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宇树科技引发的有关“杭州六小龙”的思考还在持续，从一开始的南京、深圳，到最近的山东，这种思考背后反映了哪些问题？杭州的脱颖而出有什么特殊之处，有哪些可借鉴的地方？与杭州类似的是成都也因《哪吒之魔童闹海》备受关注，其活跃的文娱产业吸引了全国优秀的创业人才。那么杭州、成都的哪些城市基因让它们成为创业的乐土呢？
第十三期《钛媒体财经风云对话》，主持人钛媒体副总编辑、钛媒体国际智库执行院长胡润峰，特邀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火石创造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潘志华，共同揭秘杭州、成都的成功之道。
重要观点：
l 对于城市和创新企业之间的关系，潘志华表示，创新需要良好土壤和独立发展空间，政府应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支持创新，避免过度干预，以促进源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的突破与发展。
l 对于南京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六小龙“的创新潮，赵建表示，“惊喜”具有随机性，中国城市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不同城市基于自身的历史积累、产业生态、文化氛围和资源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创新优势。
l 对于头部城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共性和优势，潘志华表示，在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依赖于技术突破和人才供给，而政府在政策、空间、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构成了产业发展的基础，未来产业发展需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各领域和要素的协同。
l 对于中国高校对于创新方面的作用，赵建表示，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对推动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大城市凭借丰富的高校和教育资源形成了集聚效应，但深圳等城市因教育资源不足面临理论突破的挑战，因此需要通过引进高校和优化生态体系来弥补短板，促进可持续发展。
l 对于杭州发展 AI 的优势，潘志华表示，杭州通过精准的人才政策和便捷的政策兑现机制，优化了营商环境，促进了产业循环和跨行业协同，这种模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l 对于舒适感是否是各地产业发展、创业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潘志华表示，在创造型领域，城市的“松弛感”对创新至关重要，通过精准定位、抓住关键环节、应用新技术以及优化服务模式，可以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优化创新环境，从而推动企业和政府从繁琐事务中解脱，专注于核心业务的突破。
l 对于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哪一种更适合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赵建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区域差异将因马太效应而进一步扩大，浙江模式凭借其独特的人力资本开发和浙商文化，在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展现出独特优势，而其他地区若不重视人才和创新，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发展差距。
l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潘志华表示，内需市场的牵引和国家对科技金融的重视与投入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未来科技金融的机制突破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赵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总量增长压力、房地产转型和地方债务化解等多重挑战，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促使资源重新分配，降低了要素成本，并在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孕育新的增长力量，经济虽仍在探底，但结构性变化中已现希望曙光。
各地政府和领导对创新的关注是好事，但创新并非完全计划性的
胡润峰：杭州“六小龙”的爆火也引发了一波中国城市的创新反思潮，城市和创新企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潘志华：从这次爆火现象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创新是可行的，且有明确的路径，能够形成实际成果。其次，当前中国的源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多年前，学术界曾提出“源创新”与“流创新”的理论，认为国内更擅长流创新，如今，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源创新成果越来越多。过去，我们习惯于跟随他人的脚步，依赖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但现在，我们已进入转变创新思维、敢于突破、敢于牵头形成产业和技术源创新的关键时期。
同时，反思是必要的，但不应仅仅停留在“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我们这里”，而应反思过去过度依赖跟随思维的问题。创新需要良好的土壤，各地政府和领导对创新的关注是好事，但创新并非完全计划性的。地方政府在关心创新时，应避免过度干预企业，以免干扰其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盘点现有的创新资源，了解哪些企业和项目需要支持。事实上，许多创新成果是在地方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涌现的，比如DeepSeek的大火，相对独立的环境反而有利于创新的生长。此外，科技型企业确实需要长期培育才能取得成果。
在“数据要素X”时代，我们更应该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建立相应的机制来发现和支持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干预。在反思的同时，我们要避免对企业的过度打扰，让创新在良好的环境中自然成长。
胡润峰：像南京这样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依然很强的城市，为什么没有出现南京“六小龙“？
赵建：我发现DeepSeek横空出世后，焦虑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各个城市。各地都在反思为什么没有诞生在自己的省市，这种现象凸显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意识。但我们需要的是思考，为什么Deepseek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哪吒”团队出现在成都？在探讨区域或空间经济学之前，我们更应思考为什么中国会突然涌现如此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成果，甚至Deepseek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革命浪潮中一个重大产业创新。
