激进。他在外交决策中常凭借个人直觉和商业谈判技巧，不按传统外交套路出牌。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突然宣布加征关税，又在谈判陷入僵局时迅速改变策略，使得中美关系在短时间内起伏不定。
拜登长期从政，是典型的建制派代表。他注重外交的规范性和程序性，强调与盟友的沟通协调，重视所谓 “共同价值观”。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频繁与盟友举行会议，试图以集体力量对中国施压。然而，这种依赖盟友的外交方式，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着盟友各自利益诉求不同、难以形成统一战线的困境。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时期，中美经贸摩擦主要围绕关税问题展开。2018 年起，美国对大量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涉及商品种类繁多，涵盖从制造业到农业等多个领域。这一举措直接冲击了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使中国对美出口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也导致美国国内消费者购买中国商品成本大幅增加。
特朗普（资料图）
拜登执政后，经济领域对中国的限制手段更加多样化。除了延续部分关税措施外，还出台《芯片法案》等政策，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投资与技术合作，试图从关键技术领域切断中国产业链升级的路径。此外，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方面，也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审查和限制。
军事安全层面，特朗普上台后有战略收缩的趋势。他主张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投入，从阿富汗撤军就是其战略收缩的典型表现。在对华军事方面，虽然在南海等地区仍有军事挑衅行为，但总体军事行动规模和频率相对有限。
拜登则强化了对中国的军事围堵策略。推动北约东扩，试图将军事影响力延伸至中国周边。同时，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加强与日本、韩国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试图构建 “印太战略” 军事包围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外交联盟上，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中相对 “单打独斗”。他对盟友关系重视不足，时常与欧洲盟友在贸易、气候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较少借助盟友力量，多以美国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直接与中国对抗。
特朗普（资料图）
拜登积极拉拢盟友，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体系。他频繁与欧洲、亚洲盟友举行峰会，强调共同应对所谓 “中国挑战”。然而，盟友们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并非完全听从美国指挥。欧洲国家在经贸领域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在一些问题上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当前，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呈现出新态势。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对话协商的迹象。例如，在核军控问题上，特朗普曾提议与中俄举行核军控会谈。尽管该提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要求削减军费开支，且美国军费开支远超中俄之和，但这一表态为双方提供了对话契机。中国一贯坚持自卫防御战略，国防支出用于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正当发展权利，虽不会盲目参与不合理的军控谈判，但也表明愿意在平等、合理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