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日本探子在吉林城，看到了牛家少东家和初建的机器局

岛国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对亚洲大陆侵略野心与日俱增。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曾多次派出情报人员，以“军事侦探”为目的，对当时中国东北的情况进行刺探。这些情报人员在回国后，形成的书面报告，为后来日寇策划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参考。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城市，吉林城也是日本情报人员进行侦探活动的重点区域，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到达过吉林城进行侦探活动的应是日本特务岛弘毅，他在1879年呈报的《满洲纪行》对吉林有所记载，只可惜未能查阅到原文。

另外，日本军人菊地节藏曾在1885年，利用从俄罗斯回国之机，取道中国东北，对当时的东北风土人情、城垣道路、军事布防等诸多细节，进行了大量情报刺探。他在次年呈报的《满洲纪行-甲种本》中，就有很大篇幅对吉林城的情况进行描述。这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目前国内地方史料所未载的，更有不少细节与地方史料的记述存在差异。在通读之后，对其中若干内容进行分享。

一、

1885年10月10日，菊地节藏一行（含几名日本在华留学生及一些清政府派出负责监视的“护卫兵”）渡过松花江，车马从朝阳门进入吉林城，住在粮米行街的奎昌店。在传统印象中，往来吉林城的官方办事人员似乎应该居住在“馆驿”之中，且当时的吉林城为东北驿路网的重要节点，清人杨宾就曾投宿城北尼什哈驿站，并在夜晚写出“水经玄菟黑，山过混同青”的诗句。根据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当时小东门外贴墙根曾建有“乌拉站”，为吉林东路驿站起始，故而吉林城是有传统意义上的馆驿的。

菊地节藏等人由宁古塔、额穆赫索罗沿驿路而来，却没有入住乌拉站这个官方馆驿，而是进入了城内客栈投宿。据寻住处的护卫兵介绍：奎昌店是“从珲春、宁古塔来的人大都住这里”，且入住后，菊地节藏发现这里确实住着珲春来的士官和商人各一名，以及敦化县的新任正堂1名。就此推测，当时吉林城的乌拉站或只肩负邮政职责，由于临近城垣，住宿功能已由城内客栈承担。

根据文中描述，奎昌店的住宿条件很差，似乎只有南北大炕通铺，炕上甚至没有隔扇。另外，城里来了外邦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店内涌入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撕破窗纸，甚至闯进屋里。日本人认为这很失礼，而中国人则不当回事。由此描述不仅进一步说明住宿条件不佳，也佐证了旅店的管理很差。

在等待和磋商如何拜见吉林将军时，住在奎昌店的菊地节藏等人听说这里有澡堂，于是就去洗了澡——这是他们进入东北两个月来第一次洗澡。原文虽未说明这处澡堂位于店内还是店外，但是可证明当时吉林城内已经有了澡堂，而在吉林市地方志《饮食服务志》中，则记载吉林最早的浴池是1912年由刘仲三在德胜门外开设的“华兴泉”浴池。

二、

菊地节藏一行到吉林城主要计划拜见吉林将军、参观兵营和机器局。当时的吉林将军是希元。希元，字赞臣，伍弥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希元家世显赫，曾祖德楞泰为清中期名将，其母出身“铁帽子王”——多罗顺承郡王府。清光绪九年（1883年），希元在吉林将军任上主持了吉林城的第三次扩建，之后还在任上还“陈述利弊，要求自铸银圆”，获得清廷批准后首次用机器铸造了著名的吉林“厂平”银元。或许是由于之前就担任过黑龙江将军，有过防范境外势力刺探消息的意识，在吉林将军任上又力主强化边防，因此希元对菊地节藏“参观”的动机十分怀疑，始终没有同意日方的各种申请。