回顾中国经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轻工业（如服装、箱包）到重工业，再到如今的信息技术革命这一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当前，我们正处于大数据和大模型实验阶段，进入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后，一个显著特点是技术外溢效率极高、成本极低。在过去的重工业时代，如美国的福特生产线等有形资产很难转移到中国，但在信息技术和数字时代，技术传播更加容易。例如，马云看到海外的商业模式后，可以迅速将其引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如此，尽管其基础设施（如算力、能源和芯片）仍需重资产投入，但技术外溢的效率远高于传统工业。
这种技术外溢对大规模经济体极为有利。中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基数更多尝试和创新的机会。人工智能革命基于OpenAI在Google Transformer框架上的语言大模型，其本质是数学、物理学的重大突破，它涉及线性代数、概率论、统计学和微积分，通过线性代数生成token和矩阵，用统计学优化参数，形成语言模型，并借助物理学中的芯片技术实现计算。这些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很容易传播到中国，因为中国在基础数学和教育环境方面具备良好条件。
尽管中国在基础理论突破方面仍有不足，但在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中，我们已经具备了发展条件。然而，我们无法像重工业时代那样通过规划产业园或新城来确定性地打造特色城市。当前的创新更多是复杂系统涌现的结果，中国已经发展到城市化、工业化和数字化阶段，技术体系极为复杂，我们无法预测创新会在哪里出现。例如，成都的“哪吒”团队和杭州的DeepSeek在出名前都默默无闻，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后，还会不断涌现各种惊喜，而这些惊喜往往发生在不被注意的地方。
新一代年轻人与上一代截然不同，60后、70后和80后仍带有农业文明的痕迹，而90后和00后则是原生态的数字原住民，他们从小接触iPad等数字设备，学习和生活都与机器和代码交互，对数字世界和人工智能的接受度极高，例如，“哪吒”电影的成功也体现了这种信息工业或智能工业的特征。
为什么不同城市会出现不同的创新现象？我认为“人杰地灵”是关键，杭州以为例，其创新生态有其历史渊源。马云的阿里巴巴作为全球独角兽企业，其技术外溢、人才输出以及对互联网和数字文化的推动至关重要。硅谷的成功也源于大学、实验室和企业的结合，技术和人才不断外溢。历史积累对城市创新生态极为重要，例如青岛的制造业优势源于海尔、海信等企业的供应链和产业生态。
杭州的成功也离不开其历史基因。阿里巴巴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强大的互联网生态产业链，这种历史积累是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例如，南京等城市可能因缺乏类似历史基因而难以孕育类似创新。此外，创新往往发生在资源相对松弛的城市，而非资源密集的一线城市，例如，成都和杭州的“松弛感”和宽容氛围为创新提供了土壤。成都的“哪吒”电影展现了现代性、个性和鼓舞性，这种文化氛围对创新极为有利。展望未来，中国将呈现百花齐放的创新格局。不同城市和地区将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发展，各显神通。
胡润峰：头部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哪些共性和优势？
潘志华：企业是培育创新、创造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当然，企业的发展最终依赖于人，只有技术突破才能推动产业发展。从政府层面来看，我国在政策、空间、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产业发展的基础。
从整体上看，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空间布局、技术突破、人才供给以及供应链和市场机制的协同。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也是我国与欧美竞争的关键所在。一个城市产业的崛起，必然源于精准的定位、关键环节的把握以及在特殊资源配置上的比较优势。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其发展离不开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支撑，人才和资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华为、比亚迪等企业负责人都强调了人才发展的重要性，这与当前国际形势相符。过去，我们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未来，理工类人才将成为关键。许多城市凭借高校密集或大厂带动，形成了良好的人才供给环境，同时，这些城市大多宜居，环境优越，这些条件对创业者和科技创新人才极具吸引力。
资金方面，这些城市的GDP较高，研发投入和专项政策支持力度大。资金的充裕使得企业能够在多个方向上尝试突破，即使部分尝试失败，也能通过其他领域的成功反哺整个产业。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此外，生态协同也极为重要。人工智能的下半场是AI与产业的结合，需要与场景、技术、供应链等多方面协同。例如，国漫《哪吒》的制作团队由138家国内顶尖动画品牌组成，没有一家外资企业，这种国内生态协同意义重大。对于AI与产业结合的领域，区域内的供应链和服务生态协同同样重要，低空经济结合AI后的检测和认证，很难跨越区域进行，这也催生了新的创新机会。
一些城市在当前阶段具有资金和人才优势，但在新的领域，生态构建是其他城市的机会。中国人勤劳且敢闯敢拼，这种精神加上包容性，使得创新能够在边缘地带萌芽。早期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法律层面存在争议，但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新生儿检测，推动了社会进步。当前，数据要素的保护和利用也面临类似挑战，需要在隐私保护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这些方面仍需我们持续努力。
产、学、研是人工智能发展不可或缺的
胡润峰：中国高校对于创新方面的作用如何？
赵建：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学、研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仅有高校是不够的，高校如果没有产业化的出口，其孵化文化和生态的机会也会非常有限，同样，仅有企业也不行，缺乏理论和学术科研支持的产业难以持续发展，这正是深圳面临的一个困境。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教育资源是其短板，但这并未阻止大量人才涌入。然而，深圳在需要理论突破的重大领域存在困难，尽管它拥有产业化公司和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被视为一种创新资本或支持资本，但在理论和学校科研方面，深圳确实存在不足，这也是深圳在人工智能领域未能抓住机遇的原因之一。
