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陌生人写悼词的年轻人

23岁的崔馨月意外闯入了写悼词的世界里。

正在德国读本硕连读项目的崔馨月，两三年前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接单攒生活费。从2024年3月起，一次意想不到的经历让她开启了帮他人写作悼词的生活，找她写悼词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阶段。有子女委托她为逝去的父辈写，也有父母为孩子写，孩子为祖父母写，甚至有人要写给自己。

截至目前，她一共写了45份悼词。不断以旁观者视角回顾陌生人一生的经历，让崔馨月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她把写悼词的经历发在了朋友圈和社交平台，出乎意料的是，在社交平台上，这份经历收获了来自更多陌生人意外的关注和热度。

有人好奇如何承接这份工作带来的负面情绪，有人向她给出建议如何理解死亡、离世和哀悼的关系，也有人借着她的描述重新审视生命。

最近，她选择停下笔，重新想一想这45位委托人给她留下了什么。以下是她的自述。

找到陌生人写悼词

在去年以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频繁地在短时间内为陌生人写悼词。这几年，我在课余时间，一直接一些文字撰稿的工作赚生活费，写短剧，写年终总结，我经常把写下来的这些文字分享在朋友圈，也因此能不断接到来自老客户的订单。开始写悼词，来自一条意外的旧相识的请求。

2024年3月，春寒料峭，我刚回国休息。某一天的凌晨，我收到一条意外的微信消息。

“能帮我写一份悼词吗？”

这条消息来自一位保安大叔。“是给我儿子写，能帮我写吗？”他又问了一遍。他儿子确诊了癌症晚期，已经去世了。他说我是文化人，所以找到了我。

微信唤起了我遥远的记忆。高中时，我参加一个全国作文比赛忘记了带准考证，大叔是比赛地点的保安。他看出了我的焦躁不安，恰好他儿子来送饭，便让他儿子陪我骑车回酒店拿。结束比赛后，我回到保安亭加了他的微信，他热情地邀请我吃他儿子做的饭，我们坐着闲聊。

此后七年我们再未相遇，只是通过微信朋友圈见证着彼此的人生变化。他看着我从高中参加比赛、上大学、出国留学，我看着他盘下了一间小店，儿子也考上了自己向往的医学院。他总是在我的朋友圈下点赞、留言。我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一个和蔼长辈的存在。

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我瞬间头皮发麻。七八年过去，他儿子的脸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模糊，但他是帮助过我的人，我做不到拒绝。

约半小时的电话沟通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查询如何撰写一份悼词。我查遍了各种软件、网页上悼词写作的标准和范例，改了一版又一版却还是不满意。我惶恐承担重任，担忧自己写不好会让他难过。为了能写好这篇悼词，我提着水果去见了他一面。

走进他家前，我以为他会握着我的手恸然大哭，但他只是眼眶发红地一遍遍讲述，直到他问起我，哪一张照片适合当儿子的遗照。

家中的沙发上散落着他儿子生前的相片，我选了一张他高中时的照片。“儿子小时候我们家境不好，没有条件每年都给他拍照片，所以只有中学之后的照片。”他对照片留存的匮乏感到十分懊悔，话语因哽咽停顿数次。

看到那位哥哥的日记和照片时，我清晰地感知到这是我现实中接触到最近的一次死亡。

这是我写的第一份悼词，也是我花了最长时间完成的一份悼词。

除了委托我写第一份悼词的大叔，其余44份悼词的委托人对我而言，都是提笔之前未曾谋面的陌生人。

当我把第一次写悼词的经历发在朋友圈和社交平台后，没想到，越来越多的委托人找到我，希望我为他们的亲人撰写悼词。

写悼词和写其他的文稿不同，需要和委托人前后沟通许多事项。我一般采用电话沟通的方式，从开始沟通到结束写作，大约耗时两三天。但写作时间在其中的占比很小，我一小时就基本能写2000字。大部分时候，沟通时间比写作时间长得多。

我从没有询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找一个陌生人来帮自己最亲近的人写悼词。但我在一次次的默默倾听中似乎明白，周围快速喧嚣的环境和停不下脚步的生活，也许要求着大多数人尽快地从悲痛中走出来，隔着手机屏幕对着陌生人，他们不愿也无从启齿的一些心绪反而说得更自在一些。我在心底里觉得，有时他们并不仅是在和我阐述对悼词的想法，也掺杂着自己情绪的吐露。

除了保安大叔，我还在现实中见过另一位委托人。他是一名海员，常年飘荡在远洋货船上，居无定所。接到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信息时，船刚靠岸，离家仍然很远，最后他也没有赶上父亲遗体的火化仪式。

区别于其他的委托人，我和他打了差不多三四通电话。其实他对悼词本身的要求几分钟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里，他情绪完全外放地哭着，讲述他父亲的故事，讲述他这段时间生活的艰辛。

他对悼词的文风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最后交稿之后他也并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可这三四通沟通又是为何存在呢？我猜测，悼词对于很多内敛的家庭来说，更像为数不多一个直白诉说的宣泄口。