在吉林期间，希元及其署僚和菊地节藏进行了反复的试探与反试探。其中先后有将军衙门的王玉堂、理事府穿着破烂的老年衙役、将军衙门的藏绪等人接洽，反复扯皮等因素轮番而来，让菊地节藏愈发焦躁。最后进行接洽的是吉林府五品经历秦奉朝，此人“40多岁，身躯强壮，目光锐利，不像一般的满洲官吏”。经过几度较量和磋商，最终，希元虽没有接见这些日本人，但是还是以互为“合作国家”的名义，同意了菊地节藏参观机器局请求（此后“街道厅”马上派出数名中国密探，尾随监视）。

应该说在奎昌店，菊地节藏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令他不快的（其中还有一批参加武举考试或秋操的人）。但是也有例外，就在入住的第一个夜晚，一波又一波“看东洋景儿”的围观吉林人中，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菊地节藏记录道：

这天晚上，吉林最有名的财主，源升合号掌柜的一个儿子来访。他说：“机器局的总理叫作宋卜升，在外国留学了很长时间……我和他经常有来往，他们制造局所需要的物品大都是经由我们店铺办理的。”——这段记述着墨虽有限，但信息量却极大。

尽管未能查到“源升合”的情况，但“吉林最有名的财主、“升”字号买卖，几乎可以肯定这应该是船厂牛家的产业。根据《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牛子厚女儿的回忆文字可知，牛子厚于1881年其父去世后接手经营家业，当时牛家已经富甲一方。1885年时，牛子厚只有19周岁，造访菊地节藏的肯定不是不是牛子厚的儿子。另外，能和顶顶重要的客户经常往来，当是牛家能够参与经营的人。鉴于牛子厚的父亲去世不久，其本人影响力尚有限，所以菊地节藏见到的可能就是对新事物好奇、喜好结交，且尚未脱去父亲光环的牛子厚本人。

在这段不长的记载中，还提到“源升合”是吉林机器局的最重要供应商。一般认为船厂牛家是靠挖参采金、经营土特产发家。其实，当时在吉林城从事此行当的人应该很多，能够积聚财富，成为中国北方响当当的巨商，当另有常人所不及的“夜草”。看到菊地节藏的记述顿觉豁然——能够参与机器局的营建采买，不发家都说不过去！只可惜这一笔，在此前地方史料中，几乎未被明确提及。

在牛家访客口中，还提到了宋卜升。对照历史可知，此人正是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鳌（也叫宋渤生）。

三、

探看吉林机器局是菊地节藏在吉林期间最主要的目的，没有之一。因此他在《满洲纪行-甲种本》中为机器局之行开立了单独篇章。在去机器局之前，菊地节藏从秦奉朝口中得知两个消息：一是去机器局的道路泥泞不好走，可见当时针对机器局并没有像样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没有后来专门兴建的那种“军用路”；二是1883年时曾有英国人参观了机器局并对厂区拍摄了照片，此前笔者一直认为吉林市最早的老照片是俄国人在1900年前后拍摄，很遗憾这批英国照片至今未能见到。

10月15日，菊地节藏终于见到了吉林机器局以及隔江相望的吉林火药制造局。在宋春鳌的陪同下，菊地节藏参观了这一东北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当时，“局内的机器几乎全备有，只差2台蒸汽锅炉，但蒸汽锅炉也已经到达牛庄港（今辽宁海城牛庄），等冬季……”他分外详细地了解并记载了整个企业的规模、设备、厂房、产品，以及人员构成和精神风貌。

参观由西厂的步枪工厂开始。菊地节藏惊讶地发现这个先进的工厂，竟然仍旧大规模生产早该被淘汰的老式“抬枪”，新式枪械产量很小且还是由“关内人”生产，这段记载也有些颠覆现代人对吉林机器局主打产品的认知。装备珲春等地炮垒的环式快炮也在这个工厂的车间里生产。此工厂有许多十二三岁的男孩做工，笔者怀疑这些童工就是表正书院招收的学员。

之后参观的是木工锻铁厂。据宋春鳌讲述抬枪所用木材为产自俄罗斯的椴木，小型枪械所用木料为吉林产的胡桃木（在记述中，今张广才岭被记作“长官材岭”）。于距离港口遥远且不方便运输，玻璃并没有在工厂中被广泛使用。车间房顶没有铺瓦，房子很低，室内地面铺木板。许多窗户仍旧使用窗纸，导致车间内特别暗，很伤眼睛。可见工厂的营建并非大肆铺张。