人工智能模型本身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工作，更多涉及理论研究。虽然工程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优化降低了成本，但其基本框架仍然依赖于理论成果。例如，如何在英伟达芯片上优化FP8格式的效能，就需要高校的基础数学和物理学知识支持，因此，高校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产、学、研能否形成一个协同的生态体系，对于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至关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会产生集聚效应。核心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拥有丰富的高校和教育资源，因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显著优势。当进入以知识经济和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时代后，大城市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人才资源向核心城市集聚，这些城市也会相应地实现增值。这种现象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在进入高端制造和第三产业为主的时代后。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密度至关重要。与工厂时代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口密度越高，交流和创新的机会就越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自然是核心一线城市，而新一线城市如杭州也在不断提升人口密度，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如果大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可能会引发高房价等环境和生活问题，需要通过信息技术、远程办公和高铁等手段进行调节。高铁的出现最初可能会虹吸周边城市的人才，但随着发展，如果人口密度达到最优，二三线城市也会逐渐受益，这是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规律。
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教育资源的共享极为重要，因为知识产品与有形产品不同，其传播不受物理限制。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产、学、研生态体系是关键，深圳近年来也一直在努力补足教育资源短板，引进了许多优秀大学，并逐步形成了良好的生态体系。
胡润峰：请从产业的角度来谈一下杭州发展 AI 的优势。
潘志华：从资本投入、人才供给、场景开放协同，到城市管理者和政府的包容与行动力，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
在人才方面，杭州的人才政策做得非常出色。从数据上看，杭州和合肥等城市在人才流入方面表现优异，杭州对人才的重视体现在其精准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上，例如，杭州将人才分为A、B、C、D、E、F等若干类别，这种分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才的精准识别。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策是否真正服务于产业发展、企业需求和人才需要，是否覆盖了人才和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这是人才获得感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看，人才优势不仅体现在跨行业流动和创造场景的能力上，更重要的是营商环境的优化促进了产业循环。以政策为例，精准的分层识别和无感兑现，让企业和人才能够专注于自身工作，形成产业内部的叠加效应，推动跨行业或跨区域的协同。这种政策的精准性和便捷性，是杭州营商环境的优势所在，也值得其他城市学习。
南京不需要过于焦虑，而要真正理解年轻人的需求
胡润峰：南京如果想赶超杭州的话，从吸引人才，从结合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做哪些工作呢？
赵建：现在地方政府确实比较焦虑，南京率先开始“卷”，政策越来越繁琐，但这是一件好事，这也是中国特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之一，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例如经济锦标赛制等模式。然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所有城市都盲目跟风，那就失去了意义，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差异化优势。
南京有着厚重的历史，是六朝古都，而杭州的历史同样深厚，但杭州给人一种更具活力和现代感的印象。南京作为曾经的政治中心，有着千年历史传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面对新的工业化浪潮，尤其是新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浪潮，南京如何追赶？其实并不需要过于焦虑。正如前面所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单纯依靠砸钱、规划或建设产业园是无法打造出大模型的。政府的有形之手应该更多地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明确自己的边界，专注于基础性和第一性原理的工作，而不是总想着在任期内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以追求政绩。政府可以投入资源建设钢厂或引进汽车工厂，也可以花重金引进团队，但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是最核心的要素。当然，让政府引进大型产业线或独角兽企业也可以，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区域发展的规律，政府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这个时代很多事情是有限的，无法通过计划实现，政府只能创造好的环境、土壤和生态，至于在这种生态中能成长出什么，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
对于南京和其他城市来说，不需要过于焦虑，而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思考政府是否对企业过度干预，是否为企业家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是否真正理解年轻人的需求。中国人口众多，代际之间的差异很大，包括我们与孩子之间也存在代沟。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代际之间的生活和文化习惯差距显著。如今，90后、80后和85后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力军，但官员和核心领导人是否跟上了这个时代，是否真正理解年轻人的感受？如果仍然按照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产业规划模式和招商模式去应对人工智能时代，那肯定行不通。
因此，对于南京和其他城市，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政府的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做到“无为无不为”，政府需要维护好基础市场规则，而其他应该交给市场和年轻人自己去探索，允许他们试错，特别是对于城市要保持竞争力，需要有一种担责文化。近年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受到化债等因素的影响，南京的债务问题尤其突出，城投和房地产问题制约了其发展，使其精力主要用于还债，难以支持年轻人创新创业。在这种形势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拿出新的增量资金支持年轻人试错，激发他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创造新的可能性，这需要从理念上改变，营造一种创新和冒险的文化，激发年轻人的积极性。