悼词的长度一般不长，一两千字左右，寥寥几句话实际上没办法概括逝者的一生。但倾听间，委托人和逝者之间的感情，会让我觉得被爱与被想念就是活过的一个证明，对于他们来说，悼词就是对生命的凝视和整理。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在写悼词的过程中，我只哭过一次。

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男生找到我，为他相依为命的爷爷写悼词。当那位男生和我沟通时，我深深地感同身受。他一字一句地描摹爷爷痛苦的模样，叙述着他如何艰难地做出了最终放弃治疗的决定。他看着爷爷被摘掉呼吸机，觉得自己的生命也近乎被抽离了一部分。我啜泣着，听他在电话那端的哭声。

我也是爷爷奶奶带着长大的，他们给了我幸福的童年。爷爷现在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失去了对时间和命运的知觉，现在也是癌症晚期，我觉得自己几乎是在和死亡争夺着他。

我现在一有机会就会给奶奶打视频电话，看一看爷爷的样子，哪怕他现在常常是嗜睡的状态。

写悼词多多少少地改变了我对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看法。我更珍惜在还拥有生命时去向周围人吐露一些羞于表达的情感，因为我发现许多和逝者有亲密联系的委托人，都常常带有不同程度的未宣之于口的缺憾。

去年9月回国时，我落地上海，当时正在苏州的海员私聊我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我在苏州一家面馆里见到了他，他看起来已经走出了哀戚的情绪，整个人心态积极了许多。聊天中，他给我展示了用父亲一小部分骨灰做的项链。他父亲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福建的一个小渔村里，出海时他戴着项链，就相当于带着父亲见一见世界，了却了父亲生前他没有带父亲看世界的遗憾。

崔馨月和委托人的对话。受访者提供

海员曾告诉我，他父亲在他的人生中一直扮演着一个沉默无声的支持者形象，他们很少彼此交流自己内心的想法，更没有亲口说过爱。

我父母是情感热烈的人，他们每天都会发信息告诉我德国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叫我宝贝，告诉我他们的爱。但相对于他们高频次的表达，我说出口的次数少之又少。但现在我更外露了，我不怯于和我爱的人说一句——今天我很爱你。

我也变得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陪伴。我曾用诗歌的形式写过一篇悼词。委托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为她患心血管疾病去世的外婆写悼词。幼时，她曾差点被重男轻女的父母送人，外婆把她留下来抚养长大，她一路求学的费用都是外婆打工挣来的。可在她大学毕业刚刚拿到第一份工作时，还没来得及分享喜悦就收到了外婆心血管疾病没有救治成功的噩耗。“我想用第一人称给我外婆写一首诗歌。”她这样对我说。

我也没有问她为什么要使用诗歌的形式。其实在和绝大部分委托人的沟通中，我一直保持着倾听者的姿态。40分钟左右的通话中，常常委托人自己就能说30分钟，我很少发表观点或者主动提问。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一直在我备忘录的置顶之处。有时，我感觉自己是逝者和家属之间的一个摆渡者，如果说逝者是一条即将入海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站在漩涡中央为他送别的那个人。

写完这40多篇悼词之后，我觉得他们也在治愈我，教会我一些道理。如果我不写悼词，我对人生的理解也不会如此深刻。

我不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反义词

去年12月，我选择了停笔，不再接下有关写悼词的任务。

在过去半年，频率最高时，我一周要写两篇悼词，这让我常常陷入低落的情绪里。我不想见人，也不想上课，待在家里时，我一个劲地看死亡相关话题的电影和纪录片。

写到差不多三十篇时，我甚至感觉死亡原因和逝者生平都大同小异，竟然不会产生认真共情委托人的想法了。到了四十篇左右，当我已经完完全全把它当成工作，此前作为摆渡者的使命感似乎被数量的累积消磨殆尽，我觉得自己变麻木了。我觉得是时候停下来，好好整理过去这段时间的情绪。

其实比起之前我写的一些任务性稿件，写悼词的收入是微薄的，目前是只收每千字100元。我更多的是把悼词当作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悼词对我来说也并不是一纸文字，而是记录逝者的过去，也见证生者的未来。

在我写悼词的这些委托里，有一份最特殊的，是委托人要写给自己的。这篇近万字的悼词，近似于传记回忆录。

“我想为我自己写一篇悼词。”那位委托人在找到我时告诉我。他去过全世界很多国家旅行，曾在伊拉克的一个家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陪伴那个家庭的孩子成长。去年回国检查身体，他发现自己已患上重症疾病，被告知时日无多，便希望通过悼词的形式及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在谈话间，他还是很牵挂在伊拉克的岁月。“但是我感觉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去看一看了。”他淡淡地说。

在电话沟通的三四十分钟里，他一直情绪很平稳，没有太多遗憾和悔恨。“死亡不一定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这是我在日记里为他写的一句话。在他的故事里，人生的宽度和高度已经远大于生命的长度了。我仿佛才真正意识到人生是有限的，而正因为有限才应该去追求意义。

“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在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收笔的那刻，我不由想起了电影《死亡诗社》里的这句台词。