另外，机器局使用的纯铁、钢铁等原料完全需要进口，且牛庄到吉林的陆运没有优质的道路，只能冬季走雪路，此种情况下，产品的成本较高，持续生产也面临原料不济的挑战。当时机器局的燃料为煤炭，菊地节藏打听到煤炭产自松花江上有200里的地方，由水路用船运至机器局和火药局，煤炭上岸处即应是炮手口子渡口。他在工厂里看到存煤质量较差。

尽管机器局厂房建设比较“节省”，但工厂“整整齐齐，很有计划性”。工厂管理由宋春鳌指挥，没有用西洋人，这让菊地节藏觉得“值得称赞”。但是，对这位“在美国留学5年，专修兵器学，人很温和”的宋总办，菊地节藏也不乏鄙夷，这主要是因为宋春鳌仍对过气的抬枪在当时战争中的作用抱有“幻想”。

但是对机器局的工人，菊地节藏给予了高度肯定：我观察了一下职工们的举动，以此来判断他们有没有学到西洋的规矩。我们一进工厂，他们虽然一下子都往这里看，但手都没停，安静地工作着。他们的行动敏捷而灵活，不低于我国的职工。其中，好的工人是从天津来的，其他的大多是本城人。我走过了整个满洲，直到这里才第一次看到如此有纪律的人，这是因为这个机器局是按等级来划分工人的。

在这次参观中，菊地节藏虽没有置身火药局厂区，但是却留下了一小段重要的描述。此前吉林地方史料中并没有火药局外观描述，所以虽是篇幅不长的小段，但却非常珍贵，：机器局的对岸高岗上新建了一个火药制造局。用白色的瓦围成围墙，用蓝色砖建了3个车间（机器局的车间为黑砖筑成）。东北角高高地竖立着一个大烟囱，一眼望去，极其壮观。这个工厂是在城市的东南方向，和城市斜对着，它比整个城市更气派。它的西边有个小院子，用白色砖建成，看上去十分牢固，应该是弹药库。

四、

在《满洲纪行-甲种本》中，除吉林机器局外，对吉林周边情况最不吝笔墨的是对兵营、火药库、谷仓、军事布防等兵备情况的记述。在菊地节藏的记述里，有许多情况与笔者既有的认知不同。如吴大澂固边的“督办吉林边务处”总部最初并不在吉林城，而是在宁古塔。直到吴大澂离开后，这个总部才移回吉林城，并由吉林将军兼任。

在吉林将军希元的管理下，吉林多个番号的军队被裁并为靖边军，靖边军包括步兵和马队，下设营、哨等分级，其中步兵：10人一什长，50人一哨长，100人一哨官，加上一名先生，一哨共有官、兵114人；5哨一营官，一营共有官、兵572人（含2名笔帖士）；马队编制小于步兵……值得注意的是在菊地节藏笔下，靖边军军制俗语也被记录下来，如步兵的营也叫“亮子”，显然记下这种内容的意图旨与日后战场交手有关。

通过菊地节藏的描写，可以大致知道靖边军有别于旧式八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方式，其服役、被服、休养、卫生、将校任用制度近代化特征明显，更类似于后来的“新军”。对这支部队的驻防分布、驻地营房、武器装备、官兵薪俸细节，甚至各部的长官姓名的记述，也让读者愈发感觉到菊地节藏是有准备而来，其观察的细致程度令人暗自惊叹。

在《满洲纪行-甲种本》中，菊地节藏对吉林城的后勤保障也有着墨，尤其是军火库和谷仓的记载。根据他的记载可知当时吉林城有2座火药库，位于“西山脚下官道右侧，砖建筑，长六间，宽3间”，对比地方史料，这处火药库当是《吉林外纪》和《永吉县志》记载的北门外老火药局。吉林城的谷仓有30座，位于“巴尔虎门内左侧，砖建筑，规模宏大”——虽只有寥寥数字，却给人给养充足的感觉。作为地方史料记载补充，军火库和谷仓的记述让人们对吉林城的军备有了更多想象空间。