松弛感”与“资源的诅咒”杭州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突出的重要因素
胡润峰：舒适感对于各地产业发展、创业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潘志华：这取决于所要发展的主导领域，如果是创造型领域，我特别认同“松弛感”的重要性。有时候，真正启发我们的可能并非来自我们自身领域。例如，有些生物学家在海边度假时偶然发现了新的粘球菌或海洋细菌，这种通过非传统方式找到突破点的故事并不少见。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我认为必须要有自身的考量，虽然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但很难简单复制，因为失败可以被总结，但成功很难被计划。我们更多应该关注别人的教训和体系，例如，如何精准定位、抓住关键环节、强链补齐短板、大胆应用新技术。
新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内卷”中解脱出来。以企业服务为例，过去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但效果并不理想，然而，随着火石产业经济大模型的备案和应用，我们通过接入DPC（对话式平台），基于产业经济领域的严谨数据和产业逻辑，实现了对话式的企业服务和人才服务。这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还让政府和企业都获得了“松弛感”——政府无需频繁打扰企业，企业也能专注于自身业务。
对于政府而言，这种松弛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对企业数据的频繁索取，让企业有更多时间专注于研究和业务；二是当企业和人才有问题时，能够通过高效的技术平台快速获得解答，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需要层层沟通。这种服务模式的改变，让企业和政府都能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松弛感的实现，关键在于精准定位、抓住关键环节、勇于应用新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更聚焦形成真正的比较优势。很多地方在招商时，会列出各种优势，甚至将交通优势也作为卖点，但实际上，高铁和飞机的普及已经让交通优势变得不再突出。真正的优势来自于比较优势，即真正能解决行业发展关键问题的能力，只有找准了那个“牛鼻子”，松弛感才会自然出现。
对于企业而言，松弛感不仅仅是一种轻松的状态，而是通过良好的技术应用和服务平台，让企业能够高效获取所需资源，从而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业务和创新。这种松弛感的形成，需要从生活、企业生存的土壤、技术协同等多方面入手，无论是政府对企业（G to B）、金融机构对企业（F to B），还是企业之间的服务（B to B），通过高效的技术平台可实现便捷、可感知的服务，企业和人才才能在良好的环境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专注于业务和突破本身。找到定位和杠杆点是最重要的，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探索，一旦找到，松弛感就会自然出现。
胡润峰：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模式上的区别，在与人工智能时代，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适合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赵建：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高度分化的时代，马太效应将非常明显，能力强的会更强，富的会更富，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区域差异和特征会更加鲜明，区域之间的差距也会进一步扩大。不仅是浙江和江苏、温州和苏南之间，中国地域辽阔，各省市之间的文化差异本身就较大，这种差异在人工智能时代会被进一步放大。
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大模型、信息技术和数字革命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形态中，浙江或温州模式可能会略占上风，具有独特优势。浙江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浙江人多地少，农业发展受限，交通也不便利，多山水且缺乏明显的区位优势，与苏南相比，它并不靠近大城市，交通优势也不突出，但正是这种缺乏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的环境，反而促使浙江充分发挥人的优势，挖掘人力资本的潜力。
在经济学中，有一种“资源的诅咒”现象，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会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如石油或矿产，而忽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导致人的潜能无法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需要几个关键要素：自然资源、土地等。如果一个地区在其他方面没有优势，就只能依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普通劳动力不同，它是指经过专业教育、技术培训或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型人才，浙江正是在人力资本的挖掘和形成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浙江形成了独特的浙商文化，以马云为代表。我曾与杭州的许多企业家交流，发现浙商文化与其他商帮文化（如晋商、徽商等）有显著不同，它更契合当下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浙商文化强调创新、灵活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这种文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独特的优势。
在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中，不仅是浙江和江苏之间，尽管地理差异不大，但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背景不同。整个中国南方、北方、东部、西部的不同省市之间，如果不能及时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生产、生活、治理、创新和学习方式的重大转变，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如果仍然依赖原有的资源优势而不重视人的要素，不重视教育、不尊重企业家和人才，不包容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不学习新一代知识，那么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并可能产生极端分化效应。这种分化甚至会体现在房价上。一个地区的房价将反映其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那些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以人为本的地区，如浙江，其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中国经济新动能：内需市场的牵引与房地产转型的双重影响
胡润峰：中国的内需和消费方面存在的潜力，这两个方面让大家又重新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产生了一些更积极乐观的看法，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什么？
潘志华：从产业维度来看，当前现象背后的核心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内需市场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牵引力。无论是国内电影《哪吒》的成功，还是出口新三样的崛起，其背后都源于内需市场的推动，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市场需求，促使产业升级、提质增效，进而提升了产业的全球输出能力。
其次，国家的投入和支持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我们看到中央对科技金融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金融是培育科技型企业的重要手段，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持。过去，虽然也提到耐心资本，但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全生命周期和各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高度市场化，从早期的VC到后期的资本市场退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相比之下，我国在科技金融领域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国家对科技金融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尤其是在资金投入方向的研判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突破机制瓶颈，科技金融有望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点。
科技型企业具有轻资产、高风险的特点，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背书。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湖北设立了省级风险补偿金，推动科技金融的创新实践。这些探索只是开始，未来随着机制的不断完善，科技金融的发展将更加精彩。
赵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主要矛盾集中在总量增长的压力、房地产转型以及地方债务化解三个方面。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影响极为深远，综合来看，它占GDP的比重可达30%至40%，因此，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并非易事，这一过程将是漫长且痛苦的。
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效应，首先，它导致总需求的收缩，近期的宏观数据，无论是CPI、PPI还是企业利润，都显示出较为悲观的趋势。从个人调研和体验来看，传统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处于低物价和低利润的运行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财富，也导致资产缩水和收入下降，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同时，地方债务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债务收缩的态势，这同样是宏观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然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也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在过去房地产市场繁荣、泡沫膨胀的时期，大量资源和人才涌入该行业。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链（涉及30多个行业，60多个细分领域）的3,000多万从业者面临就业转型的压力。过去，他们可能凭借房地产行业的高收入轻松获得工作机会，但现在不得不在其他行业“精雕细琢”，寻找新的职业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也促使要素资源重新分配，尤其是从房地产行业流出的数十万亿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这些资金可能流向科技、文化等领域，为这些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还降低了中国的要素成本。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中国的物价相对较低，这为出口提供了竞争力，使得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新高，超过1万亿美元，这种结构性变化在一些领域已经悄然发生，尽管宏观指标仍然低迷，但微观层面可能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力量。以GPC（生成式预训练模型）为例，它并非偶然出现，而是经过多年积累的结果。从2015年开始，相关技术和人才的储备逐渐积累，到2019年进一步发展。这并非单个企业的现象，而是整个环境和人才培育的结果。如果房地产或金融市场仍然火爆，这些人才可能不会集中精力研究大模型或进行工程优化，而是转向其他领域。这种积极变化同样体现在文化产品领域，例如《哪吒》电影的成功，这些产品需要创作者静下心来投入精力，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为这种专注提供了条件。
总体来看，从总量和周期因素来看，中国经济仍在探底过程中，传统企业和普通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但在一些细微的结构性领域，已经出现积极的迹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平衡和地方债务问题的逐步解决，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均衡状态。中央政府也在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发行国债、特别国债等方式帮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尽管当前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但这些困难时期可能正是孕育希望的阶段。从去年8月开始，我在公开场合和报告中就提到，市场已经逐渐从反映当前经济的困境转向定价未来的希望，尽管这一过程仍存在波动。（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李婧滢，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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