五、

菊地节藏在东北的侦察活动中，记述了大量与地方各级官吏、差役之间的龃龉，在他看来中国东北的风气是封闭、保守、粗鄙的，官方不懂得外交往来，甚至连留洋归来的宋春鳌，度量、才识和开明度也难于恭维。其实作为现代读者，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他对东北官方的挑剔和批评——任何人的家里进了一群到处打听、窥探，又有些蛮横的外人，不产生起码的戒心和防备都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当时中国东北边疆危机已经出现的当口。当然，固化的体制，漫长的封闭，缺少必要的经验，确实导致了接待日本人的过程中，中方人员处理得不够圆滑。也许是自己也意识到这种问题，晚清时，吉林城终于设立了处理外事的专门机构——交涉司。

对中国东北的民风，菊地节藏也做了一些记载，他不无感慨地写道：满洲的风俗非常淳朴，还存在一些尚武的风气，却又不能不带着铜臭味的弊害……都觉得自己是皇帝的亲兵，不但心中感到满族，而且常对人夸耀……我经常问他们一幅、被子、马匹是怎么得来的。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都是皇上赐给我们的”。所谓的“淳朴”并非空洞定义，而是菊地节藏看到了很多生活细节，如：满洲男人都喜欢唱歌，一个人唱起来，整队的人都会跟着合唱。另外满洲人注重礼仪，日常社交的礼节繁复，对不同年纪、身份的人行礼、敬（旱）烟都有特殊的说道讲究。

作为外人，菊地节藏也敏锐地发现了东北地区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胡匪之患，在当时已经比较严重了。再如，“把抽大烟的坏习惯带入满洲的是那些高级武官，并非南方移民”，所幸吉林地方已经发现了大烟的危害并出现禁烟的迹象——“到处都贴着东洋秘方大烟消毒剂的公告书”，宣称这个禁烟产品来自日本。另外菊地节藏还发现东北地区盛行的早婚恶习导致矮个子特别多，不过当时吉林、盛京的情况要好于黑龙江。

菊地节藏还发现了满语（书中称方言）已被时代边缘化的情况，他发现在黑龙江，妇女和儿童日常交流使用满语，对官话只能听懂一点。到了吉林，懂得满语的则十不存二。比照《吉林外纪》中的记载，可以感觉到此情况比道光年间要更为严重。

尽管出现了汉化，但黑吉两地民众的尚武精神还在，菊地节藏在吉林“经常看见武装齐整的小男孩骑跨在驴子上，得意洋洋地走过……模仿军人仪表的行动在孩童中非常流行”。另外，菊地节藏也在东北发现了妇女生活得比较快活，没有南方妇女的诸多禁忌，举止和欧洲的女性没有什么差别。

可能对菊地节藏而言，记述活生生的中下层人士，是情报刺探的重要环节，是对未来可以预见的战争必要的信息积累，但是对笔者而言，这种见闻记述与只记载上层人物的史籍相比，更有声色，更为鲜活，甚至对上层人物的某些形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六、

由于《满洲纪行-甲种本》是菊地节藏侦察东北后呈交的报告，其中对东北地区水陆运输情况、贸易物产情况、移民管理情况、邮驿及军用道路情况、金矿情况、马匹饲养情况、粮食情况、新税收情况均有专题记载，其中自然不乏吉林的情形。尤其是他罗列了数十种物资在黑吉盛三地的价格比较表格，对了解当时吉林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

目前，针对晚清时吉林城的社会生活记载，多为档案式的史料罗列，《满洲纪行-甲种本》以游记的方式，生动地介绍了作者的见闻，更加之其中许多内容为史料所未载，故而作为地方史料的说明、补充和延伸，《满洲纪行-甲种本》对研究晚清吉林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